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娱乐6月21日报道 电影发展到新的世纪，电影语言经历了各种创新与实践，电影语言探索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穷尽？镜头内与镜头外的戏剧性以及空间如何结合并转换，戏剧以及大型场景秀与电影的边界在哪里？电影如何与其他艺术结合催生出更大的影响？昨日，主席讲坛“影响的边界与力量”压轴开讲，本届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汤姆·霍伯与手机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张元，分享了平衡电影商业与艺术的方法，以及挑战不同类型电影的勇气。

几十年来电影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用高科技来拍摄电影，也未出现过大规模的电影投资，但是我们现在谈论到电影艺术的黄金时代，还是会想到上世纪60年代而不是现在，那么我们是感觉电影拍摄走到了尽头，失去了方向吗？

汤姆·霍伯：我经历了一个技术更替的过程。我记得，我第一次拍摄电影时，是用手动机器拍的，连续拍摄30秒就得停下来一次。我也拍过没有声音的电影，当然这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承担得起的拍电影方式。

但是现在，我的口袋里有一台2K摄像机。不得不说，有了这些技术，现在电影制作变得普遍化，所有人可以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在以前，拍电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必须说服别人，帮你一起做电影。

有没有什么办法保护艺术的成长，还是只关注商业上的成功，您如何平衡商业与艺术？

汤姆·霍伯：我在中国有这样的印象：年轻的导演们希望他们的电影成为大片。我也和许多导演进行了交流，发现他们创造艺术的压力远不及票房压力来得大。确实，作为一名导演，没有办法忽略商业的因素，但是在英国，在我成长的环境中，有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传统，是人们看不起商业。但是，我想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在我拍摄《国王的演讲》之前，几乎所有好莱坞制片厂都拒绝了我，很多明星也拒绝拍摄。大家都说这不是一部好的电影，但我们还是拍了。最后，这部投资了1400万美元的电影，收获了4.14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回报。所以，我给年轻导演的建议是：坚持你的热情和梦想，遵循你的内心，不要被投资人或其他干扰所吓退。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又是如何在这种变化中控制影片的质量？

汤姆·霍伯：从我拍摄第一部电影开始，每个情节、每个取景，我都会提前做过设计。记得在拍摄电影《头号嫌疑犯》时，我设计的第一个场景是让海伦·米伦站起来，走到窗边。但是，她说我不想站在窗边。和好的演员合作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知道自己如何走位。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开放，听听场景中的工作人员他们有什么想法。现在，我在拍摄电影前会尽量地少做安排，接受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我不希望拍摄的第一天就知道拍摄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故事的DNA和我的风格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带出来的。《国王的演讲》男主角科林·费斯是非常好的演员，在拍摄时他会有一些小动作，我会根据他身体的活动，选择特写、近景和远景。这是在拍摄前所无法预料的。

张元：在设计之外的东西，往往是电影中最有光彩的。我在拍摄电影《看上去很美》时，很多演员都是五六岁的小孩，不可能给他们设定很多东西。那时候，每天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旅程，你给他设计好的方法，他也不愿意做。当然，成人演员也会是这样。

其实最初电影是从记录开始的。把人的一种状态，生活的感觉默默地记录下来。但是随着现在越来越商业化，我们渐渐忘了记录，而记录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等待，等待表演者充满质感的动作、表情，然后通过记录表达生活的一种味道。

拍摄《悲惨世界》这样一部音乐剧电影是不是一种风险？

汤姆·霍伯：我一直希望拍摄不同类型的影片。《悲惨世界》这部音乐剧电影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它也是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方法——全部采用现场演唱，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放映后，人们愿意一次次地回到剧院，《悲惨世界》作为音乐剧已经非常成功了。

所以，我认为一旦有成功的机会，你应该运用这样的机会来冒险。幸运的是，现在不管我做什么，投资人或者制片方都会支持我，所以我要运用这个时机，来做些冒险的事情，跳出自己的安全地带，我有这样的兴趣。

张元您25岁时拍摄了一部很好的电影《妈妈》，在多年以后，您觉得哪些东西是不变的？

张元：在我毕业的时候，中国只有十几个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不像现在有很多私人企业可以拍电影，每个人也可以拿着摄影机拍电影。

我记得，当时我从朋友那里筹集来1万元人民币，在自己家里花了14天，拍摄了我的第一部作品《妈妈》。这种“不小心”，倒是证明一点：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部电影。 我从小学绘画，之后学摄影，所以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是与艺术对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