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维屏
到湖南西部走马观花一下，实在没有资格谈论那个地方留在人们口中的孜孜不倦的话题——土匪。我们这个时代，离土匪盛行的时代毕竟已经太过遥远。我的奶奶曾经在我小时候讲起过，她的父亲就是被土匪打死的，那是在一次经过宝应湖的船上，土匪从苇荡里杀了出来，船就拼命地逃跑，土匪开枪，打死了我奶奶的父亲。解放后，这个横行宝应、兴化一带的土匪被抓住枪毙，方圆数里的群众，都前往一观，盛况空前。但在书中，很难看到有这一件事的记载，与“湘西剿匪”的天下知名，只能说明苏北土地上当年弥漫的战争与暴力的烽火，烈度要弱许多。
其实我到湘西去，并没有意识到那里曾经与“匪”有着关联。我比较相信沈从文先生的描述，而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文字中，一直以泰然自若的神情与貌似不以为然的叙述语态，努力淡化着笼罩在湘西这块先生深爱着的故乡土地上的有关“匪区”的传闻。现在我越来越感到这是沈先生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紧随着鲁迅、茅盾之后被拔高到如此高位的原因。可以说，今天湘西人乐意谈及的一些神秘而残酷的事实，如土匪、放蛊、赶尸等等，沈从文无一不是在他的文字中，进行了今天看来几乎是高瞻远瞩的消融和化解。
他在他的作品《湘西》中直言不讳地声称，这种“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的传闻是一种荒唐，是一种传说。沈从文从来没有在他的文章中，说湘西是一个匪类充斥的世界，更没有什么放蛊与赶尸。他将湘西的严酷纳入到人性的范畴进行解读，让我们感受到杀人的人与被杀的人、违悖伦常的行为与突破人性容忍度的事件都在人性的司空见惯的境界里，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并为这些行径注入了某种意义上由人性本质上的缺损而带来的悲悯情怀。他努力把世间传闻的神秘感凝成的迷雾化成了可以解读的人性的庸常的云烟。
比如，他在《月下小景》中描写一对相爱不成、殉情自杀的苗族男女之恋，就将这种残忍的死亡过程置于月明风清、花浓草深的平台之上予以展现，融入了宠辱不惊、平和恬淡的情感元素，淡化了死亡的阴霾，突出了真实生活下人类情感波澜不惊、平淡如水的原生态——也许只有在电影与小说中，才会在心情阴暗的时刻，出现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的状况。另外一些我们难以启口的违背纲常的事件，都在沈从文的笔下，作了契合人性本质、合乎心理纹路的阐述。沈从文先生深知，他对故乡的热爱，就应该表现在把他的故乡的文化，故乡的传说，砍去种种妖异的成份，回归到人性的范畴，这样才会求得对湘西的真正的救赎与张扬。
今天的时代，是沈从文竭力为其辩白的种种神秘释去迷雾的时代，但那些被扫入历史烟尘中的怪异成份，反而成了人们寻找刺激与话题的谈资。人就是这样，只有在安宁与和平的情况下，才会去寻觅刺激。美国在九一一之后，好莱坞的恐怖片受到人们的抵制，多少年之后，人们的心态开始平和了，好莱坞才重新捡拾起暴力的血腥制造恐怖的刺激。今天的旅游者，到湘西去逛一逛，不用自己提起，当地人包括导游，都要把那些沈从文先生加以否认与淡化的现象作为招徕外来游玩者的法宝利器。
在前往湘西的路上，是导游首先提起了湘西的“匪”，顿时，大家的耳朵竖了起来，因为提到匪，总会让人的精力集中，恨爱交迸。今天我们会将一种特别的爱，施予给“匪”这个词。比如，我楼下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小二子，是一个男孩，我们楼道上的人都叫他“二土匪”。还有我家的一个邻居，其妻喊他的丈夫，叫“老土匪”。可见“土匪”在当下的和平时光里转化为一种昵称。有时候表达一种爱，无限上升，是无法压榨出那种爱的感受的，就像宋美龄喜欢叫蒋介石“大令”，大令、大令、再大令地叫，也不会把爱意再叫高一点。但现在降低基调，叫心爱的人为“土匪”，那感觉就来了。降低基调，就能提高高度。爱实际上是一种落差，扩大落差的办法，一种是向上提高高度，但高度是有限制的，无限制地往上提，往往高处不胜寒；一种是降低基调，并不影响爱的落差的高度。所以说爱以及幸福这种纯粹是人的精神的感受，不在于站的高度，而在于它们的落差。落差越大，幸福的感觉才会更强烈。有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些明星歌星会得抑郁症呢？就是因为他们站在他的那个高度上，丢失了幸福的落差了。
后来我们到湘西的猛洞河漂流，撑船的那个男孩，自称是土家族，年龄二十多岁，但却有了两个孩子，说当地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羡煞了我们这些毕恭毕敬执行国策的外来者。他说他上学校要走二十里山地，所以，他自然无法念好书，早早地出来谋生了。
湘西有着美丽的山水，但是这些山水，只能给外来者惊鸿一瞥的美丽，看到眼里，却无法化着营养，充实到肚里。山清水秀，如果涉及到生存的话，那就叫穷山恶水。从湘西经过，如果我们是从生存的角度来考虑，是实在没有什么心情会去欣赏那些高傲的山峦的。
在山与山之间，会有一会小小的平地，号称“插花地”，因为那么一块平地上，也只能点缀一些插花一般的行当，欲长出连片的庄稼，实在是望“地”兴叹。而这里的土地又是如此的贫瘠。同样的水稻在山脚下的水地里长出，只能结出几颗稀稀落落的谷粒。
可以看出，这位船艄工对目前工作的满意。他说他也曾经出去玩过的，意思是说他不仅局限于山沟里，伴着外来的人，成为山水旁边的被观看的一类。然后，他就对着山壁讲起了土匪，指着一段陡峭的崖壁，说这里曾经是《乌龙山剿匪记》的拍摄现场，言语之间，带着几分自豪。他自己也说，这段陡壁，他能二十分钟能够爬到顶上。
对于他说的话，没有不相信的理由。因为在刚刚出发的时候，他撑船用的船篙，插在河心里，一不小心，没有拔出来，这下子他手里便没有了撑船的工具，意味着我们的漂行处于失控状态。情势颇为危急，只见他用船桨划着小船，靠到岸边，猿跳猱爬地跃到了岸上，这时候，我们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只见他抓住了光滑的岸边的峭壁，横向爬去，他赤足踩在岩壁上，吸附着他的全身，竟然在陡壁上灵活地移动着，在靠近那个篙子的地方，他两手一松，扎进了水中，从水里拔出了篙子，也许在水中有一点慌乱吧，他没有握住船篙，船篙顺水漂来，我们船上的人，从水里捡起了篙子，他湿淋淋地爬上小舟，应该说他今天失误了两次，一次丢失了他的谋生的家伙，又一次，他虽然摸着了他的船篙，竟然又让它失之交臂。但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是，他竟然能够在光滑的崖壁上，飞一样地平行移动。我在想，将来有一天，如果电影里要拍土匪的话，他倒是一个合适的替身。在那样的人流量络绎不绝的境况里，他获得这样的机会并非只有为零。用他的话讲，就在这条漂流的河流上，宋祖英曾经在这里拍摄过她的著名的以飞瀑为背景的MTV。
湘西的名声在外，除了沈从文先生外，应该说与两部有关土匪的影视作品有着很大的关联。上世纪的中期，因为“林海雪原”及它的衍生品“智取威虎山”的流行，东北剿匪当仁不让地占据着人们茶余饭后乃至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议题，而文革后则因为《乌龙山剿匪记》与《湘西剿匪记》的轰动一时，使湘西剿匪后来居上，成为剿匪的热门波段。湘西的剿匪相对于东北的剿匪，来的更要酷烈些，因为湘西的剿匪还涉及到历史上的民族的纠葛，远比东北剿匪主要集中在汉人地区要来得错综复杂一些。其实最近在网上搜了一搜，发现早在1965年就出版了一本湘西剿匪的小说，名叫《武陵山下》，1975年它在加入了许多时尚的政治术语后，竟然重版了，也算是一个奇迹。
也是湖南作家的彭见明对这部剿匪题材的作品赞不绝口，认为后来的人无人超越，明显是过于溢美了。但该作品的作者张行是曾经随解放军进驻湘西剿匪的一名亲历者，因此，他提供的一些原始的素材还是让人见识到当地剿匪的酷烈。仔细从小说里的字里行间，能够读到许多那个地域的独特的人生百态。比如，当地人对付那些拨弄是非的女人，是让她们脱掉袜子，浸在尿盆里，然后抬起她们，让她们双脚悬空，相互抡对方的嘴巴，很能见到当地民风的剽悍。
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乌龙山剿匪记》，它的作者水运宪其实是一个写人事角逐的作者，深谙俗世人际间的微妙的纠葛与暗战，所以，他将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移用到土匪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去的时候，便使剿匪故事升格成人间冲突的折射。
而另一部《湘西剿匪记》则在结构与人物刻划上相当的俗套与粗疏，乏善可陈。不过，人们需要从中记住的就是湘西剿匪的错综复杂、敌我难分的困境所在，从而对这种典型的残酷性的冲突留下深刻印象。其实，湘西剿匪题材与沈从文的文字都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就是它把人性推到一种无以复加的酷烈的情境中，而叙述者在表现这种情境时，竟然会采用一种溢美与圣化的格调，为其笼罩上一种恨爱交织、正邪交错的迷人的外罩，这正是湘文化注入到这些来自于真实故事的虚构冲突中的一种特别的基因与格调。
因此，个人觉得湘西土匪与当地湘文化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姻缘关系，它留给当今的湘西的神秘感，是我们在湘文化中能够找到与其最早源头一脉相承的文化之根的，更可以在沈从文所留下的文字中找到相合拍的神秘的感应。湘西土匪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包括着文化的因果。这才是它至今仍然能够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一部《新乌龙山剿匪记》的电视剧再次出现在屏幕上，不过正像现在庸俗文化毫无创意地选择的套路一样，这部新的剿匪片中，原先的剿匪队队长与女土匪竟然是初恋恋人，就像杨子荣在新版《林海雪原》中也有了一个情人，引起情天恨海的浩大波澜。这些新翻杨柳枝的文化产品可以说是一种庸俗文化的集匪气与俗气的大成者，向世界图说着庸俗文化正在甚嚣尘上地无孔不入，触目惊心。也许文化的天宇里，也需要来一次剿匪行动，铲除那些市侩式的庸俗文化。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