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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导演黄建新接受网易娱乐独家专访。

网易娱乐6月15日报道(文/3pinky)《建党伟业》终于在6月15日登陆全国银幕,因为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的献礼电影,因为前作《建国大业》创下的明星主演记录和当年票房记录及其带来的后续效应,从开机至今,《建党伟业》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甚至大多已和电影本身无关。

在政治作业和电影作品两者间,导演黄建新明确地倾向了后者,“第一部我来得晚,还有点作业的性质,而第二部实际我已经完全准备把它变成一个电影作品。”赶在建党周年庆之际上映,无疑会为电影带来最大化的收益,但他自信,这个片子“不在这个点放也行”。《建国大业》时,导演们压力巨大,“咱们两个人下了那么大的劲,一个号称是制片人协会的头,一个是导演协会的头,动用你们两个的资源来,拍了一个赔了,这事太难看了。”前作的成功为《建党伟业》铺垫充足,他们的压力只是“拍好拍不好”。在这次对话中,黄建新细数明星策略的进化、主题与方法的确定,以《建党伟业》为例,示范主旋律大片艺术、商业自由度的双赢,“从建构的初期,它跟那一部的着眼点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因为这个电影从原点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在任何档期演的电影的时候,我就是在一个正常的工业生产的过程完成,完全没遇到过你们说的问题,大家总是觉得主旋律电影可能遇到这个那个问题,这个电影是在一个主流电影市场的运作范围内生产的,跟那些假设都没关系。”

主旋律大片的进化论--《建党》和《建国》选演员的方法不一样 更年轻化

《建国大业》的明星策略让“数星星”的趣味盖过了普通观众对主旋律电影挑三拣四的习性,一个国有单位拍国史、党史,同时亦要遵循市场规律、争做票房大片,戏里戏外必有很多说不明白也不便多说的内容,但用演员的表演说话是最不冒犯也最亲近人的方法,《建党伟业》照搬前作方法、打好明星牌似乎易如反掌,导演黄建新从头谈起这一策略,从《建国》开拍之初只有十来个大牌到百位明星加盟,导演们在意欲迎合观众的前提下大胆扩张阵容、最终形成话题和敦促剧组精耕细作的动力;《建党伟业》的发展与变化在他看来,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但视野更开阔,目标也更大。

网易娱乐:《建党伟业》和《建国大业》都是主旋律献礼大片,方法上有什么异同?

黄建新:主要还是电影形态方面很大的区别,《建国大业》举个例子来说,它像是现在探索频道历史再现节目的那种拍法,因为有专业演员出演,就加了一些细节来完成,这些细节不是靠采访或旁白说的,它是演员演过来的,那个情节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不完整的,这次拍建党一开始就要避过这个问题。由于历史片编年史的特征,它会分成三段式结构,用一些艺术加工来支撑。两个片子共同的地方是,都是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史上诸多著名的、极具个性的人物都在里面出现,这就让很多演员虽然戏少,但很精彩,提供一种可能,一个庞大的题材能让很多好演员介入。

网易娱乐:您在发布会上说过《建党伟业》比《建国大业》更好,不容易让大家光顾着数明星。组成演员阵容的操作有什么不同吗?

黄建新:《建国》的时候是这样,我当时也来的晚,一些方案是临时性的,随机变化的比较多,比方我从香港被紧急召回到北京,跟韩总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说必须得开,因为9月份必须演,倒算时间不开就演不了。那要演怎么办呢?就得开。那个时候只有著名的十几个演员,离开拍还有半个月。后来三个导演跟我商量以后决定扩大这个阵容,这可能是一个方法。因为我们要找到观众会对这个电影的注意,以前他们不注意。我们要找一个方法,因为我们觉得这段历史还是好看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的视野开阔,以前很多不能说的,不能表现的东西都可以表现了。所以大家才说陈坤演得精细。他不光是演员,他可能跟内容也有关系。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春节以后就开拍了,春节开拍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已经得到了30多个很优秀的演员,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同意。

这样我们就开始联系自己彼此熟悉的演员,然后用我们的想法跟大家谈。因为那时候那个剧本拿给大家看是很困难的,就是得靠导演去阐述想象。所以很多演员是没有看过剧本,是靠我们电话里拿嘴说,“你要拍这个怎么样”,后来就来了。等我们有了30多个一线演员的时候,突然这事变得不用打电话了,大家都会来一个电话,“有我合适的吗?”这个事很快就印证了我们那个方法,很快就变成一个话题,一直从开始被关注到影片上映。至少从产品推销的意义上讲,它是最高层面的一个方法。这个电影就受到空前的注意。以前我跟三个导演算过一笔帐,我们认为我们拿到六千万或者七千万票房就应该是很漂亮的东西交出来,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带来的媒体推动,到南京我们拍了几场戏以后,就是总统府那场戏,蒋介石上任了,从台阶上走下来,还有他在音乐厅跟蒋经国的那段戏,延安的部分是在北京就拍完了,把这些戏顺起来一剪,双方产生的那种感应我突然觉得这个电影好看。

大家没有分析过剧本不容易发现,其实《建国大业》特别难拍,毛跟蒋在1945年见了一面离开以后在戏里没有再见过,这是完全不符合电影的,电影必须是两个永远在一起,永远在斗,或者是他们的矛盾,他们的冲突。没有,就是45年干杯喝了酒就再不见了。你必须靠营造双方的心境、情绪或者双方那些领导人他们的胸怀,他们精神状态的对白,然后产生观众联想。等于我们拍了这个以后往一块一接,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的共产党这边是活泼的,轻松的,国民党那边是有点没落,有一点点悲哀。这个接起来情绪对立慢慢产生,等于把那拍完以后才突然感觉到。然后我们俩就挺高兴,到上海一拍完,就觉得应该是过亿了。

所以那时候网上传一个笑话韩导演说一亿八他要裸奔。那时候是一个梦想,后来到全片完成在北京做了试映以后,院线就很高兴,因为那天放了大家鼓了掌,后来觉得能过两亿,但仅此而已。

网易娱乐:但光是那样打明星牌还是有问题。

黄建新:对,然后就到了四亿多。当时就停不住了,到了四亿多。其实我们知道电影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戏的人物冲突一直都在,它从更加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具备了一个观众阅读心里的心理需求。那个电影其实是有一些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是通过其他的组合,比方说众多的明星把你这个需求更冲淡了,它均衡了那样一个东西。这个电影(《建党伟业》)做成完整的剧本以后,我们选演员的方法也变了,最早的时候把剧本发给演员,我们认为这个演员好就给他时间,如果他能来就做充分的准备,这样就等于永远进来的是角色,而不是明星。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了那样一个方法。再加上1911年到1921中国这个历史时期有点象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奇人无数,每个人都极具戏剧性,这样他们身上具备那种传奇和戏剧性,就使你很容易注意力集中,然后你看到这些人物内在的那个结构关系,就容易一环一环看下去。特别它还有一些很激情的,年轻人的那种青春激昂的段落,会让你看得很激扬。

网易娱乐:你之前也说,其实挺多演员你都不认识?

黄建新:对。其实是年龄对他选择的层面是有影响的,我们这次要诚心突破这个,所以我选演员的小组是一堆年轻人,就找了一批二十五、六岁的人帮我选。举个例子,韩庚来了。那天韩庚去拍那个戏,来了一堆人在底下来看。然后我们摄影师在旁边问,韩庚是谁啊,韩庚好像我听过,在韩国。我们是在北京一个酒庄拍,酒庄的小姑娘一大群就在楼底下堵那个楼梯,然后说,看样子我们(年纪)是有点大了,韩庚都不知道。好象是很火很火。可能我以前选的是40岁,45岁,他们选的也都是这个,也可能比我年轻一点,但是跟那个观众群就会有距离。那天晚上回头我在网上把韩庚点了一下,一点吓了一大跳。他条目上的数目字多得不行,上千万。

网易娱乐:有点要有意吸引年轻人的意思。

黄建新:对。好象我们网上有一个工作状态的预告片一样,我们剪接很年轻,是一个香港人,以前我跟陈可辛剪那个预告片的,他在美国读的书,他就编了一个给我看,我说挺好看的,他就放网上,结果没想到跟的贴那么多,就是年轻人,说我一定要看看这个电影。他表现那些年轻人在工作状态的感觉。

其实应该选择观众熟悉或者喜爱的那个对象作为他的交流对象。我也可以选我们认为合适的人,但跟年轻人有距离,除非他把我征服掉,演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他的演技高超,我通过观赏征服你;一个是我特别喜欢他,他的缺点我都可以原谅,(年轻演员)就属于那种,那种亲近感是先天多一点。这是我们这部戏的一个方法。我们其实应该把目标、视野放得更大,要让现在年轻观众更亲近,他们容易为他们去看。因为这个电影猛一看,是讲一段政府的历史,年轻人可能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已经读了,你要形象地展示过程给他们“其实是不同的”,完全是给他们更大的感性上的或者情感上的感受。你光讲意义这有点苍白,你必须让他进去,他可能看完以后也会觉得很好,这有一个坎。解决这个坎的方式有很多,你强大的班底,你有强大的明星,你有他更亲切的那些演员,这样使你的坎变得很矮,很容易近。这是我们当时讨论时候的方法。

网易娱乐:年轻的演员也有一个问题,像几个演员也讲过,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背景根本没有听说过。

黄建新:那没事,那学习嘛。

网易娱乐:作为导演,你担心他们的诠释能力吗?

黄建新:应该不会。你说我对那段历史能够掌握多少?也是一开始补课。演员他们拿来小传看完以后,读到相关的东西他们都很集中。那个里头最感人的是年轻人的无私无畏,那些爱国的情怀。我们都是在大学里找学生来,很单纯,那种群像很感人。这个工程量大到你们不可以想象。有一天我在横店拍“五四”的过程,张嘉译(饰李大钊)站在黄包车上讲“今天的行动是光荣的”,预告片里都有那个镜头,那个镜头的背景和前景划过了九百多人,将近一千人。就是为了说镜头饱满。然后一千个学生来了以后,有些东洋的学生很奇怪,跟上海北京不一样,男孩子留很长的头发。我就跟他们副校长说不行,必须得理。这难了,他们可喜欢留这个头发,那没办法,必须得剃。好,去做工作,然后化装组就去了。推完了,拍完了,晚上找我,说导演请客。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今天这只手剃了二百多个头,我现在僵硬的不能动,你要请客。我说请客请客。那个工作量大到你都想象不到。那场戏整个过程拍完,用了三万人次的群众演员。任何一个背景都是几百几百,有一个镜头大概重叠完了,特技做完是一万多,这样才能把那个感觉拍出来。这些看起来简单,这是不用特技的,是真的来组织的。像我们看过去老电影,《英雄儿女》那么多人,我们有时候看《英雄儿女》说这个电影现在拍不起,一算人就不得了,其实我们这部戏的群众演员花费是巨大的。人家拍一天戏两顿饭现在盒饭在横店就得50块钱,你再付一点点补贴费,一个人就得一百多。三万人乘一百算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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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删戏的说我欠了很多——媒体给我起名“剪刀手” 感觉我是在剪人

因为明星众多,篇幅有限,谁抢戏谁删戏也成了片子的话题之一;在《建国大业》里镜头一个不留的吴宇森也曾玩笑地委屈过,影片每出一次预告片,记者们莫不是暗自数着人头,从初剪版三个小时到目前两个多小时的公映版,黄建新自己也说“我们剪了十几个人的戏,我说的十几个人可不是剪一点,要被剪掉几场的多了去了。”这十几号消失的神秘明星让黄建新落了个“剪刀手”的外号,说来他也觉得有些不公平:“服从电影的基本规律,导演最后是忍痛割爱,咬牙做呗!”作为导演,不能让枝桠的精彩对戏的整体产生歧义,那些“亏欠”的人,他说,可能会在鸣谢中感谢他们的支持,好事的我们也许只有这样再去数数那些消失的人了。

网易娱乐:之前有很多明星都会发消息问你我还在吗,现在片子上映了,大家大概都知道自己戏还在不在,被删戏的还会不会跟你发消息交流呢?

黄建新:偶尔有些场合碰到以后,说你欠我的了,欠下很多。

网易娱乐:这十几个人因为什么样的缘故被删?

黄建新:那是我以前一个想法,刚才我接受采访也说了,后来又提醒我说,其实这样不公平,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如果一个角色呈现在完整的电影中,它因为前后的关联关系,情节关系,情景关系,你可能觉得这场戏很精彩,你单独出去,你放在公众的地方它会作为评价对象,这个就是不公平。因为你没看到那个前后关系,单独看,可能就是说这个怎么样了。我接受这个意见,那还是别放了,不要产生这歧义。本来你是要表达一个敬意,结果产生歧义。就不放了。我可能会在鸣谢里感谢这些人对我们的帮助支持,但是不会署角色名。

网易娱乐:经过《建国大业》的成功示范之后,《建党伟业》的明星还用自己亲自去联系吗?

黄建新:我们会联系,还是要找,但是一般都很爽快答应了,还是要找。第一我们觉得谁合适去跟人谈,第二 好的演员不光你说你想拍就来了,他要你讲给他你怎么想这个角色,你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物,比如陶泽如演的张勋,你们将来会看到他演得极其精采,就是那辫子军,复辟的时候,他跟溥仪、溥杰的关系,那两个就跟皇宫的古惑仔一样,给他辫子上拴个风筝让他跑,结果风筝把他辫子拉起来了,紫禁城里跑,风筝放得可好了。就是他对皇权的那种忠诚,他演的很好。你还是要跟他谈,因为你觉得他最合适,他会问,你为什么觉得我演这个合适,你要讲明白,他认可了这个角色他会努力的去准备。我说这批演员好,就是他在瞬间就能抓住你。一两个镜头你就跟着他走。

网易娱乐:请演员来的时候,大家有沟通过,说不管最后删不删都还是要来演的吗?

黄建新:我们谈的大部分我们都请来了。有些演员还特殊,在别的戏正演,问我的意见我说我特别希望他来,我们制片组就跟人家剧组商量,人家还腾出时间给我们拍的,最后还给人剪了。也有这种事。

网易娱乐:能说是谁吗?

黄建新:到时候再说,不能说太早了。我为什么说有歉意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很感动,我们出过一次重大的失误,我们全片先拍的南湖的和一大的戏,我拍了十个工作日,我拍这么多年电影我认为万无一失。居然没有想到我们的设备,新进的两个德国镜头有问题,全是虚的。我十个工作日要补八个半工作日,但是你看这一大里的代表在各个组里都是男一号,都是男主角。这怎么办?开始跟人各个组打电话,怎么也得给我挤出三到五天,我们不休息,往回追。全国大概有11个组为我们停拍了一天到三天。所以我在昨天晚上北京搞的仪式上,我说了这件事,感谢全电影界和电视界对我们的支持。你想多么不容易,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技术失误。陆川都快神经了被我搞的,一会儿刘烨回来补一句词,一会儿刘烨回来补一场戏。刘烨一跑,陆川没得拍了。因为这个题材重大,还是各方面都重视,大家都理解,都给支持,巨大的支持。

网易娱乐:有人表达过没演成《建党》或《建国》会有挫败感吗?

黄建新:应该没有。很多我熟的演员也没来,是他们当时真的来不了,合约在身完全挤不出来。也不光是这个,因为我还有一个生产计划,你必须那几天都给我。这次严格按那个故事走嘛,你那天不给我我整个就乱了。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说那几天没事,这个人来不了换两个人,走过场就完了嘛,你只要盯住几个主角就完了。这次不是,每个人一个坑,你不能来我全部计划都乱掉了。虽然我尽可能搭了更多的景,比如我那天讲,我已经把北大的红楼,五楼层都搭到摄影棚里去了,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演员来参演,为什么?因为你搭外景,今天交通的状况不允许,明天北大有活动不允许,今天那个不行,你就不能想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拍。所以那种五层楼的校门都搭了,搭了很多很多景。即使这样你也必须按时拍完,你不可能无限制的。

网易娱乐:大家都在议论被删戏的人,你会不会有压力?

黄建新:其实也没什么压力,我也说了导演就是两个选择,我在这个故事的长短里总要有一个选择。比如我刚才说我们剪了十几个人的戏,我说的十几个人可不是剪一点,要被剪掉几场的多了去了。我是说彻底就没了这个角色,那也没办法,那就是服从电影的基本规律,导演最后是忍痛割爱,咬牙做呗!你想我第一次剪吴宇森导演,那是多难的事,那是我的偶像。剪还是不剪。犹豫了两天。先打个电话,对不起导演,你被剪掉了。导演笑了,说黄建新你不用跟我解释,我是导演我知道,这我理解,弄得我们俩很感动。

网易娱乐:但是外界对你下剪刀有很多误解。

黄建新:那也没办法,这事你越解释越乱。我只把原则跟大家一说就好了。这次的时间充足嘛,等于我犹豫很久,逼到最后一天说你不剪就不能往下进行了,你要混音,你要干吗,那个时候才最后做了决定。所以我现在这个剪刀手的名称有点不好,不应该给我起这个名称。媒体给我起个“剪刀手”,感觉我不是剪片子,我是剪人。后来我一想他们大概说的就是美国片有个《剪刀手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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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总认为主旋律电影可能遇到很问题——完全没人管 就这么拍完了

《建党伟业》的关注度有多大,争议性就有多大,但除去映前发生了一些让人似解非解的事情,它本身依然是一部遵循着电影艺术创作规则和市场规律生产的作品,作为商业产物放在货架上值得购买,创作手法也有可推敲品评之处。在黄建新看来,人们从一开始就猜错了,“第一部还有点作业的性质,而第二部实际我已经完全准备把它变成一个电影作品”。《建党伟业》说的是“历史的选择”,“从建构的初期,它跟那一部的着眼点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因为这个电影从原点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按在一个正常的工业生产的过程完成......大家总是觉得主旋律电影可能遇到这个那个问题。没有!完全没人管,就这么拍完了。它在另一条路上走着呢!”

网易娱乐:这部电影要为建党90周年献礼,在外界看来,这是个作业,但它对你来说又是一部电影作品,你怎么平衡作品和作业的关系?

黄建新:第一部我来得晚,还有点作业的性质,而第二部实际我已经完全准备把它变成一个电影作品。这部电影赶着这个点(建党90周年)也可以,往后错也一样能看,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它要用什么样的编剧、故事、演员、什么规模的制作,适合什么年龄段的人看,赶上这个点它是一个最大化的点,不在这个点也一样放。

网易娱乐:我们说“建党”,联系到的都是1921年左右的事情,为什么片子会从十年前开始讲起?

黄建新:《建党伟业》实际上是历史题材,希望讲成“历史的选择”。其实在那么纷乱的十年里,我们还可以从1840年讲起,但一个电影就容纳不了了,所以只好把前头虚掉,在辛亥革命,就是因为清王朝到了末年已经不行了,八国联军在进来,中国就变得脆弱无比,那时候不同的救国愿望和方式都出现,那时候中国到了一个畸变的年代,也是充满极强的戏剧性和特别具有个性的人物,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地方开始写,会占有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先机。从这里开始也自然地连到1914年的一战,一战有一个特别荒诞的结果,就是因为在欧洲的华工参战,我们变成了战胜国,已经有70年被别人欺负得不行了,突然成了战胜国;而我们在成为战胜国的过程中,日本又占领了德国在青岛的要塞,不但占了,还要求我们给出很多地方矿产99年的租约期限,一战实际是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但就是战胜国这一点点的希望就让举国欢腾,那一天政府代表从北京车站走的时候是万巷皆空,全都去车站送,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这就引发了五四运动,这也是第一次性以知识阶层-也就是一帮对未来开始保有追求希望的人组成的运动-后来也带动了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层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这一段也是对我们的学习,1919年中国已经有387个政党,中国无数政党都在说我要救国,到1924年就有2000个政党,这个戏在1921年诞生了一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全国只有56个成员,这个政党只用28年就把政权拿到了,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里头,除了容易写成一些人的传记的时候,也要表现这是个历史的选择,,为什么在387个政党里最后选择了这个政党,这不是几个人能完成的事,这是巨大的民众心理。这个戏,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有两个:它有中国最富有变化、最好看的历史阶段-前头有春秋战国,这一段有北洋军阀混战;而且这段是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你看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家都出现在这一代,这也是电影得天独厚的题材,有那么多资金资源去拍,当然是好事。这样选择对了,就能真正建立一个电影的展示过程,就是说,电影要有电影的叙述,不仅仅是台词,还有视听的语言、它有它内部的结构、场面对你的影响限制你的联想,等完成了这个之后你就明白这是一个电影,在这个档期会有最大化的收益,挪开也没问题。任何档期都没问题,而且也不会差。这就是我们想走的方向。

网易娱乐:能说下编剧的选择吗?董哲和郭俊立并不是那种“体制内”的编剧,网上对董哲的介绍还说他是写穿越小说的。

黄建新:从《建国大业》起董哲就一直陪着我们工作,我们有什么想法他就来写,这个小孩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的人,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是一个极为近代史着迷的人,你们网上说这种迷那个什么词来着(近代史控)。他就是活字典,你现在问他,几年几月几日发生过什么事,他就在那儿晃晃,“大概我记不清了,前后大概一个星期发生了几件事”,然后哐哐哐地跟你说一遍,而且他的叙述是带有今天人看过去的事时他喜欢的重点,事情可能有两个重点,以前的人可能觉得这个点重要,他就觉得这个重点有意思,随着历史的冷静,它的重点会转移。年轻人的介入会让看问题的角度代入普遍年轻人的,我小时候有个感觉,老师讲课我听不懂,但同学跟我讲我一听就懂了,换一个同学之间饿语言,道理是一样的,你读历史可能没那么有趣,但换了一个你身边的人,用他的话跟你讲会变得很有趣很亲切。这些编剧很好地完成这个。

还有,我刚才说董哲有个长项,他对那个时代熟悉得不行,可以拉出来一个流水账,做到用两星期为单位打点,你就知道1911年1月1日开始到1921年年底,每两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最重要的事他都可以跟你联在一块儿,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他就从这儿划一个线到那儿,我们再去分析结构,因为历史结构跟电影结构是两回事儿,最好的方法是建立形象体系时两个点可以重叠,但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不能违背事实强行地把两个点联在一起,就像我之前举例子说的,毛泽东刚离开北京,五四运动就发生了,相差了一两个月,你就不能说他在现场;但他在湖南突然决定不去法国了,钱都是他去北京募捐的,结果他不去了,这样的戏就得起头来说,人物没集合在一起这样的戏没法来演,后来我们就挪到上海,上船前决定不去,但话还是他的原话,这样搁到一个情景里就可以,电影就变得好看,遵守了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电影也获得了空间,人物情感点的准确,像戏剧叙述说的几分钟要有一个包袱,没有包袱就读不下去了,但只是遵守史实可能就没几个包袱,所以要建造,又跟历史,其实这十年是中国民族的心灵史,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但这个心灵史发展过程中事件吻合程度有多高?吻合了对观众才有影响力,这是一个电影最难做的事情,但我们努力了,也有一些效果。

网易娱乐:你曾经说过拍《建国》跟《建党》受到的压力是不一样,拍《建党》受到的压力会比较小?

黄建新:是这个意思。拍《建国》的时候是未知数,一直都认为很难收回成本,那个时候就压力大,咱们两个人下了那么大的劲,一个号称是制片人协会的头,一个是导演协会的头,动用你们两个的资源来,拍了一个赔了,这事太难看了。其实那些想法都是从这来的,咱不能赔,咱得让它赚钱。那怎么办呢?就是演员多,咱们要都用一些明星,利用我们俩的资源咱们去跟他们谈,把他们说服,压力大。这一回没这个障碍了,只要你把戏写得好给演员看,大家都来。你这时候开始算帐了,现在八千万,这个票房多少能赚回来,看这个戏的剧情分析,给一些市场发行行家分析,完了反馈说赔不了。那没事了,来吧,拍吧。时间也拉长了,费用也增高了,搭景也敢搭那么多了,以前三千万你不敢搭,搭了就没了那钱,拍不完。你都可以制作的更精良。导演就有点跩,每天在基地里住着,正点上班,最好的团队给你配合,把你担心的细节都给你弥补上。最终导演压力是你真的拍好拍不好。上次不是这个,上次说怎么算都赚不了钱一开始,这可怎么办啊。这太丢人了。就想办法。突然它又变成一个全国第一,我们俩有点蒙,这怎么回事,不能变的这么快吧。

网易娱乐:我们想象中“建党”这么个敏感、政治性浓厚的题材,你们在创作时会是自由的吗?

黄建新:看片子你们就知道了,我一直说拍摄的过程中一直没有遇到很大的问题,剧本一开始送审,史实核对,这个不合历史,别人提出来,“时间弄错了,地点弄错了,这个人的这句话不是这么说的,这几个不是地区代表”。才会从1911年到1921年,你们以前的判断都是1917年以后,这就是自由度,你们判断错了,以为它会从那里开始,其实它是从这里开始。我为什么说这部电影比上部电影好,就是从建构的初期,它跟那一部的着眼点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昨天还有人在中影堵我,说主旋律电影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一直没有遇到你们所说的问题,因为这个电影从原点开始的时候,这个东西完成了,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在任何档期演的电影的时候,我就是按一个倒算的东西,在一个正常的工业生产的过程完成,完全没遇到过你们说的问题,大家总是觉得主旋律电影可能遇到这个那个问题。没有!完全没人管,就这么拍完了。它在另一条路上走着呢!这个电影是在一个主流电影市场的运作范围内生产的,跟那些假设都没关系。如果你在这条路上走,你就可能遇到你们所说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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