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上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静得出奇，礼兵的军靴敲在地砖上，声音一下一下传了出去。授衔典礼接近尾声时，一个身材不高、肩扛大校领花的汉子悄悄整理了一下衣襟，回头望了望红墙深处——那是人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国家最高礼堂里见到刘金山。几小时后，他坐进一节硬座车厢，目的地并非大城市，而是江苏苏州一家机械厂的生活区。排面不大，却是他自己挑的去处。
熟悉部队编制的人都知道，按照资历与战功，刘金山完全够评少将。总参谋部想把他留下，安排在铁道兵司令部当训练部长。可他只是笑着回了一句：“我文化不高，坐不稳那把转椅。”说完，他递交转业报告，上级征求意见，他连笔都没磨蹭就签了字。就这样，昔日名震鲁南的游击大队长，自己把路选进了地方小单位。
时间拨回十七年前。1938年冬，枣庄车站的锅炉房里烟灰四起，22岁的刘金山正往机车炉膛里添煤。他是小工，月薪两块半大洋，穿一件缝十几块补丁的粗布褂子。半夜停火一次，车头就得泡在冻得发脆的铁轨上，工头吼他一句：“别让火灭！”就是这一句，点燃了他另一把火——他开始留心进出车站的地下党联络员。几个月后，他跟着峄县抗日义勇队钻进山沟，从此不再回铁路领薪水。
1940年7月，鲁南铁道游击队刚刚挂牌，他被点名调过去。鲁南一带铁路密集、碉堡林立，敌人把轨道当命根子，刘金山却把它当猎场。炸道岔、掀枕木、摘钩放车皮，全是家常便饭。最危险的一仗发生在1942年初春：临城车站的特务头目高冈大佐到任，不到两周便布下双层岗哨，试图一口气吃掉游击队。刘金山先后化装成米商、吹鼓手、甚至女眷挑水的脚夫，三进临城探摸。第三次被岗哨认出，他拐进一条死胡同，从土墙上翻出城外，夜色帮他擦掉了尾巴。
两晚后，他带八名队员潜回车站，顺着煤堆与车皮缝隙摸到站台侧门。办公室灯盏摇着，高冈正低头翻文件。刘金山拉开驳壳枪，侧身一闪，枪声闷闷两下——一秒钟解决警卫与高冈，里间十几名特务连枪都没够到。撤离时他顺手扯下一顶伪军军帽挂在车钩上，日军怀疑“小严团”内讧，第二天就把那团收缴干净。临城风声紧了半年，铁道线上却清净许多，这叫“借刀杀人”，刘金山写在作战笔记里只用了五个字：“挑拨，成功。”
同年深秋，115师一个整团棉衣断供。情报说夜里将有四节日军被服车皮南下。刘金山决定“摘瓜”。沙沟站灯火昏黄，列车拖着长尾穿过站台，铁钩被悄悄松开，后四节车厢滑出百余米停住。四千多名乡亲在黑暗中抬、扛、背、抱，一匹布都不剩。天边刚抹鱼肚白，日本装甲列车开了回来。枪炮声刚起，大雾如泼墨，把天地涂得不分远近，枪声乱飘，却没有击中一个撤退的百姓。有人感慨：“雾也是八路的参谋长。”刘金山听完抖落烟灰，说：“靠天不如靠人，雾要是没来，我照样得把人带走。”
抗战结束的头一年，沙沟聚着上千日军、一千多伪军，各自打着小算盘。上级决定先吃掉伪军，再逼鬼子缴械。林维先师长找来刘金山：“你跟黑木混过，能让鬼子老实点吗？”刘金山大大咧咧答：“我去说，他不听就算我赔。”师长只提一个要求：空手谈判。刘金山愣了一下，还是照办了。进司令部前，他被刺刀搜了三遍。黑木认出他，嘿地冷笑一声，“金山桑，好久不见。”刘金山没客气：“八路只剿伪，你们乖乖别动。”黑木看向少将上司，后者点头，一场血战只在伪军阵地开火。事后，少将想赖账，又扣住刘金山。一昼夜后真相弄清，这才放人。临出门，刘金山伸手要了块面包，边走边啃，鬼子面面相觑——他们第一次见到被俘者倒跟主人讨吃的。
1946年特务团整编，刘金山任副团长兼营长。淮海战役爆发，特务团编入华东兵团机动纵队。铁道掩护、炸桥断援，他又干回老本行。1949年进军南京，部队昼夜抢修宁芜线，他守在轨道边，身上被铁屑烫出几个血泡，仍盯着第一列军列驶过长江大桥桥墩。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两次要调他进总后勤部，他两次谢绝。组织上为他安排苏南某机械厂军代表加市军分区副司令的职务，说好听也就是副师级。周围人替他不值，他却解释：“大舞台好，可换灯泡的也得有人。”一句话堵住了许多劝留的嘴。
到了苏州，他住在桃花坞旧民居，青砖墙上长满苔痕。院子里只有一辆自行车、一把旧躺椅。厂里有位工人开玩笑：“刘副司令，您当年可是上万大军的头，怎么连辆吉普都不申请？”刘金山摇头：“公家东西，能少用就少用。”子女报名上学、分配工作，他一句话：“不能挂我名号。”后来女儿进纺织厂实习，厂长打电话想加个优待名额，他回绝了，只留下一句：“孩子要脸，别给她添包袱。”
1999年8月，苏州连下三天雨。91岁的刘金山躺在病房里，没有留下“遗言”三个字，护士只记得他轻声说了句：“锅炉不能停火。”那是六十年前的小工口头禅，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交代。遗体告别只是一个普通支队礼仪，没有花圈铺满道路，也没有响彻云霄的礼炮。可在鲁南老区，每逢推车过铁轨，老人们仍会说：“车闸放稳，刘大队长最讨厌偷懒。”或许，这就是他愿意被分配到“小地方”的真正原因：离开热闹，却不离开那条贯穿一生的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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