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一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一生的丰功伟绩和为国为民的故事自不必多讲，今天笔者不说周恩来的事迹了，而来说一说有关周总理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他的胡子。
说道周恩来的胡子，就先要说一说周恩来的颜值了，周恩来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帅气，江苏淮安的水土让他有着南方的俊秀，奉天和天津的成长，也孕育了他北方的英挺。在天津南开读书时，也多次反串旦角，表演也倾倒众人。当时的报纸用《周恩来扮演孙慧娟倾倒全座》、《美哉周恩来反串妙龄女郎》之词对其赞誉。
根据现代审美的观点，将周恩来列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而在四人当中，他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但周恩来的帅气不仅在外表，更在于内心，细腻且豪爽，学识与品德并存。
但从1928年开始，周恩来开始留起了胡子，为什么他会选择留胡子呢？难道自己的美髯，会更加帅气？如果这样想，就未免有些肤浅了。
在1928年，周恩来这一次留胡子，其实是出于无奈，当时蒋介石大力杀害共产党人，全国都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局势极为复杂，周恩来装扮成商人和牧师，以方便工作。
当时蒋介石造成四一二惨案后，共产国际依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由于在中共五大上，并没能有效地解决，于是在第二年召开中共六大，进行进一步的决策，而当时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中共六大便决定在莫斯科召开，而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分批出发，前往莫斯科。
周恩来当时，被选为党代表，邓颖超列席大会。周恩来开始第一次留胡子，他的胡子非常坚硬， 也长得很快。周恩来就这样留着胡子，身穿白西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就这样，两人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了上海，在船路过青岛时，船有短暂的停留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青岛市区吃了午饭，之后又买了些报纸带回船上。
他们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日本侦探的注意，当船停靠在大连的码头时，上来几个日本警察，看着满脸胡须的周恩来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周恩来回答：“我们是做古玩生意的。”
“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
“你们要去哪里？”
“去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舅舅。”
之后，他们将周恩来带到了警察厅，详细问了周恩来的出生日期、学历、职业等等。
警察又接着询问：“你舅舅叫什么？”
“姓周，叫周曼青。”
“他是做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
“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自然不一致。”
此时警察听到这句话，立刻站了起来，盯着周恩来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也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也伸出了手，说：“你看我这手，像当兵的吗？”
警察从抽屉中拿出了一张卡片，上面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职时的照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自然知道，自己在这一缕胡须的掩护下，自然和照片也是有所区别的，也泰然沉着地回答：“我姓王，叫王某某，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呢？”
警察对周恩来一番盘问之后，并没能有所证实，便为他俩买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到长春之后，周恩来在旅馆中，立刻将西服换成了长袍马褂，把自己当胡子刮掉了。给自己的伯父写了封信，伯父收到信之后，也将周恩来接到了吉林。
伯父问周恩来：“为什么从长春不直接去哈尔滨，而要绕道吉林呢？”
周恩来回答：“我们怕日本警察来查问伯父，有没有王某的外甥，怕惊扰了伯父。”
当时的东北主要在日本人和北洋政府的管控内，而当时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失败了，接下来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治理自然也有所放松。这让周恩来在胡须的掩护下，多次险象环生，最终从哈尔滨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之后，回到了上海，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1927年，四一二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了破坏，当时为了恢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周恩来的两位挚友陈延年和赵世炎在重组地下工作时，不幸都被捕牺牲。而这个工作也自然落在了周恩来的身上。
当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环境非常的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要追捕的目标，所以很多国民党人都对他很熟悉，而这也让周恩来不停地换姓名和住址，有时一个月、半个月就要换一个住址，每换一处地方，就改一次姓名，而真正知道他住址的人只有两三个人。
当时周恩来把外出时间限制在了清晨5点到7点，以及晚上的7点之后。其余时间，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决不出门。并且尽量少走马路，多穿小弄堂，从来不乘坐电车，更不去公共场所。就在周恩来小心翼翼的工作中，尽管敌人将周恩来当做极力搜索的目标，也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由于社会上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了，他再一次地留起了胡须，装扮成了商人或传教士的模样。由于他的胡子又黑又粗，而且长得很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就会一片漆黑，是名副其实的美髯公，而党内很多人更是将他称为“胡公”。
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造成了极大伤害，还好钱壮飞及时将他叛变的情报及时获取，周恩来等很多主要领导才幸免遇难。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周恩来亲自领导大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把中央办事机关都进行了转移。中央也安排人护送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回到苏区。
周恩来在12月左右，从上海到达了汕头，他在汕头凭借着自己的大胡子，打扮成了一个牧师的模样。
周恩来与交通员肖桂昌和黄华，一同登上开往潮安的火车。上车后，他发觉自己的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个人，顿时觉得不对劲，便马上走进旁边的三等车厢，与其他旅客挤在一起。
当检票员来查票时，周恩来迅速记起，这个检票员曾经向他请示过工作，连忙把头上的帽子拉低，扭头看向窗外；肖桂昌则机智地站起来，挡住周恩来，并把车票交给那名检票员。在胡须的装扮下，检票员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见车票上写的是二等座，随即要他们去隔邻的二等车厢坐。肖桂昌当面答应了，但检票员走后，三个人仍坐着不动。
抵达潮安后，周恩来又乘坐电船前往了大埔，年底抵达了瑞金。邱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一文中曾有一段描述：
周副主席刚到苏区时，当时很多苏区的人还都拿他当做外国人，因为他满脸浓密的大胡子，身着黑衣服，和天主教的牧师几乎没有差别。我们看不出他的年龄，总以为他是老人。
后来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一路之上，周恩来都一直留着胡子，这段时间之所以留胡子，主要原因是因为条件有限，没有能够刮胡子的刮脸刀，一直到西安事变时，为了工作方便，才用剪刀把胡子剃掉。
这一把大胡子，让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中一次又一次地虎口脱险，在一次次躲过敌人的监视和搜捕，也反映出隐蔽战线中工作的不易。
1945年12月，周恩来来到了重庆，经过重庆谈判之后，工作就变得格外繁忙，那段时间他胡子长得非常快，一个刀片用一个星期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周恩来的刀片用得非常快。
当时还都是供给制，尽管周恩来已经是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邓颖超是国民党参议院参议员，两个人每个月有几百块银元的薪水。但他们将这些薪水全部交给了党中央，自己仍然过着供给制的生活，手头也并不富裕。
有一次周恩来的刀片用完了，警卫员成元功跑到一家百货公司去买，成元功出于节约的目的，就买了一包中等的，可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因为周恩来的胡子又粗又硬，这个刀片根本刮不动。于是拿了一个旧刀片，让他照着这个牌子去买。成元功记住了这个“老人头牌”（ 美国制造ever-ready剃须刀片）。
1946年11月，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由于延安并没有很好的刀片生产，成元功特别购买了150片“老人头牌”刮脸刀片。如果周恩来每周用一片，可以使用三年。
紧接着三年解放战争后，党中央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此时的那150片刀片仍绰绰有余。事后，邓大姐也称赞说：“小成做得对，想得周到，不然恩来又要留胡子了。”
1949年进入北京城后，成元功立刻跑到王府井买到了50片“老人头牌”，而两年之后，王府井也没有货了，就只能托人到上海去购买了。
1951年的春天，周恩来由于建国后的长期工作，劳累过度，病倒了。一直都高烧不退，毛泽东批准他休息两个月。周恩来便选定在大连休养。5月底，周总理到了大连，住进了一幢二层楼的院子里。
住了几天之后，周恩来提出要到周边走走，可当时朝鲜人民志愿军正在打仗，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一旦被人认出，可能会遭到暗杀的危险。但他始终不出院门也并不好。为了不暴露目标，警卫员成元功建议让周恩来留胡子，周恩来一听笑了：“那还不容易？”
周恩来之后就留起了胡子，他的胡子长得特别快，一个星期，两撇八字胡就已经长得很像样子了。周恩来在大连市长韩光的陪同下，参观了工业展览，又参观了一个体育馆。
过了几天之后，周恩来在洗脸前，对警卫员说：“你去拿开水来，我要刮脸，这胡子不能留，哪里有总理怕群众的道理？”
周恩来正在刮着胡子，一边刮一边说：
你们让我留胡子是从安全考虑，是好意。但这里有苏联驻军，美国的飞机是不会来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工作，是不会出问题的。
短短的几句话，便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留胡子，之后一直到总理去世前一个月，总理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形象。
1952年，周恩来用了多年的刮脸刀架突然坏了，成元功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了两天，都没能买到像样的刀架，最后在王府井购买了一个能用的单面刀片的刀架。可周总理用起来并不顺手。
总理将之前坏掉的刀架拿给成元功，让他去城里问问有没有能修的地方，可找了几天，都没有能修的地方，甚至在上海和苏联都没能买到。周总理也只能将那个不顺手的刀架一直将就用着。
直到195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成元功才委托领事馆的刘绛文帮忙购买。两天后，刘大姐购买了样式一样的一个刀架，但只能用双面刀片。成元功对她说：“可能用不了，总理胡子很硬，非单面的不可。”
第二天上午，成元功将刘大姐买来的刀架和刀片装好，让周恩来试一试，谁知一试，果真用不了，脸还没刮完，刀片就不能用了。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他们从日内瓦带回来了很多“老人头牌”刀片，这些刀片在几年之后，也都快用完了，可当时国产的刀片根本刮不动胡子。总理说：“用过的刀片不要扔，拿去磨一磨再用。”
周总理让警卫员去找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朱殿华是北京饭店的一位理发师傅，有一天，周总理来到北京饭店检查工作，当时周总理距离开会还有一个小时，便让朱殿华为他修面，朱殿华很快就给他修完了，周总理见他在这么短时间内，就给他刮完了络腮胡子，甚为满意，之后就经常找他来理发修面。朱师傅也成了专门为中央领导人理发的了。
朱殿华接过刀片，笑着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连想都没想过，别说磨了。”
警卫员说明是总理的主意后，朱师傅开始磨了磨，磨过的刀片比不磨的要好一点，但还是不如新的快。没有刀片了，总理就只能三天两头的往北京饭店去刮脸的，这样一来，就要浪费很多时间。
警卫员找到了外贸部副部长李强，李强答应用出国的零用钱买一些，警卫员给他交付人民币。
当警卫员将刀片给总理用时，并说明了情况。周总理十分的生气，批评他们不该用外汇在国外购买。
警卫员解释道，北京到处也找不到，所以才让李强帮助购买的。邓大姐也在一旁劝慰，毕竟总理的胡子一般的刀片刮不动。周恩来也听了邓颖超的意见，用人民币补给了李强。这件事情才算平息。之后总理见到李强后，对此事也当面谢过。
1975年，病情恶化十分严重的周总理，经过四次手术之后，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
周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都会自己刮胡子，但在手术之后，总理卧床两个多月的时间，总理都不可以下床，只好由护士帮忙为其清理面部。
警卫员看见总理的胡子一天比一天长，就对总理讲：“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想为总理理发！”
总理吃力的对警卫员说“朱师傅给我理了二十多年发，如果让他来看到我病成这样子，心里会难过的。”
既然总理不让朱师傅来，那就只能用剪刀剪了。警卫员没有给总理剪过胡子，剪的时候，总理还幽默的说：“你们别剪破了我的脸。”
虽然剪刀修建的并不好看，但不会影响到总理吃饭了。
直到周总理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周总理再也无法进食，便也再没有给总理修剪过胡子。
总理这边两个月都没有叫朱殿华师傅前来理发，朱殿华的内心也有一些七上八下。等他再次接到西花厅的电话时，却是让他给周总理整理遗容。这让朱殿华痛哭不已。
当朱殿华来到北京医院时，眼前的周总理须发皆长，此刻的总理，已再无当年“胡公”的气魄，英俊的容颜早已经被病魔折磨的脱了形。
朱殿华来到周恩来的遗体前，伤心地对徒弟们说：
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抹好几次肥皂，热毛巾闷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刮下来。现在总理已经去世了，就不能用热毛巾了，不然，皮肤的颜色会发紫，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
之前给周总理理发时，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后，在理发时趁机闭目睡一会儿。而此时他在为总理修剪时，总理的样子也像极了抽时间休息的样子，这让朱殿华倍感亲切。最终没有被刮破，头发和胡须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朱殿华弯下腰，将地上剪下的须发捡起来一缕，留作念想。而这一缕须发，大概是总理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身上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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