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一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一生的丰功伟绩和为国为民的故事自不必多讲,今天笔者不说周恩来的事迹了,而来说一说有关周总理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他的胡子。

说道周恩来的胡子,就先要说一说周恩来的颜值了,周恩来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帅气,江苏淮安的水土让他有着南方的俊秀,奉天和天津的成长,也孕育了他北方的英挺。在天津南开读书时,也多次反串旦角,表演也倾倒众人。当时的报纸用《周恩来扮演孙慧娟倾倒全座》、《美哉周恩来反串妙龄女郎》之词对其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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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审美的观点,将周恩来列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而在四人当中,他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但周恩来的帅气不仅在外表,更在于内心,细腻且豪爽,学识与品德并存。

但从1928年开始,周恩来开始留起了胡子,为什么他会选择留胡子呢?难道自己的美髯,会更加帅气?如果这样想,就未免有些肤浅了。

在1928年,周恩来这一次留胡子,其实是出于无奈,当时蒋介石大力杀害共产党人,全国都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局势极为复杂,周恩来装扮成商人和牧师,以方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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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蒋介石造成四一二惨案后,共产国际依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由于在中共五大上,并没能有效地解决,于是在第二年召开中共六大,进行进一步的决策,而当时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中共六大便决定在莫斯科召开,而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分批出发,前往莫斯科。

周恩来当时,被选为党代表,邓颖超列席大会。周恩来开始第一次留胡子,他的胡子非常坚硬, 也长得很快。周恩来就这样留着胡子,身穿白西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就这样,两人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了上海,在船路过青岛时,船有短暂的停留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青岛市区吃了午饭,之后又买了些报纸带回船上。

他们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日本侦探的注意,当船停靠在大连的码头时,上来几个日本警察,看着满脸胡须的周恩来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周恩来回答:“我们是做古玩生意的。”

“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

“你们要去哪里?”

“去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舅舅。”

之后,他们将周恩来带到了警察厅,详细问了周恩来的出生日期、学历、职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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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又接着询问:“你舅舅叫什么?”

“姓周,叫周曼青。”

“他是做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

“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自然不一致。”

此时警察听到这句话,立刻站了起来,盯着周恩来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也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也伸出了手,说:“你看我这手,像当兵的吗?”

警察从抽屉中拿出了一张卡片,上面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职时的照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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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自然知道,自己在这一缕胡须的掩护下,自然和照片也是有所区别的,也泰然沉着地回答:“我姓王,叫王某某,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呢?”

警察对周恩来一番盘问之后,并没能有所证实,便为他俩买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到长春之后,周恩来在旅馆中,立刻将西服换成了长袍马褂,把自己当胡子刮掉了。给自己的伯父写了封信,伯父收到信之后,也将周恩来接到了吉林。

伯父问周恩来:“为什么从长春不直接去哈尔滨,而要绕道吉林呢?”

周恩来回答:“我们怕日本警察来查问伯父,有没有王某的外甥,怕惊扰了伯父。”

当时的东北主要在日本人和北洋政府的管控内,而当时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失败了,接下来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治理自然也有所放松。这让周恩来在胡须的掩护下,多次险象环生,最终从哈尔滨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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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之后,回到了上海,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1927年,四一二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了破坏,当时为了恢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周恩来的两位挚友陈延年和赵世炎在重组地下工作时,不幸都被捕牺牲。而这个工作也自然落在了周恩来的身上。

当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环境非常的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要追捕的目标,所以很多国民党人都对他很熟悉,而这也让周恩来不停地换姓名和住址,有时一个月、半个月就要换一个住址,每换一处地方,就改一次姓名,而真正知道他住址的人只有两三个人。

当时周恩来把外出时间限制在了清晨5点到7点,以及晚上的7点之后。其余时间,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决不出门。并且尽量少走马路,多穿小弄堂,从来不乘坐电车,更不去公共场所。就在周恩来小心翼翼的工作中,尽管敌人将周恩来当做极力搜索的目标,也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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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上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了,他再一次地留起了胡须,装扮成了商人或传教士的模样。由于他的胡子又黑又粗,而且长得很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就会一片漆黑,是名副其实的美髯公,而党内很多人更是将他称为“胡公”。

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造成了极大伤害,还好钱壮飞及时将他叛变的情报及时获取,周恩来等很多主要领导才幸免遇难。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周恩来亲自领导大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把中央办事机关都进行了转移。中央也安排人护送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回到苏区。

周恩来在12月左右,从上海到达了汕头,他在汕头凭借着自己的大胡子,打扮成了一个牧师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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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交通员肖桂昌和黄华,一同登上开往潮安的火车。上车后,他发觉自己的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个人,顿时觉得不对劲,便马上走进旁边的三等车厢,与其他旅客挤在一起。

当检票员来查票时,周恩来迅速记起,这个检票员曾经向他请示过工作,连忙把头上的帽子拉低,扭头看向窗外;肖桂昌则机智地站起来,挡住周恩来,并把车票交给那名检票员。在胡须的装扮下,检票员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见车票上写的是二等座,随即要他们去隔邻的二等车厢坐。肖桂昌当面答应了,但检票员走后,三个人仍坐着不动。

抵达潮安后,周恩来又乘坐电船前往了大埔,年底抵达了瑞金。邱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一文中曾有一段描述:

周副主席刚到苏区时,当时很多苏区的人还都拿他当做外国人,因为他满脸浓密的大胡子,身着黑衣服,和天主教的牧师几乎没有差别。我们看不出他的年龄,总以为他是老人。

后来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一路之上,周恩来都一直留着胡子,这段时间之所以留胡子,主要原因是因为条件有限,没有能够刮胡子的刮脸刀,一直到西安事变时,为了工作方便,才用剪刀把胡子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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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把大胡子,让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中一次又一次地虎口脱险,在一次次躲过敌人的监视和搜捕,也反映出隐蔽战线中工作的不易。

1945年12月,周恩来来到了重庆,经过重庆谈判之后,工作就变得格外繁忙,那段时间他胡子长得非常快,一个刀片用一个星期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周恩来的刀片用得非常快。

当时还都是供给制,尽管周恩来已经是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邓颖超是国民党参议院参议员,两个人每个月有几百块银元的薪水。但他们将这些薪水全部交给了党中央,自己仍然过着供给制的生活,手头也并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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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来的刀片用完了,警卫员成元功跑到一家百货公司去买,成元功出于节约的目的,就买了一包中等的,可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因为周恩来的胡子又粗又硬,这个刀片根本刮不动。于是拿了一个旧刀片,让他照着这个牌子去买。成元功记住了这个“老人头牌”( 美国制造ever-ready剃须刀片)。

1946年11月,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由于延安并没有很好的刀片生产,成元功特别购买了150片“老人头牌”刮脸刀片。如果周恩来每周用一片,可以使用三年。

紧接着三年解放战争后,党中央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此时的那150片刀片仍绰绰有余。事后,邓大姐也称赞说:“小成做得对,想得周到,不然恩来又要留胡子了。”

1949年进入北京城后,成元功立刻跑到王府井买到了50片“老人头牌”,而两年之后,王府井也没有货了,就只能托人到上海去购买了。

1951年的春天,周恩来由于建国后的长期工作,劳累过度,病倒了。一直都高烧不退,毛泽东批准他休息两个月。周恩来便选定在大连休养。5月底,周总理到了大连,住进了一幢二层楼的院子里。

住了几天之后,周恩来提出要到周边走走,可当时朝鲜人民志愿军正在打仗,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一旦被人认出,可能会遭到暗杀的危险。但他始终不出院门也并不好。为了不暴露目标,警卫员成元功建议让周恩来留胡子,周恩来一听笑了:“那还不容易?”

周恩来之后就留起了胡子,他的胡子长得特别快,一个星期,两撇八字胡就已经长得很像样子了。周恩来在大连市长韩光的陪同下,参观了工业展览,又参观了一个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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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之后,周恩来在洗脸前,对警卫员说:“你去拿开水来,我要刮脸,这胡子不能留,哪里有总理怕群众的道理?”

周恩来正在刮着胡子,一边刮一边说:

你们让我留胡子是从安全考虑,是好意。但这里有苏联驻军,美国的飞机是不会来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工作,是不会出问题的。

短短的几句话,便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留胡子,之后一直到总理去世前一个月,总理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形象。

1952年,周恩来用了多年的刮脸刀架突然坏了,成元功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了两天,都没能买到像样的刀架,最后在王府井购买了一个能用的单面刀片的刀架。可周总理用起来并不顺手。

总理将之前坏掉的刀架拿给成元功,让他去城里问问有没有能修的地方,可找了几天,都没有能修的地方,甚至在上海和苏联都没能买到。周总理也只能将那个不顺手的刀架一直将就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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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成元功才委托领事馆的刘绛文帮忙购买。两天后,刘大姐购买了样式一样的一个刀架,但只能用双面刀片。成元功对她说:“可能用不了,总理胡子很硬,非单面的不可。”

第二天上午,成元功将刘大姐买来的刀架和刀片装好,让周恩来试一试,谁知一试,果真用不了,脸还没刮完,刀片就不能用了。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他们从日内瓦带回来了很多“老人头牌”刀片,这些刀片在几年之后,也都快用完了,可当时国产的刀片根本刮不动胡子。总理说:“用过的刀片不要扔,拿去磨一磨再用。”

周总理让警卫员去找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朱殿华是北京饭店的一位理发师傅,有一天,周总理来到北京饭店检查工作,当时周总理距离开会还有一个小时,便让朱殿华为他修面,朱殿华很快就给他修完了,周总理见他在这么短时间内,就给他刮完了络腮胡子,甚为满意,之后就经常找他来理发修面。朱师傅也成了专门为中央领导人理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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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殿华接过刀片,笑着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连想都没想过,别说磨了。”

警卫员说明是总理的主意后,朱师傅开始磨了磨,磨过的刀片比不磨的要好一点,但还是不如新的快。没有刀片了,总理就只能三天两头的往北京饭店去刮脸的,这样一来,就要浪费很多时间。

警卫员找到了外贸部副部长李强,李强答应用出国的零用钱买一些,警卫员给他交付人民币。

当警卫员将刀片给总理用时,并说明了情况。周总理十分的生气,批评他们不该用外汇在国外购买。

警卫员解释道,北京到处也找不到,所以才让李强帮助购买的。邓大姐也在一旁劝慰,毕竟总理的胡子一般的刀片刮不动。周恩来也听了邓颖超的意见,用人民币补给了李强。这件事情才算平息。之后总理见到李强后,对此事也当面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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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病情恶化十分严重的周总理,经过四次手术之后,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

周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都会自己刮胡子,但在手术之后,总理卧床两个多月的时间,总理都不可以下床,只好由护士帮忙为其清理面部。

警卫员看见总理的胡子一天比一天长,就对总理讲:“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想为总理理发!”

总理吃力的对警卫员说“朱师傅给我理了二十多年发,如果让他来看到我病成这样子,心里会难过的。”

既然总理不让朱师傅来,那就只能用剪刀剪了。警卫员没有给总理剪过胡子,剪的时候,总理还幽默的说:“你们别剪破了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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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剪刀修建的并不好看,但不会影响到总理吃饭了。

直到周总理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周总理再也无法进食,便也再没有给总理修剪过胡子。

总理这边两个月都没有叫朱殿华师傅前来理发,朱殿华的内心也有一些七上八下。等他再次接到西花厅的电话时,却是让他给周总理整理遗容。这让朱殿华痛哭不已。

当朱殿华来到北京医院时,眼前的周总理须发皆长,此刻的总理,已再无当年“胡公”的气魄,英俊的容颜早已经被病魔折磨的脱了形。

朱殿华来到周恩来的遗体前,伤心地对徒弟们说:

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抹好几次肥皂,热毛巾闷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刮下来。现在总理已经去世了,就不能用热毛巾了,不然,皮肤的颜色会发紫,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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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给周总理理发时,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后,在理发时趁机闭目睡一会儿。而此时他在为总理修剪时,总理的样子也像极了抽时间休息的样子,这让朱殿华倍感亲切。最终没有被刮破,头发和胡须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朱殿华弯下腰,将地上剪下的须发捡起来一缕,留作念想。而这一缕须发,大概是总理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身上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