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建立与监察法配套的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是适应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对于反腐败案件，可以涉及国家秘密、提高审判效率为由，不再公开审判，取消上诉权，并限制辩护权利，以换取其他案件实现真审、真辩。这是现阶段“以退为进”“进退自如”的明智策略。待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了治标，进入治本阶段后，就可以废止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了。
【正文】
鉴于目前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出现“占坑辩护”“占坑旁听”“走程序”等公然违法的不正常现象，张庆方律师愤怒地说：“如此怪状如果听之任之，还要法院干什么？让某委直接对官员定罪不更省事！”
刑辩律师普遍都有类似抱怨。现在不仅职务犯罪案件、扫黑除恶案件，甚至所有刑事案件，辩护空间越来越小、辩护难度越来越大，甚至刑辩职业都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不少法官对公然违法的做法内心也是不认同的。某基层法院刑庭庭长跟我聊到，现在的认罪认罚案件，法院原则上都是照单全收的现象时，颇显无奈地抱怨道“干脆取消刑庭算了”。现阶段多数法官只能向现实屈服、妥协，不得不上台走程序，面对律师的“死磕辩护”“刨祖坟式辩护”，有的法官就在律师和当事人的炮火中倒下了。
我认为，这种现象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否则听之任之，还会有更多的资深法官、优秀律师可能因此牺牲，我们心心念念的法治也可能遭受更大的破坏。
改变方向在哪里？是勇毅前行还是暂时退守？毫无疑问，如果能继续前行，真正践行法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切实保障辩护权、旁听权，贯彻落实审判独立、审判公开原则，当然最好！但如果确实还做不到呢？
就举最基础的辩护权来说，韩旭教授《当辩护权被侵害时》一文指出，辩护权既是一项宪法性权利，也是被指控人面对追诉时的自然权利。当辩护权被侵害时，会发生下列恶果：被告人反驳指控能力大大降低、刑事审判的公正性荡然无存、冤假错案难以避免、法治不复存在、我们听到的不仅是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哀嚎、庭审沦为一场程序性的“表演”以及“法庭外辩护”不可避免等。但现实中，不管最高司法机关如何三令五申，基层就是无法保障辩护权、旁听观，比如某中院正在审理的吴某案。
既然一时进不了，那就不如以退为进，暂时退守，将目前做不到的先进做法、超前规定予以封存、废止，以减少现实中的争吵、缠斗，待解决治标问题、筑牢基础之后，再修改完善法律，实现大踏步前进、跨越式发展。
如果暂时退守，退到什么地方也值得思考。虽然目前不少腐败案件的定罪量刑事实上由某委说了算，但我仍然觉得，“由某委直接对官员定罪处罚”的做法太激进了，省事是省事，但退步太多，立法不易通过，也容易遭受外界的批评，于国家形象、法治建设不利。
因此，不妨参照监察法对反腐败案件规定的特别调查机制，可以考虑建立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这个建议比较温和、适中，集思广益、研究完善后，或许比较容易通过。今天就具体谈谈我的建议、构想。
一、建立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的必要性
建立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的背景和源由，可参阅我以前的文章——《如何减少反腐败案件中的审辩对抗：可否建立反腐败特别审判机制》。今天从两个角度谈谈建立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的必要性。
1.从审辩对抗角度看
去年以来，张庆方律师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采取“刨祖坟是辩护”的做法，引起了各界关注，我也一直关注、思考。
我关注的第一个案件是四川内江中院审理的赵某受贿案。在该案中，张庆方律师对本案审判长、院长、纪委书记和办案检察官悉数进行举报：有的行贿买官、有的论文抄袭、有的徇私枉法、有的欺骗组织，故业界称之为“刨祖坟式辩护”。目前已经导致该案的审判长被撤换。
对于张庆方律师的“刨祖坟式”辩护，有人担忧，有人叫好。四川大学法学院韩旭教授理解辩护律师采用这种手段，但是不主张采用，因为担心办案人员基于“排斥”“反抗”乃至“报复”心理，将案件证据“做实”，在量刑幅度内提出更重的量刑建议或者量刑判决，从而对当事人不利。
我观察研究了不少审辩对抗的类似案件，发现律师确实不是无理取闹，法官应该也是有苦难言。“刨祖坟式辩护”“死磕辩护”等审辩对抗的结果，受伤的往往不是法官就是律师。说实话，不管法官还是律师，如果他们因此牺牲，我是深感惋惜的。如果听之任之，还有更多的法官、律师可能牺牲。有人可能会说，把这些“刨祖坟辩护”“死磕辩护”律师的执业证吊销不就行了，再不行就把他们抓起来。但问题是，确实有些律师不怕吊证甚至不怕被抓，他们愿意为了中国法治牺牲自己。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人应该还会越来越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还须另寻良策，以减少审辩对抗。
参照监察法对反腐败案件规定的特别调查机制，建立反腐败特别审判机制，明确规定反腐败案件不允许腐败官员自行聘请律师辩护，或许就是时下的良策。
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只要法律明确规定了，别人就没有念想、没有指望，就能认命、顺从了。就如留置期间的律师会见、辩护问题，以前律师的意见很大，也让法官进退两难，后来监察法明确排除了律师介入、参与的可能性，律师就不再炒作、争取了。现在反腐败案件调查阶段已经风平浪静，调查效率得以极大提升，反腐败案件数量不断提高，反腐败成效非常显著。
因此，要想有效解决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审辩对抗问题，修改完善法律，从立法上禁止被告人自行聘请律师辩护，应该是时下釜底抽薪、立竿见影的最好办法。
2.从法律衔接角度看
监察法为什么要规定反腐败案件特别调查机制，就是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不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但是，根据监察法调查终结的反腐败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依据刑事诉讼法审查审判，就会衔接不便、错漏百出，出现前文提到的种种问题，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信力。
我们是否需要反思，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程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了，难以跟监察法规定的调查机制有序衔接、高效对接了。那么，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修改调整法律，明确规定反腐败案件的审判也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
二、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的主要内容
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主要规定三方面内容：一是反腐败案件不再公开审判，二是反腐败案件不再允许腐败官员自行聘请律师辩护，三是反腐败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
1.不公开审判的理由
所有腐败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其实都涉及国家秘密，故可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规定不再公开审判。
前几年不断有一些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决书爆光后被炒作，说被告人收了下级官员的贿赂，被告人被判入刑了，但行贿人安然无恙，仍然在岗位上继续为人民服务，引起舆论哗然，造成恶劣影响。内江中院审理赵某受贿案的原审判长，就是被律师爆出曾经行贿领导买官的判决书，激起民愤后，才被撤换的。
虽然现在职务犯罪案件判决书很少上网公开了，但只要公开审判，信息就容易外泄，就有当事人或律师敢把判决书公开到网上，风险极不可控。如果法律明确规定官员腐败的职务犯罪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不再公开审判，家属就不会吵着闹着要求旁听，律师也不敢搞“庭外辩护”“舆论炒作”了，因为涉嫌泄露案件信息，可能构成犯罪了。
很多职务犯罪案件，不仅无法保障辩护权，甚至连公民旁听庭审的权利都保障不了。有些职务犯罪案件开庭时，即使是法援律师“占坑”辩护，法院也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为了阻止公民旁听，只好组织本院干警甚至其他机关干部“占坑”旁听。如果明确规定一律不公开审判，法官就不必再为“占坑辩护”“占坑旁听”费尽心机，可以轻轻松松走程序了，从而将更多精力用于其他案件的审判。
2.不允许被告人自己聘请律师的理由
被告人或其亲友自行聘请的律师一般不会配合庭审走过场，善于敢于真辩。如果强硬指派法援律师“占坑”辩护，就会发生鹰潭中院审理某敏案的问题。某敏作为正厅级干部，家住别墅，肯定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家属聘请的律师依法要求法援律师退出，如果法援律师拒不退出，又是明显违法。这么多两难的尴尬问题怎么解决？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修改法律，明确规定：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如果需要律师辩护，由司法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辩护。
3.实行一审终审制的理由
据律师反映，目前不少官员腐败的职务犯罪案件，定罪量刑最后都由某委拍板决定，存在较为严重的“先定后审”“庭审走过场”现象。
既然是走过场，演一次就行了，没必要重复走两次。现实中也是，由于受组织教育多年，被告人基本上认罪认罚，绝大多数案件都不上诉，即使上诉，也是维持原判，改判发回的案件极为罕见。因此，不妨干脆规定：反腐败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
明确规定反腐败案件的调查、审判，现阶段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约束，或许是目前较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做法，进退自如、以退为进，不失为一种智慧、策略。
三、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的配套规定
在腐败多发高发的现阶段，对官员腐败案件实行特别审判机制，是形势使然，也有民意基础，但也要有配套措施，以凝聚共识、减少阻力，平稳过渡、顺利实施。我认为需要三方面的配套。
1.严格限定适用范围
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确实不利于被告人权利保障，因此必须严格限定范围，避免伤及无辜，即必须是官员腐败的案件，最起码必须限定为公务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绝对不能适用反腐败案件特别调查、审判机制。即使是非官员向官员行贿的案件，也不宜适用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以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对官员腐败案件，承认现实，以涉及国家秘密、提高审判效率为由，实行特别审判机制，实现快审、快辩，可以换取对其他案件实现真审、真辩，也符合效益原则。
2.对投案自首官员更加宽大
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还必须有宽大政策相配套，以平衡其利益。即建议明确规定，对于认罪认罚的官员，在处理上应当从宽。此外还可考虑：腐败官员在被立案调查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并退出全部违法违纪所得的，可以作党纪政纪处理，不再移送司法机关。
当然，可赦免的罪行应当规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比如可以把自首特别从宽的腐败行为限定为十八大、十九大甚至二十大之前的行为。对于在规定的时间点之后拒不收手、顶风作案的，不仅不能从宽，还可以从严，以最大限度分化瓦解腐败分子、最高效率审结肃清存量腐败案件。
如果勇于创新，敢于作出上述规定，应该就能快速清完存量腐败案件，更快完成治标任务，更早进入治本阶段。
3.反腐败案件集中管辖
为了保证反腐败法律政策适用的统一性，可以考虑反腐败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制度。即每个省成立若干反腐败特别审判法庭，集中高效审理全省反腐败案件。
四、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的退出时机
暂时的退却是为了以后更大的进步。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只能是权宜之计，是不得已才退而求其次，必须退出。
何时退出为宜？我认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起码已经完成了治标，不再有这么多反腐败案件需要办理，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治本了，就应当根据时代变化发展情况，及时废止反腐败特别调查、审判机制，进入更高层次的良法善治新阶段。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不好估计，希望八年十年时间就够了。
综上，从历史看、从全局看，建立与监察法配套的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以适应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善莫大焉。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了治标，进入治本阶段后，就可以废止反腐败案件特别审判机制了。
【后记】
真的得当机立断了，存量腐败案件过多，导致反腐过久地停留在治标阶段，绝不是好事。虽然不断抓老虎苍蝇，可以让人解恨解气，但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啊。况且，每多查办一个干部，其实也是给社会和国家多增加一个对立面！因此，必须快刀斩乱麻，快速清理存量腐败案件，尽早进入治本阶段，争取早日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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