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Azure）婴儿潮那一代的人是永远也放不下伍德斯托克的，但为什么他们要放下呢？伍德斯托克可以说是最能定义上世纪60年代末的盛事之一，而且它还拥有那么美好的结局。

1969年的8月15日至18日上午，数以万计的人们，聚集在纽约近郊那个可爱的牧场中，一边倾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几位摇滚巨星的动人音乐，一边享受着合法或者不合法的一些乐趣，在雨水与泥泞中，在精疲力竭以及饥饿的阵痛中，感受着一个巨型团体的团结与驱散，而这一切，都是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1968年芝加哥市发生的那场暴力骚乱之后的一年，所有的年轻人的大型集会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伍德斯托克在当年的举办可以说是一次不小的意外。虽然最终这个音乐节并未如创办人最初的计划那样进行——就像他们在口号中所说的“和平与音乐的三天”。但伍德斯托克依然是一次愉快的集会，特别是经过那么多人的回忆之后，但在当时，纽约市却把它形容为“一场灾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40年后的今天），伍德斯托克听起来却更像是一场侥幸的成功：一次充斥着泥泞，凌乱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优雅的成功。这是一场开始即意味着终结的聚会，所有天真派的一个假期。参加伍德斯托克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大学生、艺术家、工人以及政客，当然还有羽翼渐丰的嬉皮士，而他们也把他们那迷幻（药）的生活方式带到了现场。

那场唯一的伍德斯托克依然闪耀着玫瑰色的光亮。它是限定的，但同时也是笑嘻嘻的，与当时社会大环境中的越南战争、种族矛盾、以及不断被提及的代沟问题可谓大相径庭。伍德斯托克的自由（free）可以说是有两层含义的：一个是你可以自由出入，因为它是免费的（就像Wavy Gravy所说的“同时为40万的人准备床上的早餐”），而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一种自由解放的意思（包括滥用药物及彻底摆脱衣服的束缚）。

一些愤世嫉俗者也许会认为，这场所谓的“和平与音乐”，只不过又是那些被宠坏了的婴儿潮一代，如何在富裕经济的大环境下为所欲为的又一例证。那些伍德斯托克的参加者，所带的行李中药物比食物更多，参加一场免费的演唱会。而当音乐节的创办人不能再应付越来越多的人的后勤问题的时候，政府还是出面帮助了他们。

虽然如此，伍德斯托克还是把所有参加者的人性中最善的那一面带来出来——最初买了票的人，和那些没有买票的人，音乐人、政府派出的医疗队伍，还有警察，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仁慈与协作精神。人人都只是为了在那个周末得到放松，所以人们互相之间非常友好。音乐人为有可能是他们这辈子最多的观众而卖力演出，当地的居民和警察保持让现场的人温饱以及健康。有报道指出，在当时几十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把警察称呼为“猪”。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有个疯子拿着一把枪来到了伍德斯托克，那么一切的一切都将改写。就像四个月之后的那场The Altamont音乐节一样。幸运的是，这个疯子没有在伍德斯托克出现。

在伍德斯托克结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知道这场音乐节将会充斥着传奇：一种精神、一次大团结、一种理想，虽然很虚无，却又非常生动。在1970年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切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这部电影同时也教会了后来的人，伍德斯托克的附属利润可以是非常丰厚的。虽然音乐节本身是蚀钱收场，但这部电影已经帮它赚回了几倍有余）。

对于真正相信理想的人来说，伍德斯托克确是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象征。它是关于制造爱的，而不是制造战争。但无可否认，伍德斯托克同时也代表了，一大群人在一场摇滚演出中飘飘欲仙，比起真的努力工作改变世界要容易得多。

伍德斯托克及其后来的复制音乐节，彻底改变了摇滚音乐会的规模。自此之后，乐队渴望从仅能容纳几千人的剧院，移到那些巨大的体育场。而音乐为了能适应那些巨大的体育场馆，亦被迅速扩展，或者可以说是膨胀。70年代早期就净是那些动不动就10分钟以上的solo以及一些愚蠢的长篇音乐。而仅仅几年之后，这些东西就被朋克摇滚取代了。

伍德斯托克依然是不同的。它，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小就在温室中长大的婴儿潮一代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次冒险奇遇：泥泞、混乱、眼花缭乱、大雨滂沱、不确定，有时狂喜、有时剧痛。参加者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的观众，他们还在合力向这个世界证明着什么。他们证明了——嬉皮士们终于在一个周末里，实践了他们一直以来奉行的“爱与和平”的信条，但这一切都是转瞬即逝并且非常天真的。这些天真的理想根本经不起日常人性的考验，或者是实用主义的推敲。但40年之后，伍德斯托克所掀起的激动依然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