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团队担负起建立和运营安全区的重任。

网易娱乐4月30日讯 （文/胤祥）在刚刚公布的德国电影奖中，《约翰·拉贝》【注：在本文中，以《拉贝日记》指称图书，以《约翰·拉贝》指称本片】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和影帝在内的四个奖项，而获提名无数，包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内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空手而归。这确实说明了某种问题。《约翰·拉贝》，作为具备一定思想性和话语生产性，并具备较好市场认可的电影，似乎英法西意诸国还没有如此的规模效应。当然德国电影奖（大致相当于奥斯卡或者中国的金鸡奖）颁给《约翰·拉贝》而不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政治正确或者某种新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在其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实际上就影片本身而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近年来最好的一部德国电影，但是由于它旨在批判和反思六十年代的内在伤痛，并没有提供一个想象性的解决，给提名而不给奖实属理所当然。 而《约翰·拉贝》的获奖，大约能够说明这部影片的书写方式是获得主流认可的。

“拉贝”在以往的中国主流话语空间内完全失踪。

“拉贝”是谁？

那么还是来讨论《约翰·拉贝》。很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之中更具备话题和讨论空间。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阅读《拉贝日记》以及没有做相关的史料收集，所以在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考的切入点，而暂且搁置更加具体的文本对比分析。最明确和直接的入口有两个，其一是上周上映的《南京！南京！》，我会在本文最后给出一个比较阅读；其二则是现在要分析的，拉贝是谁——

在《拉贝日记》引起中国思想界讨论之前，我相信若非从事历史学或者相关学科的人，大约对史实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东西包括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以及30万遇难同胞；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约翰·拉贝的安全区，以及约翰·拉贝这个人——在电影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这是另外一半的故事，而于我而言，这件事要从外部被告知，无论是通过图书还是电影，而非始自中国本身的语境，这件事本身就不无怪诞。因为就中学教材的写法而言，像拉贝这样的外国友人，仅就数量而言，他救下的人难道不比白求恩更多么，那么热衷于赞扬外国友人的教科书为何对拉贝只字不提——这就值得我们讨论了。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是，拉贝是纳粹党人，这是他永远不能洗脱的身份；其二，某种冷战思维和冷战逻辑的延续，因为南京是国统区，因为拉贝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勋章，于是，之前的《拉贝日记》出版和今天拉贝重新显影在此时看来，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后冷战意味的写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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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用纳粹党旗保护中国员工免遭轰炸。

《拉贝日记》的双面镜

于是《约翰·拉贝》就变得有趣起来。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恰好为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映照出中国历史写作方式的某种裂隙和某种变化，另一面则映出拉贝在德国本身的语境中的意义，进而在我们这里产生具有参照性的思考。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约翰·拉贝》中，拉贝本人的纳粹身份并不是被避讳了而是被强化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反转式的强化——纳粹党旗，邪恶的象征，却能作为无辜平民的避难所。而拉贝虽然自称是纳粹军人，不忘行纳粹军礼，但显然，影片是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塑造的。他最初庇护平民，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仅仅是出于“企业家”保护员工的责任，但是最终他一步一步承担起他的使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这个符号正好在视觉上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翻案么？当然有这个可能，于是影片为了政治正确，不停地调戏希特勒，并且安排了一个犹太裔的男二号，罗森（按影片演员表顺序，实际上我以为，威尔逊医生才是真正的男二号），通过他的讲述在片中强调纳粹屠犹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在电影里，通过画面呈现和对白交代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实验片，通常情况下“眼见为实”，那么这个翻案实际上是做实了：“纳粹”二字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的策略就变得很有趣，剧作将应当属于纳粹的邪恶，屠杀转给了日本，当然不忘安排一个善良的日本军官，而将最终的大反派赋予一个因为皇室血统而免于审判的日本亲王——这似乎带出了另一重反思，因为冷战的原因，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审判比起德国来说十分不彻底。然而同样因为冷战的原因，西德对纳粹的审判同样不彻底，但不是那些应该被审判的人，却是拉贝却遭到了审判，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的复杂。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了，于是暂且搁置。强调一点，拉贝遭到审判的原因是“与中国勾结”（见片尾字幕），这里某种后冷战的参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于是《约翰·拉贝》的自相矛盾和影片里生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在后冷战的语境中谈论拉贝这个人物，又要在德、中、日的语境中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民族主义者们可能找到的无数处“被伤害了感情”的地方，恐怕日本方面不能接受这种表述。当然我不能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导演和编剧自身的思考多一些，还是出于考虑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民感情”多一些，但是显然破坏影片结构的正是犹太人罗森和中国人琅书（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之间的一条生硬的线索。这一点随便做下叙事学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不提也罢。

镜子的那一面如此，镜子的这一面也相当的复杂。或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对拉贝的认同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思，当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失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回另一半的故事，本身就变得十分的吊诡。虽然拉贝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虽然中国人在这部影片中面目模糊，但是那些缺席的成分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呈现的东西，这个话题就更大了。当然《约翰·拉贝》作为电影，不是历史，只是故事——我只是在说，以这部影片提供的参照，我们或许能窥见我们历史书写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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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着重描述了主人公从普通人到英雄的嬗变过程。

《拉贝》比《南京！》更具故事性

最后说两句《南京！南京！》和《约翰·拉贝》的对比分析。这恐怕是现在和将来的讨论中难以绕过的的话题。《南京！南京！》并没有绕开拉贝这个人，但是拉贝在《南京！南京！》里真是面目模糊，或许陆川认为这是不需要交代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事实根本就长期处于匿名状态。另外则是，《约翰·拉贝》正面展示了强奸——尽管未遂，正面展示了百人斩少尉和他们的比赛——不得不说，尽管是从门缝里看，这个场面也比《南京！南京！》更有冲击力。话说回来，《南京！南京！》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大约是那一片像麦子一样倒下的中国士兵，相应地，《约翰·拉贝》里两段日军射杀战俘也不相上下。《南京！南京！》的问题在于剧作，《约翰·拉贝》的问题也在于剧作，但至少《约翰·拉贝》好歹还是一个故事，比《南京》问题少一些：如果《约翰·拉贝》能够把拉贝的两难处境强化一些，删去不必要的线索和人物，可能剧作上更加流畅一些，但是鉴于前面的分析，如果不能解决这个历史表达的困境的话，剧作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说白了，《约翰·拉贝》本意不是拍南京大屠杀，对它而言，南京城也只是景片而已，它的诉求是写人——写拉贝这个人，进而表达某种思考。这部影片的诉求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而是德国人的反思。如果如果有人说《约翰·拉贝》就是一商业片，对，它确实是一商业片，但《南京！南京！》也不是艺术片啊。要是有人说《南京！南京！》因为删减而如何如何，《约翰·拉贝》删减的部分估计也不少，确实很多地方不流畅。至于一定会被拿来比较的《辛德勒的名单》，那才是商业片和商业片。依我看，《约翰·拉贝》的讨论空间比《辛德勒的名单》还大一点，因为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中天然的特殊性。当然，关于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屠犹是“人类的灾难”，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这其间的话语斗争，犹太人的话语权，以及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位置，都是巨大的问题。

于是结论就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而言，一部高票房的、国际语境中的商业片，比十本学术著作或许更加有效，只要它能提供话题和思考的空间。一个读后感式的写法会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面对强权，他可以做出一些伟大的选择；一个广告式的写法会是，《约翰·拉贝》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各国评论一致激赏”（见影院广告）；一个批判性的写法是，《约翰·拉贝》在自我矛盾中展示了某种反思性——但这些都是结论，于我而言，这是一部颇具讨论和思考起点性质的文本，从这里进入，是更多的阅读，以及更有参照意义的言说可能。

作者：胤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