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由江志强监制,张琪执导,孙悦、张琪共同编剧,白客、辛柏青、郎月婷领衔主演,耿乐特别出演,获北影节“天坛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男配角奖,将于4月29-4月30日18:00-20:00开启超前点映,5月1日正式上映。

在这个风声猎猎的故事里,每一阵风,都是潜藏罪恶的低语。

张琪导演的首部长片《大风杀》,在白客、辛柏青、郎月婷、耿乐等实力演员的演绎下,织就了一幅关于人性暗面的灰色织网。其中白客在片中褪去往日的喜剧色彩,以极度收敛的表演,诠释了一个在灰暗命运中负重前行的普通人,辛柏青在《大风杀》中彻底颠覆了以往温文儒雅的形象,贡献了一次疯狂的表演,诠释了一个在绝境中渐渐沉沦的人。

而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男配角奖的耿乐,也是展示了惊艳的反派表演。

影片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为引,撬开了小城压抑而沉默的外壳,将隐匿在日常中的欲望、背叛与救赎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

《大风杀》的风格克制冷峻,镜头语言内敛而有力量,仿佛用一把钝刀,在无声处慢慢剖开角色的秘密。荒凉的空间、沉重的色调、紧绷的节奏,交织成一场关于孤立与崩坏的视觉风暴。影片的声音设计,像一只无形的手,时而低语,时而怒吼,把人物心底的惶恐与挣扎推至极致。

这不仅是一部犯罪片,更是一场关于人心交织碰撞的故事。风不停,人不止,每个人都在风暴中寻找一个无法抵达的出口。

本期导筒带来张琪专访,走进这部北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场刊最高分作品的精彩幕后故事。

采访:月希

编辑:紫嫣

专访正文

导筒:《大风杀》故事最初的灵感来自哪里?

张琪:我很喜欢“困境”题材,像末日片、丧尸片也算是“困境”题材的,很多文学、戏剧作品也都有涉及这个题材。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从小就喜欢,我甚至真有想过拍丧尸片。

这个“困境”题材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类型放进去,所以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和玩法,它可以在极端的困境环境里,把人内心的东西极致压榨出来,就像放大镜透过阳光聚焦时引燃的那一个点。

导筒: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个故事的呢?

张琪:大概是在2021年。

我之前喜欢“困境”题材但只限于看,后来江老板(江志强,《大风杀》监制)找到我,问我有这么一个故事感不感兴趣,他大概给我讲了下,就是匪帮围困了一个镇子,镇子上的警察带领镇民做各种关卡,保护镇子。

我对这其中围困的部分很感兴趣,就和江老板说,我是喜欢这个题材,但能不能给我个机会,给我两年的时间,我好好想一想要拍什么。

导筒:那在这两年思考的过程中,在创作上您有遇到什么难点吗?

张琪:难点是在,很多人和我说拍电影应该是你有话要说,但我本身其实没有什么表达的欲望,我其实没有什么话要说。如果你日常生活中认识我,会觉得我话很少。我没有觉得自己的表达非要去让人听到,这样好像也挺难为别人的。

但是我心中有好多问题想问,有我不理解的、我想要知道答案的。首先有很多问题可能是没有人有答案的,但是大家又很困扰的,所以有必要把这个问题传递下去。

我觉得很多电影都有这个特质,它并不是说一个很强硬的创作者在教你做人做事,它会给出一个你非常渴望知道答案的问题。我觉得我是想做这样的事情的。

导筒:如果让您概括一下本片提出来的问题,您觉得是?

张琪:说实话,我是很害怕孤独,很害怕变化的,我就很想知道,当我在害怕孤独和变化的时候,究竟在害怕什么?我应该怎样看待?

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我目前想到的是这个。但如果说这句话真的概括了这个电影吗?我可能不这么认为,因为电影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可能带出这个问题在拍电影,但是我们团队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一起创作,带着自己的记忆和感受融入进这个电影里,他们肯定也有给出自己的东西在这个电影里,会比我更丰富。

当然还有观众,也带着自己的记忆和问题,包括期待值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结果、内容都不一样。

导筒:您刚刚提到片中有警察和匪帮冲突,想问下本片中的这些悍匪有参考什么原型人物特质吗?

张琪:其实悍匪的设计理念是,我希望这些悍匪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年代最印象深刻、最凶残的代表,让他们一起出现在这个电影里。

当然要怎么把他们组装起来呢,北山(辛柏青饰演)这个人物就尤为重要了。

片中是一群悍匪跟随着北山,当每个悍匪的原型人物聚合起来的时候,北山就自然而然浮现出来了,因为北山应该是具有所有人的素质,同时又要更强大的东西去管理这一帮子人。

导筒:《大风杀》的片名充满意象感,能否分享一下这个片名是如何确定的?以及背后的隐喻?

张琪:我觉得“杀”字代表了剧中人物对“大风”的初始态度和感受。

这个片子里一直在刮大风,对应了我想在片子中去呈现的变化。变化是我们看不见,捕捉不到的,我们只能看到变化的结果。风其实也一样,床单飘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来了,吹到我们脸上的时候皮肤感受到有风。但是风无色无味,你其实看不到。

当我们面对变化,大部分时候其实是会恐惧的,如果它是好的变化我们会开心,如果他是意外的捕捉不到的,就会感到害怕。

当然这也联系到片中夏然(白客饰演)的变化,从恐惧变化,到看着这些变化,听着这些变化,可以说这是一个夏然的看法的变化。

导筒:片中有很多这样的刮大风的场面,还有夜戏镜头,在摄影上,您如何去设计规划这些画面呢?或者说会不会遇到什么挑战难度特别大的拍摄?

张琪:我们最难的是那个在加油站,现场的风真的是那么大,虽然也有后期CG辅助,但是只是通过技术让风变成一样大小。当时我们监视器的棚子都被吹翻了,风真的很大。

那是我们整个拍摄的第一场戏,但也也正借此我们发现对片子来说,整个风格氛围就应该是这样的,这导致我们后面所有场次都要匹配这样的风。

导筒:要匹配一样的风量吗?

张琪:对,不止是量,还有烈度。从细的方面来说是风的烈度,但是也要匹配整体环境的烈度。

最重要的是在那么大的风的情况下,摄影机是会抖的,防风要做得非常到位,还要经常给机器除沙,保护措施要做好。

导筒:对人来说也是吧?既要防风沙,还要兼顾现场拍摄。

张琪:是的,而且工作人员可以做好防护,但是对演员来说,就是完全暴露在风沙里的。比如白客,辛柏青,他们不仅要暴露在风沙中,还要有深入的情感表现,甚至有一场辛柏青需要在风沙中双眼圆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甚至整条拍下来都没眨一次眼”。

导筒:本片也有很多动作戏,包括枪战、肉搏打斗等,但有意思的是本片虽暴力但不血腥,可以和我们分享下您在动作方面的特别设计吗?

张琪:我觉得在这些动作戏里,暴力并不是我想强调的部分,我想强调的是对暴力的恐惧感,和暴力的代价。

所以在拍摄方式上我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做的,暴力往往只是一瞬间,甚至是背面的看不到的,但是暴力的恐惧是需要直面的。

我本质上是一个很反暴力的人,我很害怕暴力,所以如果真正要去拍,我也不想。我也不希望电影里的生命仅仅是电影里的,有些电影里的角色死得很随便,但我不希望我的电影里是这样,我觉得一个生命的死是有代价的,哪怕是电影里的生命。

导筒:还有在本片的配乐方面,您有什么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下吗?

张琪:在剧本大纲阶段,我们就拥有了一位很优秀的作曲家,叫沈必昂,来自瑞典。他在大纲阶段就已经开始写,等到开机的时候他已经写了一半,所以很多戏在拍摄的时候,我们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就可以现场听他写好的音乐,去听、去感受。

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很难用语言去达到的,因为这些音乐很直观,这很棒。

导筒:这很特别,很少有电影能在拍摄阶段就已经有配乐可以去感受。

张琪:是的,这也使得我们拍摄的电影内容和音乐是高度协调的。

导筒:本片还聚集了白客、辛柏青、郎月婷等多位实力派演员,可否分享下与他们的合作感受?或者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张琪:像柏青哥第一次看完剧本的时候,他和我说,他一直想演一个光着脚的反派,穿着轻薄的裤子,走在一个看上去他很陌生的环境。他光着脚似乎给人感觉很脆弱,但其实是因为他很强大,很有能量。

我觉得这个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北山在前面的画面主要都是拍脚,到美食城出场的时候,就是给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感觉。

柏青哥这个想法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引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方式,他说我只是一直想演一个这样的反派,就是他并没有直接说这个反派应该怎么样,他在保护一个新导演的自信。

在拍北山第一场戏的时候,是和白客饰演的夏然在明日美食城对峙,我们全组人都在现场期待,这么高难度的一场戏柏青哥会怎么演。第一段演完后,我们所有人都鼓掌了,没想到原来还可以这样表演。

和白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一起坐了半小时,但什么也没说,没有话,经纪人都很着急。但是我会感觉自己和他很像,我们坐在一块不说话也不会尴尬,就很舒服。

而且白客对角色有超常的投入和专注力,对我来讲简直是一个奇迹,其他演员应该也有同样感受。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在进组前,其实腿摔断了,只能坐轮椅,用拐杖。他拍的第一场戏是在羊圈的动作戏,我们因为他的身体情况改动了剧本,也找了替身演员,所有都准备着。

到了现场的时候,白客说,要不我试试,然后就起来了。开机前的时候,还可以感受到他是在疼的,但一喊开机,那一个瞬间,他就变成夏然了,直接冲出去。看电影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出来这是一个腿断了的人在表演,实在是不可思议。

还有他在电影中有一场拆波波斯枪的戏,他每天都在练,只要有时间。等到拍那场戏的时候,他的手已经(因为练习)磨烂了。所以最后拍拆“波波斯”的戏的时候,只能给他戴一个手套去操作。

月婷她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李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最在意的是什么?我说李红很在意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

我第一次见月婷的时候,感觉她是一个刚柔并济的人。你能感觉到她很坚强,很勇敢,但同时她又非常柔软,温柔,很在意每个人的感受。其实在见到她之前我对李红这个人物的感受和构思不是现在这样,她可能更偏类型一点,但见到她之后我发现,我觉得值得把她本人自身美好的东西也放到李红身上。所以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是因为她对李红又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她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这个片子里面有不好的人,有好人,有善良的人,也有迷失的人。

导筒:白客出演的警察夏然与“报丧鸟”猫头鹰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您认为他身上最显著的特征及精神内核是怎样的?

张琪:他和北山一样是经历过孤独,并且害怕孤独的,但是他们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他们也好,咱们也好,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害怕孤独的。不然我们不会依赖互联网,不会说希望有人发微信消息、不会看朋友圈其他人的生活。

北山和夏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北山是希望别人能陪他,你看他为什么不断试探别人的底线,因为这样他才能有安全感。但是夏然他是希望可以好好陪别人的,所以当他在故事中有在意的人走的时候,他会心疼这些人离开时是孤独的,想陪伴他们。

导筒:如果让您选一个片中最复杂的角色,您觉得是哪一位?

张琪:我觉得最复杂的应该是多杰(卓杰泽仁饰演)。

他是一个我很期待在故事中出现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很多角色是可以塑造的,但多杰属于你不知道他怎么就到那了。

在一开始的设定中,他是个不存在的人,我们甚至拍了一个镜头是多杰站在夏然逝去战友的合影里,意味着他可能只是夏然想象出来的,期待存在生命里的人,后来我们打算把他处理成一个真实的角色。

我会期待生活中有多杰这样的人出现,这并不代表这样的人在我的生命中不存在,他存在,只是我可能没有能力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其实只是自己的投射,我们的惯性有时候决定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的一面。

北山也是这样,匪帮的这群人,因为自己的惯性只看到了北山的这一面,所以他们不停地学习、模仿。

说回到多杰,他是一个存在又不存在的人,但是存在与不存在这件事本身也是悖论,所以对我来说多杰是复杂的。

导筒:我们知道您是剪接指导出身,曾参与了《邪不压正》《扬名立万》等作品,这次首次作为导演身份执导长片,也同时剪接了本片,这两种身份给您带来怎样的感受?

张琪:其实我一开始是学制片出身,大学毕业后我拍了两年广告,然后很偶然接触到电影长片,后来又很偶然做了电影预告片剪接师,再很偶然的机会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导演。

其实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我的所有经验对这个电影最有用的是——如何处理偶然性,因为现场会面临很多事情,但电影很珍贵的地方就是你要捕捉到那些偶然性的瞬间。

像问题里提到剪接和导演两种身份,它其实是双面的,我必须要克服一些(原有思维),当偶然的瞬间发生时,要根据它们去调整你的方案。但是对剪接思维来说,只要根据1、2、3这样的顺序去做,而忽视了偶然性,这对创作来说是有限制的。

但是再反过来讲,剪接的思维对拍摄效率来说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我会知道自己需要多少个镜头,这个镜头拍到哪就可以结束,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可以很好地保护演员的表演状态情绪。

导筒:所以是有这么多经历,才能有处理这些偶然性的能力对吗?

张琪:你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多说点,有时候我觉得经历和经验未必是能够处理偶然性的关键因素,我觉得处理偶然性是需要开放性,是对人的开放性的训练,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想练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