1993年2月上旬，长安城的寒气还没有退干净，西安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八十八岁的张蕙兰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她把所有的子女都叫到了病床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出了一句话：“我死了之后，能把我和你们的父亲安葬在一起吗？”儿女们听了这句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纷纷含泪答应。
可他们心里清楚，这个心愿要实现，没那么简单，杨虎城将军是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遇害之后骨灰安放在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是什么地方？那是为了纪念为国捐躯的英烈而设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张蕙兰没上过战场、没有军功、也不是烈士，按照当时的规矩，她根本没有资格跟杨虎城合葬在一起。
组织批示同意的背后，是张蕙兰用一辈子换来的分量。
张蕙兰是陕西蒲城县孙镇东街人，1904年出生，她父亲张养清在距离杨虎城家十里远的地方开了一家中药铺，给人看病的手艺很不错。
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回娘家探亲时生了病，娘家人把张养清请来给她看病，张蕙兰那会儿经常跟着父亲四处走动，看到病倒的孙一莲有些可怜，每次来看病都特意陪她聊聊天，孙一莲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姑娘。
张养清看到女儿跟杨家老太太这么亲近，心里有了想法，他远远见过杨虎城一面，觉得此人气度不凡，将来必有大作为，一直想跟杨家结亲，他把这个打算跟孙一莲说了，老太太很高兴，写信叫杨虎城回来成亲。
可问题在于——杨虎城早就在外面跟罗佩兰结婚了，夫妻感情极好，根本没有再娶的打算，面对母亲的提议，他非常抵触，以带兵为由没有回家，张蕙兰这边也不愿意，可那个年代乡下年轻人的婚事，主要还得听“父母之命”，父亲都答应了，她只能去杨家等着。
这一等，就是三年，直到1919年，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杨虎城才正式迎娶了张蕙兰，婚后没几天，杨虎城就匆匆返回了军中，留下张蕙兰一个人在家里照顾老太太。
张蕙兰嫁进门之后才知道，杨虎城心里早就有了罗佩兰，她没有闹、没有怨，主动提出愿意当个偏房夫人。
后来罗佩兰怀孕，杨虎城担心自己照顾不好，就把罗佩兰送回了老家，他本来是希望母亲多多照拂，没想到张蕙兰跟罗佩兰处成了好姐妹，从怀孕到坐月子，一直是张蕙兰不辞辛劳地照顾着罗佩兰。
可惜罗佩兰红颜薄命，生下孩子没多久就病重去世了，临终前，罗佩兰把张蕙兰叫到床边，说了一段话——“你我本该是明争暗斗的关系，谁料到却成了这样好的姐妹，我的孩子交给你照顾，我才能放心地走，”张蕙兰含着泪答应了。
罗佩兰去世后不久，杨虎城又跟进步女学生谢葆真走到了一起，谢葆真接受过新式教育，年轻漂亮，跟杨虎城有很多共同语言，张蕙兰又一次被留在了家里，一边照顾病重的婆婆，一边照顾罗佩兰留下的一双儿女。
1931年，张蕙兰生下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杨拯仁，可她的心思全扑在了杨家的老老小小身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身患重病，张蕙兰日夜陪伴在丈夫身边，无暇照顾自己年幼的儿子，杨拯仁患上了猩红热，没能及时救治，夭折了。
那一年，张蕙兰才三十一岁，这件事对她打击太大，一度精神恍惚，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可家里还有那么多孩子等着她养，她擦干眼泪，继续撑了下去。
1949年，重庆即将解放，杨虎城遇害的噩耗传到了西安，第二天拂晓，张蕙兰把黑纱缠在了门环上，她没有声泪俱下，只是坐在院子里，低头缝补孩子破旧的棉衣。
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借来马车，亲自奔赴四川迎灵柩，棺木运回西安的途中，她把所有现银都拿去雇人修路，怕路况不好、尸骨再受颠簸。
1950年，张蕙兰在长安县青龙寺附近买下一片荒地，砖瓦、石碑、柏树、青松，全靠她四处募捐，她主持修建了杨虎城将军的陵园，历时六年才完成主体工程，1956年移交给了政府管理。
此后的几十年里，张蕙兰把杨虎城与罗佩兰、谢葆真所生的六个子女全部抚养长大，视若己出，这六个孩子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可每一个都叫她“妈妈”，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担任西安市政协委员和陕西省政协委员。
有人问她怕不怕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她笑着说：“兵荒马乱，日子总得过。”
1993年2月7日，张蕙兰在西安病逝，终年八十九岁。
子女们把母亲的遗愿报上去之后，陕西省政府很快就批复了——“准予与杨虎城合葬，”政府认为，张蕙兰为家庭、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她不仅是杨虎城的妻子，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
就这样，张蕙兰被安葬在了杨虎城将军陵园里，墓碑上刻着“陕西省政协委员张蕙兰之墓”，一个没上过战场的女人，因为一生的付出与坚守，被破例允许长眠在了烈士陵园里。
杨虎城一生有过三位妻子——罗佩兰、张蕙兰、谢葆真。罗佩兰是自由恋爱的革命伴侣，谢葆真是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只有张蕙兰，是父母之命包办的婚姻。
她既不是杨虎城最爱的那个女人，也不是跟他并肩战斗过的那个女人，可她却是为这个家付出最多的那个女人——从十四岁嫁进杨家，到八十九岁离世，整整七十五年，她把一辈子都搭了进去。
“批准”两个字，批的不只是一个资格，批的是一个女人用一生换来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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