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多年主持人的许戈辉,对于聊天这回事,从不装作自己是行家。她始终追求平等地聊天。

作者/ 许峥

如果要谈许戈辉,就不得不谈到一种静水深流的女性力量。

在交换信息之前,她习惯首先交换情绪,直到对话渐入佳境。许戈辉做了许多年采访,照理说,采访应该比聊天要更加规整、更加严谨,但在许戈辉身上,总有松弛感与温和感,她有着一种把对谈还原为畅聊、让采访回归“聊天态”的气质。

她很少强势地进攻。从2000年主持《名人面对面》开始到如今,许戈辉访问了上千个人物,横跨政界、演艺界、文化界以及小众领域、边缘群体。她始终克制地抛出问题,再穿针引线,“我不想难住对方,以此凸显自己有多么深刻的思考,因为我们在共同面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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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供图)

哪怕是在各方都伶牙俐齿的《圆桌派》,与窦文涛、陈鲁豫、马未都组聊天局,个顶个的快言快语,她也不争锋。她从谈话的空隙当中渗进去,适时地说事儿,或者只是听着,但从不让话掉在地上,几乎当了兜底的那个人,就像窦文涛在寒暄时抬手一指说的:“嘿,挺会接茬。”谈话当中,总得有许戈辉这么一个懂“听”的角色。

“三方舒服,观众、受访者、采访者,都被抚慰到”,这是许戈辉认为一场好访谈该做到的。当年美国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Tiger Woods)只给了节目15分钟访问时间,她先简单几句来回,让双方有享受的可能,而没有高明地发问,以此自恃强大。人的话匣子一般在被关怀时会有所松动,“哎哟这个事儿我好像还没想过,你让我想想啊”,这样的反馈在她看来是好兆头。当对方开始反思时,她知道谈话正在往坦诚的方向走,两个人都不说套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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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巧思的小礼物让老虎打开话匣。(图/受访者供图)

平等地聊天,某种程度上是许戈辉践行理想主义的方式。

2005年,她做了一档压根拉不到赞助的访谈节目——《戈辉梦工厂》,让受争议的自媒体红人、“草根”人物出镜,给予受访者表达的空间。她说:“我不想逼他们。这些人在社会上是‘另类’的,不断地被放在火上烤,社会早就把他们逼到墙角了。我只给一个呈现的机会,让他们讲讲到底怎么想的,经历了什么。”

对于“聊天”这件事,许戈辉从不装作自己是行家,她只是不卑不亢、有章有法地进行着。

早年间,她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预想着去外交部、经贸部上班,“总感觉那才是一条正路”。许戈辉谨慎地觉得,大学四年级去做主持人,只是浅尝辄止的某个事情罢了。

一个前辈干着急,对她说了句话:“打动人的力量不是谁都有,既然你具备这个天分,就可劲儿往前跑吧,电视台的影响力多广泛,为什么你总想跑到岔道上去?”干媒体的决定,是被这句反问激发起来的。1995年,没有任何关系、资源的许戈辉,和赵忠祥、倪萍一起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进入了那个谈论理想、呵护情怀的电视年代。

初出茅庐,又被人看好,没多久,许戈辉果断地加入了刚创立的凤凰卫视。她冒着小雨,凭一张单次往返的签证过关到香港红磡。宣传片子里,镜头扫过,她字字分明地念出凤凰卫视的立台方针之一,“要取向大众化”。那是1996年,为此,她常常从一堆厚实的观众来信当中,反省某次访谈的质量。

当然,她也有当场感知到对方情绪,甚至被采访对象“晾着”的时候。比如多年以前,她采访了瑞典乒乓球手简-诺瓦·瓦尔德内尔(Jan-Ove Waldner),中国球迷常以亲切的口吻叫他“老瓦”。

只是,老瓦出乎意料地腼腆,话说得很短、很少,“还没有热起来,处在一种很生硬的状态里”。她试图开玩笑似的轻微挑衅,抛个小问题,借此解开束缚:“你在赛场上可以‘杀’出这么多刁钻的、有攻击性的球,为什么到了采访的时候,你不仅不进攻,反而还有点想逃的感觉呢?”话一落地,瓦尔德内尔喃喃地回几句瑞典语,立即站起身,走出采访间。

包括许戈辉在内的工作人员,都面面相觑,愣住了。他没有接这个玩笑。

这是一次差点中断了的录制。她意识到,文化上的、成长中的、习惯上的不一致,使这句玩笑也许有了冒犯的意味。她只能上前,向对方做出一番补充解释。在她诚意地剖白之后,瓦尔德内尔往回走,羞怯地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肚子有点不舒服”。试探终究奏效了,许戈辉知道,场子就此开始温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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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汉姆表达能力不输脚法。(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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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冲到越南专访米卢。(图/受访者供图)

整个职业生涯中,她不信奉太僵硬的、苛刻的标准,也从没框定过最后一次访谈会是什么形式。对于“怎么结束”这个问题,她以今年的一个体悟作答。某天去寻找梵高墓碑时,她在一大堆丛丛簇簇的名字中,瞥见了“VINCENT VAN GOGH”,“特别不起眼,平平静静地和一群人葬着,没有任何的凸显。我不禁思考,人在永别时是否必须要有一个瞩目的记号”。

20多年访谈,不是为了征服而发问,而是公平地聊天,对许戈辉来说,已经足以构成耐人寻味的句号。

TA聊

《新周刊》:《名人面对面》的嘉宾大多是处于风口浪尖的人物,当你想问比较尖锐的问题时,会怎么做?你有技巧吗?

许戈辉:我挺抵触技巧这件事的,所以也没总结过。而且,问出尖锐的问题从来不是我的目的,大家可能觉得我是挺温和的人,早年刚开始做访谈节目时,我确实也为此困扰过。

有个前辈告诉我,要知道,所有坐在受访者位置上的人,内心都处于弱势的地位,采访者是更强势的那个人。我已经坐在这个位子上了,还非得尖锐地把对方逼到墙角里,没有必要。

只有面对强权的时候,我才会让内心更坚定、强大一点,挑战对方。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刻意地问尖锐问题,但是,最好让对方觉得有启发,而且愿意进行深度思考,我通常是这样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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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供图)

《新周刊》:你采访窦唯时,聊到了1994年的演唱会。他对这次演出的感受不太好,也产生了不愉快的揣测。你紧接着提出疑问,这时会不会担心采访被对方中断?

许戈辉:中断也是一种呈现,但绝大多数嘉宾会保持礼貌,只有极少数嘉宾的性格是不愿意去敷衍和配合。

窦唯的那次采访,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可贵,他是一个多“社恐”的人啊,基本是被逼着接受采访。当时,经纪人的考量是得给他安排不会带来更多伤害的媒体,采访要有深度,但同时善意、安全。所以我给出的承诺是,你不能阻止我问我想问的,但是你有充分的权利去决定回答或不回答、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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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戈辉与甄子丹对话。(图/受访者供图)

《新周刊》:你有没有几乎做不下去的采访呢?

许戈辉:我能想起来的是傅聪先生的那次。那是2001年,他去国多年,回来做演出,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堂,也是经纪人安排的采访,我想他一定是不想受访的。

当时是深秋,开始访谈之前,需要调光、别话筒,他已经非常不耐烦,把话筒“噌”地拽下来,说:“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放在我身上?”摄像大哥愣了,话筒拿在手里,僵在那儿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能上去跟傅聪先生解释:“您看,做演出的时候,音乐厅有它自己特殊的构造,我们也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不同的技术操作,对吗?”傅聪先生也是服理的,拿职业来给他做比较、解释就没事了。不过这么一弄,人已经绷起来了,我能感受到他态度上的不友好。

后来,我想这也是傅聪先生性格的一部分。他不愿意妥协,不想敷衍和将就,他本身就“痛恨”媒体,可我还得硬着头皮采访,真是紧张。

《新周刊》:这种时候要逆转局面,挺不容易的。

许戈辉:所以我们谈话的前15分钟挺僵的,我一问,他一答,我还在期待他讲更多,但他没有话了。只要有5秒钟、10秒钟的停顿,空气就会凝固,所以我得赶紧抛出下一个问题,生怕冷场。结果追得紧一点,发现他还没有说完,两个人语言上又发生了冲撞。这个节奏始终既不松弛,也不流畅,我也怕他不耐烦了,心里一直处于特别焦虑的状态。

好在,我事先跟他的老同学聊了好长时间,于是就问他:“你想听听他们对你的评价吗?”他说:“想啊,他们怎么说?”我就回答:“傅聪这个人,没有其他的表达渠道,只有音乐,让他快乐也让他痛苦,因为傅聪没有别的出口。”这句话触动他了。找老同学这个事,可能证明了我是认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媒体。

一旦打开了口子,天哪,他不像之前那么蛮横、冷漠了,还挺火热的。他开始沉浸,身体会摇晃,手势也多。摄像大哥后来偷偷跟我说,都快抓不住他了,一下脑袋出镜了,一下手又挥舞了。

这期节目成片不错,在一个如此挫败的开场之后,有了特别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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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戈辉、窦文涛、鲁豫三位老友重聚《圆桌派》第七季。(图/微博)

《新周刊》:收视率和价值有时会产生冲突,你觉得偶尔采访冷门的嘉宾,也是有必要的吗?

许戈辉:在收视率和价值之间,我们一直更倾向价值。老板本身是有媒体情怀的人,他也听之任之,在选题上给了特别大的自由度。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选题。《名人面对面》的收视率一直不是最高的,但比较好的是,它逐渐筛选出一批我们希望影响到的观众。

我必须说,那个时候,我的确走过一段很理想主义的岁月。

运营:鹿子芮;排版:陈倚

原标题:《许戈辉:平等地聊天,是践行理想主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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