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娱乐4月7日报道（文/3pinky 责编&设计/宋小卡）2012年底开拍至今，《毒战》花了整整两年才愿让人睹真容。杜琪峰要北上，《单身男女》、《高海拔之恋》那样的小品只是打安全球，银河映像主力人马来内地拍“公安”题材才是亮出彼此底线的时候。杜琪峰脾气大，倔，但并不糊涂。挂着银河的金招牌在顺从和坚持之间自由转身，但转身的过程漫长得可追溯到四年前，与天较劲，与人较劲，包括自己，他们的经历堪称一个微缩的港片导演北上见闻录。

《毒战》前传：想拍不该拍的“重庆打黑”

2009年，《复仇》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直传言他要翻拍梅尔维尔的《红圈》，但影迷盼来的是另一部片子，男主角也不是阿兰·德隆，而是法国歌坛常青树，这是杜琪峰第一部资金和市场都主要在欧洲的合拍片；枪开到法国，何妨往内地方向瞄准？那时候合拍片趋于规整、规模化，你能想到的香港导演都在赚人民币，记者在海滩上的酒会里揪着他，一遍又一遍问着同样的问题。他一杯酒在手，喝得脸通红，敞开跟这帮小孩打哈哈：“你们没有黑帮，我怎么拍黑帮片？”一个只能报以会意微笑的答案，也可能是聪明的敷衍。

其实他没忘记那句话，那句玩笑两年后成了一个可能：海润影视的老总刘燕铭拿着关于“重庆打黑”的题材找上门。2010年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落马”，直至2011年11月当地政府宣称550多个涉黑涉恶集团覆灭，那一年是总结性的一年。

杜琪峰和搭档韦家辉都觉得这个题材有搞头，但没头绪，这个题材最麻烦的部分就是它并非虚构、也不能虚构：“我们只是试图去拍那段事件里发生的事。重庆打黑有很多确实的时间点，比如3·23枪击案发生了什么，怎么破获、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有很多限制。”刘燕铭建议他们去重庆当地了解一下，他动用关系帮他们联系了大批参与过打黑前线工作的警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大量素材，韦家辉作为编剧扎进了这个深不见底的资料库，“原型太多了，多得接连好几天日夜开着车全城跑，聊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这个项目藏了很久，而且很快胎死腹中，还没到立项那一步韦家辉的剧本就被全面否决，他至今不太清楚审查的程序，“只是完成剧本后，发现有的东西和大家的想法不太对得上，没法发展下去了。”这个“大家”不光是电影局，还有公安、海关等等被事件牵涉的部门， 那时还没有《单身男女》，这勉强算是他们和内地审查的第一次交手，用杜琪峰的话说，这下的是一盘“蒙在鼓里”的棋，很多人说有问题，但没有修改意见，“你连到底细节上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不过也不需要知道了，因为从思想上就已经否定你了，他们其实不是那样想的，也不希望你在内地拍一部这样的电影。”韦家辉后来说道。

也许因为，上帝是比他更厉害的编剧， 2012年重庆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韦家辉看着香港媒体的报道，回想起在重庆那些警察跟他聊天的情形，他看到一个更立体的大事件，杜琪峰也意识到当初“重庆打黑”的构思现在看来太天真了，他总是说自己是搞文化的，不谈政治，结果让人苦笑：“怎么也猜不到这件事的复杂程度牵涉到那么多人，这才真是‘only happen in China’。”

初探审查雷区：警察能不能吸毒？一场戏拍两版

他们失去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题材。但韦家辉筹划很久、甚至早与《复仇》的一个想法却借机发芽了：他一直想写一个关于国内贩毒的故事，刘燕铭觉得缉毒题材正好也符合政治主张，以杜琪峰的国际地位、从这个角度处理一部警匪片很合适。

在和杜琪峰合作《毒战》之前，海润影视只做过《巴黎宝贝》一部电影，这家电视剧界的龙头企业才刚刚摸下电影业的水，身手略显生硬。但海润在公安题材上攒下的人脉和经验正是杜琪峰需要的，他知道自己搞不懂和审查部门交涉的技巧，这件事海润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运作，银河映像的创作团队只管写、拍和按意见修改。

刘燕铭做过几百部公安电视剧了，但他没给他们划出什么该规避，只鼓励“先拍，拍完再说。”正好杜琪峰和韦家辉也看得明白，他们没打算干什么出格的事，《毒战》的成立基础是，不挑战，输出正面信息，绝对政治正确。银河的影迷担心的就是“政治正确”四个字，进入合拍片时代主动或被动卸下锋芒的香港导演不止一打，银河坚守香港就是为了不舍弃那点地域特色和自由精神，若连杜琪峰也被审查缴枪北上就全无利益以外的价值。

但杜琪峰并不是个容易或乐于融入的人，他和内地市场一直刻意保持距离，“就是想看看别的人做得怎么样，再决定我们该做什么。”他和韦家辉喜欢凭直觉找些看似不可能的内地演员合作，比如《高海拔之恋》里的王宝强，《毒战》里的李菁。韦家辉看了李菁一段相声，结果让他演一个拔枪横扫三军的哑巴，进组头回开枪差点没吓死，不管俗成，也不顺着游戏规则玩。

所以《毒战》里警察吸毒、几可乱真的死刑场面、从一开始的写实渐渐转入银河的节奏和风格、甚至坏人屡屡逍遥法外也是他们对自己和影迷的交待。

也并不是没有妥协，而且当初说尽量不妥协的韦家辉也有自我审查的时候，“警察能不能吸毒？没人知道。年轻编剧想出来一个点子，我有时候要给他挡回去，可能会有问题。”

杜琪峰从来不写剧本，他把拍的过程当写作，子弹打出去了，光散了，景撤了，一场戏就锁在一段无法逆转的素材里。他们怕自己会后悔没拍下那些更有爆发力的东西，还抱着侥幸之心，对那些犹豫不定的戏份干脆一套人马两套拍法，“比如吸毒那段，演员演两次，一次吸毒、一次不吸毒。”还有结局，古天乐饰演的毒枭在剧本里活了下来，“他害死杀完了所有人自己逃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云南一个铁桥边跟人贩毒，黄奕带了警察来抓我，我一看她就跳下去了。”古仔听杜琪峰说那座铁桥有十几层楼高，跳下去后这个人断了一条腿，可爬着也要逃跑，这是原来的结局，到了拍摄时，韦家辉和杜琪峰确定还是需要一个保证“政治正确”的结尾，所以毒枭被执行了注射死刑。古天乐躲过了跳桥，尽管他自己更喜欢那个结局。

记者们想从杜琪峰和韦家辉嘴里挖出一些审查的细节，最好是带一些九死一生的曲折和控诉，但起码在这部影片里，能公开的部分还是和平友好的。2012年年中，马可·穆勒飞去香港看片，走前拍板邀请《毒战》去罗马电影节竞赛，他希望片子保持粗剪的轮廓，但片方更想要龙标；憋到2012年10月中旬，准映证赶在电影节开幕前到手；对修改，杜琪峰的态度是顺从，从结果来看，他的较劲和海润的人脉作用不言而喻：意见中有提及“希望警察不要死得太多”，但《毒战》的结局里无人生还。

还未审查先遇劲敌：拍到一半钱都花光了

这一次，审查没有毁掉杜琪峰的耐性，但天气可以。在韦家辉的构想里，这是一个透过一个人的逃亡牵扯出一幅惊天毒网的故事，毒枭的命运又和内地大环境有本质联系：“香港没死刑，贩毒顶多判二十年，但在内地是死定的。一帮罪犯在香港落网可能还会讲讲义气，可要是在内地被抓到判死刑的话，即使是同一个人心态也未必相同。”

毒枭为了逃命，要走南闯北，他们想，既然跳出香港的地界，就要充分利用地域的区别度，在剧本里，整个故事从天津、广东、湖南跳到云南，但剧组最后只在天津和珠海两个地方取景，“拍到一半钱都快花光了，基本是一边拍一边改。”杜琪峰笑说，尽管终剪版故事已经完整；论效果，杜琪峰坦承只有理想中的一半。

在《毒战》前，杜琪峰和韦家辉没去过天津拍戏，在他们想象中，警察从南方北上缉毒，也来不及带衣服，在雪地里抓人显得更惨；这个曾被殖民过的港口城市有保存较好的欧式建筑，在冬天大雪覆盖了城市，下水道口排出热气，人张嘴就能呵出一口白白的浓雾，“感觉像纽约，挺美的。” 结果什么都没有：片子在2011年圣诞节后开机，天津随后大降温，夜戏极难拍，连杜琪峰也冷得懒得跟演员示范走位，但再没下过一场雪。转战珠海却又遇到那年早来的酷暑，一帮香港人也给热坏了。

天气还不是最难琢磨的对手，在香港一场戏只占用两个路口、呆在旺角就能拍完一部电影的快打方式胜任不了，“和人打交道是拿钱也搞不定的。”杜琪峰说。韦家辉设想能在高铁上拍一场戏，一方面它是逃犯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有城市化发展的象征，毒贩利用高铁运毒的故事也并非虚构，“很多戏事发生在路上的，中间还会经过湖南，这样才会让人有毒网之大、根本追查不完的痛苦。”说好的拍摄被临时拒绝了：“说是答应我们的人调职了。”在天津拍追车，戏没拍完，赞助商送来的车却没了，原来人家配车不配牌，全给当无牌车拖走了。还有赶不走的人山人海，片子里演员开车冲进商店，当时镜头外堆满了六百多个围观群众，片场附近的十字路口陷入瘫痪。他不止一次说道“素质”，一想到那六百张热情洋溢的面孔，脸上滚过一阵惶恐。

“我当然不能习惯！”他又笑，“以后得更细心一点。也是经过了才知道哪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没做好计划就去做对创作就是一种耗损，想好又达不到是特别不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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