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刚刚成立15年之际，我们国家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景象。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开始展现出它的英姿。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成就，毛泽东主席决定在国庆时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各个兄弟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来华参加。为了办好这一国庆活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庆祝建国15周年的文艺活动，而其中主要的项目就是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这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诞生了。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这部音乐舞蹈史诗一定不会陌生，唱起其中的主题曲，依然会有亲切的感觉，仿佛回到了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红色年代。

此后的第二年，周恩来总理把有关音乐舞蹈史诗的负责人召集起来，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在中国电影史上，这部歌舞电影占有怎样的地位很难说。它的政治性、历史性都很强，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但深入分析你会发现导演在艺术构思上的创新与用心。

本来音乐舞蹈史诗的编导和演员，就都是从各地挑来的顶尖人物，可以说是荟萃了当时国内一流的编导、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各类艺术家。编导组以陈亚丁、周巍峙为首，音乐创作组组长是著名作曲家时乐蒙，指挥组组长是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舞蹈编导组包括了以查烈为首的29人。此外，参加演出者达3000人之多，其中有五大军区的文工团、北京的所有文艺团体，还有数百名工人和学生业余合唱团的成员。可以说，当时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那个年代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的结果。怎样把这样一个艺术成就极高、政治元素复杂的舞台剧搬上银幕，就成了摆在电影导演面前的首要难题。

首先，导演使用了一系列视听化的手段，突破舞台空间死板的局限性。比如开场的一幕，展现了人们从长安街，到天安门，到人民大会堂，再到演出现场，通过一张《东方红》节目单，出现电影的影片名。这一系列的导演构思简捷有效，逐渐把观众拉到舞台的氛围当中，又极具视听魅力。

开场以后，导演首先交代了管弦乐队的情况，随着镜头的跟进，《东方红》音乐主题的开始，随着歌曲的开始，一个大的升降镜头突然从乐队指挥的全景降到整个合唱乐队的大全景，这一个镜头足以使观众被强烈的试听刺激所震撼。加之大幕的徐徐拉开，从全景到舞台近景的推镜头的使用，舞蹈还未正式开始，就做足了观众的观影期待，这在一部几近50年前的电影中出现十分难能可贵。另外，运用电影的艺术特点，经常穿插诸如北斗星等具象，更好地实现舞台空间的突破。

我们知道，一部舞台剧改编成电影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空间的突破，更在于使用怎样的镜头和剪接来展现舞台艺术效果，表达创作者的意图。

观看舞台剧的时候观众的视角是固定不变的，而电影可以从多个视角观看，而且可以运动观看舞台上发生了什么。这就要求导演要有极为丰富的分镜头经验和视听表现能力，不能把一部舞台剧拍的如死水一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部电影做得极为出色，很少使用固定镜头，经常把摄影机置于舞台上，随着演员的调度来回移动。

当情节发展快速的时候，导演甚至在一个唱句中来回剪切几个不同的镜头，造成冲突感。要知道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摄影机极为笨重，每一次机位的摆放都很费时费力，导演这样不惜工本地拍摄，的确一点一点地积累起这部电影优秀的视听表现，使得这部电影在今天看来依然不失艺术水准。

这部电影中出现的名角也不少，如才旦卓玛，马玉涛，胡松华等人，当年都已经成为深受喜爱的艺术家。本片的导演王苹也颇有传奇色彩。她是中国的第一位女导演，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等师范高中师范科，1935年出演话剧《娜拉》，同年进入西北影业公司当演员。七七事变之后，出演了一系列抗日剧目，并先后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中饰演角色。新中国成立后进入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成为为我国第一个拍摄战争军事题材影片的女导演。后来拍出了《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系列深深留在那一代人心中的好电影。这部优秀的舞台音乐电影史诗，也是她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艺术遗产。

1965年9月18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后，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映。最后这部革命史诗音乐舞蹈电影，终于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不朽之作，成为文化大革命到来前中国电影的一个句号。

之后的十年文革，将“十七年”的整个文艺全部否定，电影更是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电影事业受到致命地扼杀和打击，在没有一息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