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之歌》是文革期间流传最广的一首知青歌曲。它反映的是江苏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是对当时社会思潮最直接的一种呈现，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南京之歌》的出现，也是当时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而歌曲也因为触动了当时无数知青内心暗涌的潜流，一时间以口口相诵的形式传遍大江南北，并在1974年至1975年达到传唱的高潮。

《南京之歌》原作仅有三段，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无数知青的加工创造，曾经一度增至七段。其中流传最广的还属第三段：“跟着太阳走，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这首歌在1971年后，随着一部知青的入伍，也被带入了军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扩大了它的流传。

《南京之歌》的创作者叫任毅，又名任安国，南京市八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至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随着上山下乡初那种狂热激情的消退，任毅也和其他当时代的知青一样，逐渐陷入到一种失望和失落的情绪中。而在前途渺茫、回乡漫漫的岁月里，很多知青也都像任毅一样，以弹唱歌曲的形式，来排遣心中的忧郁和思乡情愫。

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知青歌曲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最终创作出具有知青心声代表性的歌曲《我的家乡》。歌曲深沉、缓慢，从音乐的表达的内容来讲，与当时“春风吹、战鼓擂”的主流基调完全迥异。歌曲中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远大理想；既没有对领袖形式主义的歌颂，也没有对祖国心口不一的赞美。它只是表达了知青们对故乡的眷恋，对亲情的思念，以及对爱情的向往，突出的是一种强烈的时代失落感。任毅的创作完成后，作品很快因为对知青情绪的捕捉和通俗的旋律，而以手抄本的形式互为传播，并被改名为《知青之歌》。

1969年8月，前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以小合唱的形式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由于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为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处于严重对立的非常时期，莫斯科方面频繁的演唱此曲，无疑也是逼着此前“默默无闻”的任毅，走到了政治的风尖浪口。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批判专栏，很快出现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南京之歌》也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1970年2月19日，任毅被持枪的军警逮捕，5个月后，以“破坏上山下乡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最终服刑10年，于1979年被释放。

如果说任毅的被捕是时代造成的悲剧，那么《南京之歌》的流传，则同样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当一个时代的音乐，从服务于政治到听命于政治，这样的文艺政策，实际上也早已经背离了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精神。最重要的是，由于这样的文艺政策还背离了对群众生活真实的反映、对人性的一种传递，同样会因为对这两者的压迫日深，终有一日会遭受更为强烈的反抗。而《南京之歌》就是爆发的结果。

《南京之歌》不仅在知青中的影响深远，实际上它的传播形式、它的表达内容，同样也在新时代的中国开了许多先河。首先，《南京之歌》的流传，因为缺乏主流的宣传平台，它自始至终都是在群众范围内，以传抄的形式进行流传，这种手抄本文化，在八十年代诗歌初兴的岁月，以及港台流行音乐刚刚传入大陆地区的时候，同样被继承了下来。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还不能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时代，这种传抄方式，就这样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形式，满足了无数青年渴求新知识的愿望。其实，《南京之歌》其中的一段歌词，直截了当地唱出了“吻别”这样的字眼，这对当时那个只有革命而没有爱情的时代来讲，不啻于是一种人性的唤醒，而爱情在很多时候，都是时代革命的转折点。最后，《南京之歌》里所展现的自省精神和理想主义，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摇滚乐的先驱篇章，它和后来出现的《一无所有》，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内容，但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某种限制，从而回归了音乐创作最自由的状态。

至此，《南京之歌》又哪里仅仅只是“南京之歌”、“知青之歌”，它实际上更是一首属于中国人的“理想之歌”和“青春之歌”。

（文/爱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