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通道转兵》简介

导 演: 周 琦 / 马德林

主 演: 刘 劲 / 王 晖

内容简介：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境内时，曾召开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中央军委按照通道会议的精神，放弃了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

网易娱乐8月16日报道 7月底，一部大多业内人士闻所未闻的主旋律电影《通道转兵》忽然被各地媒体报道，它被报道的原因不是因为作品本身的知名度，而是因为“贫困县斥资250万拍电影，官员集体参演”的消息被关注。导演周琦告诉记者，影片将在8月下旬正式在全国影院上映。跟那些只能在景区里放放的宣传片比，《通道转兵》算得上货真价实的大电影。但抛开它的“献礼”身份，县政府掏钱拍电影的意义何在？

在商业主导的电影市场里，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教育诉求却缺乏娱乐精神的主旋律电影逐渐边缘化，业内人士对其市场价值存疑，观众对其观赏性存疑，它们最得意的时刻可能只有指望金鸡百花电影节；《通道转兵》引起的争议不过是在这些基础上附加了对社会和体制的不满。一个期待靠旅游致富的贫困县有多需要一部电影的辅助？地方政府把财政收入投资主旋律电影，是策略需要还是政治作秀？我们撇除掉那些妖魔化的猜测，从《通道转兵》的争议始末中，解析主旋律电影的尴尬存在。

1.一部“映后”有“反响”的影片

2010年12月26日，电影《通道转兵》在通道县恭城书院-也就是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开机。影片讲述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境内时，曾召开史称“通道 会议”的重要会议，中央军委按照会议精神，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

通道县城的民族剧院门口至今还挂着祝贺《通道转兵》首映成功的横幅，经过两个月风吹日晒，褪色有点严重，电影的宣传背板堆积在空无一人的大堂里，偶尔还是有人跑来打听买票的事情但都无功而返；在6月底县里组织过一轮首映看片，民族剧院旁边开小影碟店的杨阿姨只记得那两天挺热闹，但首映不对外售票，全是由政府机关、企业内部送票组织观影，“我们要看店也没时间看”。

影片在7月12日在北京又办了一场首映会，因为题材和嘉宾阵容不具备娱乐性，媒体报道力度并不强。但在7月底，媒体对通道县政府投资250万拍电影以及官员集体出镜进行了报道，官员的定妆照也在网上流传开了，“贫困县”和“官员玩票‘触电’”成了一组针锋相对的关键词，有网友指斥“官员过一场电影瘾，耗百姓一家百年粮”。但这备受争议的百万投资，当地人大多并不知情，“这是他们的内部秘密，我们怎么知道”，杨阿姨笑说。

怀化市下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是国家在全国中西部21个省区市确定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测定贫困县的标准要求，人均低收入以1300元为标准，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为1500元；人均GDP以2700元为标准；人均财政收入以120元为标准。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坦承，通道县没有任何支柱产业，一直依靠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县里提出“旅游立县”的发展策略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

初到通道县，没有这些数字也很容易感受到它的不易。通道县位于湘西南，临近广西，县城被山、水环绕，山间点缀着风貌保存完好的侗寨，只是赏得这些景致的过程令人身心疲惫：从通道到怀化市坐大巴大约需要5个小时，其中包括近两个小时的沿山公路；从长沙直达通道的火车也是刚于7月5日开通。这趟“红色旅游”专列每日往返各一趟，坐绿皮车前往要花上11个小时，专列的终点站在老县城县溪镇上，车门一开，便有一群孩子围拢上来，他们不是来接车的，等游客散去，这些孩子就提着大大的塑料袋一拥而上收走游客留下的塑料瓶。尽管从县溪镇前往新县城还需要一个小时车程，这趟专列对通道县的旅游业已经得之不易，但它并非永久性的扶持：一位县政府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这趟专列目前要试运行3个月，期间铁道局会对客流量进行市场调查，如果稳定才会考虑持续开设。

2.“触电”官员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

据新华社“中国网事”报道，通道县曾一度将拍摄《通道转兵》其列入政府年度计划，并争取到了湖南省有关方面的支持，与潇湘电影集团开展合作，制作成本主要由潇影与通道县共同出资；影片也是国家重点推荐的28部献礼片之一。

影片导演之一周琦也是潇湘电影集团方面的制片人，他并不同意这是一次政治任务型的拍摄：“其实《通道转兵》的题材，我在2006年就开始创作了。”周琦自认对长征有着狂热的兴趣，自己也亲自重走过两次长征路，2006年他手上还有几部关于红军长征的剧本，“完成了六部， 当时因为时间比较紧，没有再做‘通道转兵’ 。在建国60周年就想过重新写剧本，同时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送广电总局审查，但第一稿剧本没通过。”

这一次“转兵”没有成功，周琦透露“是因为有些史学家觉得通道转兵这个事件没有文字记载，只有部分回忆录有提到，对其存在有质疑。”

后来在片中扮演任弼时的杨少波当时还是通道县副县长，他告诉记者自己曾经编著过一本书，就叫《通道转兵》，周琦也表示：“也是因为08年又一次创作时看到那本书，得到了很多史料。”这次的剧本通过了审查，因为故事发生在通道县，电影也顺理成章在此地拍摄，而编剧团队里，有两位就来自通道县，其中一个就是杨少波；随后，通道县与潇湘电影集团共同投资出品，他也作为投资方代表挂名了制片人。

在媒体曝光的参演官员及其角色里，除了杨少波，还有一名副县长和司法局一名副局长扮演了国民党将军、商务局一名副局长、县政府办一秘书分别饰演项英和红军军械科长。唯一被“暴露”身份的 杨少波也因此成了媒体围攻的对象，他曾对新华社记者解释称，最初因为自己不是专业演员，并不愿意出演，但导演一再坚持，考虑到节约经费才同意出镜。如今他已被调往怀化市任文联书记，记者再拨通他的电话，他只称已经说得很多，不愿再提拍电影的事。

周琦告诉记者找杨少波演戏那天的故事：“他作为县里的领导来看望摄制组，刚好有一场开会的戏在恭城书院拍，来看望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穿着服装在演，他说‘有什么需要我们都可以帮忙’，就给他们化妆，那场戏半小时就完了，画面里坐了很多人，我都不认识谁是局长。杨少波就一个抽烟的镜头，连台词都没有，有人说他形象像任弼时，也不知道谁就把这个炒作出来了。”

影片主要的戏份在离通道县县城40公里外的县溪镇的乡里拍摄，周琦表示，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也跟着剧组摸爬滚打，而不管是官是民，都不收片酬。

通道县文联主席杨旭昉也称“玩票”说法有误区：“《通道转兵》中央台都做了专题报道的，全国28部献礼片，湖南有三部，其中一个就是《通道转兵》，从这个方面来看主管部门对这个片子是认可的。官员出演也就是几秒钟的事情，能出多大的名？”

3.同一首歌，拍一个片，算一笔账，

在被问及为何投拍一部百万元制作的电影，杨少波也曾表示“一方面是想要还原通道会议作为红军长征过程中重要转折点的真实历史。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电影的播放，为通道县打响名气，促进旅游的发展。”

2008年通道县委提出，在未来几年里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兴县’的发展战略，突出打造‘侗族文化圣地’主题，“红色旅游”也是重点项目。

2009年，通道县就和潇湘电影集团合作拍摄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我们的嗓嘎》，县政府投了8万元，影片演员全是当地的侗家人，台词说的也是侗语。影片参加了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电影节，只在当地小范围放映过，因为语言和低成本制作水准的局限，这部电影并没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多大刺激。

但是通道县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电影梦。

有媒体早前曝光《通道转兵》制作成本为800万，其中250万来自通道县政府，这笔数目可见县政府对《通道转兵》抱的期望要比《我们的嗓嘎》大多了。但外界的质疑也来源于此：250万相当于这个贫困县当年财政收入的四十分之一，这点钱拿去干点什么不好？

关于250万投资的来源，周琦澄清道：“通道县政府出了100万，另外还有来自各个机关、企业的集资赞助大概在100万左右。”杨少波早前也曾对新华社记者称，那多出来的50万，是对拍摄提供的各种劳务费折合的费用。

杨旭昉还透露，市委和省委很重视这个项目，也各为影片投了100万。但周琦电影的投资只来自潇湘电影集团和通道县，而市委、省委各自投入的100万其实并没有算在制作成本里：“就像一个项目，做好后就带动地方财政，政府就愿意提供资助。现在这些资助还没到位，得等片子拍好了再给，宣传部的资助等年底财政结算再给，现在是自己先投入。这个资助不是给个人，我们都是放在预算里的，如果获得更多的资助，回收成本的风险就小了。”

投资一百万参与一部电影，在周琦和杨旭昉来看算不上劳民伤财。“很多人说这些钱能给当地做很多实际的事情，但做电影也是在做事情，通道重点在做旅游，只是做一个旅游规划都要那么多钱，很多老百姓都能理解。”杨旭昉说道。过去通道县在推广旅游资源上还尝试过别的方法，比如2004年，县政府庆祝建县50周年活动请来了朱明瑛、张明敏等10位明星助阵表演，但比拍电影更烧钱，“像那种‘中央心连心’、‘同一首歌’的演唱会搞过两次，一场最少要300万，以前都是由县政府来掏，当时也是想做宣传，但根本一点效果都没有，给大家印象也就是看到几个明星......找明星办演唱会，一场两小时100万就没有了，电影是可以滚动放映的，以后胶片还可长期用，有一定的价值。200万不算什么，本身县委是很慎重考虑的。”

4．业内专家谈政府拍片的“理想和现实”

周琦自信《通道转兵》起码是可以在市场里拼一拼的，他在采访中一再强调，通道县政府投入的100万相当于投资，既然是投资就必然有回报，潇湘电影集团最终也会按投资的比例跟县政府进行票房分账。在他的预期里，这部800万成本的电影能拿下2000万票房：“比如说，票价60块，等于要30万人看，每个省1万人看，10个城市就有1000人看，500人一场也就放两场，这样市场是很大的。全国有30个省，如果精耕细作去做发行，把一个省做透了都能把一个片的成本收回来。”

影片能不能按周琦的算法盈利得等到8月下旬才有分晓。而在业内人士和学者看来，在现今的中国电影市场里，大多由政府、部委主导操作的主旋律电影的生存状态本来就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唐山大地震》的票房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创作到宣发都介入了纯粹并且专业的商业操作手法，“这样的特殊运作是极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意义，”清华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尹鸿分析道：“事实上大部分主旋律电影都没有投入到商业院线放映，即便投入商业院线放映的票房也很低，像很多主旋律电影都是政府投资，那投资的首要目的就是政治诉求，在审查的时候也是以政治标准来审查。而商业电影主要是考虑收益，考虑商业性，甚至艺术性都不是第一位考虑的。”

后记： 通道县政府自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一个投资主旋律电影的，2009年，导演韩万峰除了给通道县拍摄《我们的嗓嘎》，还和附近靖州、龙山两县合作两部同样主打少数民族文化风情的电影，其中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政府向《锹里奏鸣曲》投资40万，占影片总投资的40%；邵阳市洞口县拍摄的《大学生村官》，湖南省委组织部挂名制片方，洞口县政府投入了少量资金，部分县委常委也出了镜。

这些无缘在大银幕上映的片子最终也许只能流向电视台、网络、景区或者默默消失。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认为“主旋律电影说白了这是在拿纳税人的钱拍电影，真正可以控制这种现象的还是政务公开，财政监管，纳税人应该有权决定要不要拍这部电影，要不要出这笔钱，这些都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而不应该寄希望于文化监管部门。”

（文/3pinky 采访/3pinky 企小鹅 责编/设计 宋小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