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新歌, 搬新家, 灯火可亲和一些中年新答卷|乐队|北京|新歌|灯心|灯火可亲|独自等待|陈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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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的陈鸿宇，和划水怪终于在上海相见了。一见面，划水怪就一脸生无可恋地瘫在椅子上，说起近期因为跨城搬家已经身心俱疲。陈鸿宇一进门看到划水怪的这副模样，立马心领神会——他感慨自己近年也完成了一场漫长的迁徙，从生活了十多年的北京，到旅居两年的杭州，最终把家安在了大理。

▲陈鸿宇

不过这次重聚可不是为了互相倒苦水，而是为了聊聊陈鸿宇那张磨了两年半的新专辑。这是他的第七张个人作品，原本想叫《梦》，因为从毕业到做音乐，在北京生活了十三年了，离开生活这么久的北京时，一切都像做梦一样。但后来他觉得这名字太大，总结性太强，直到某天他在飞机上翻汪曾祺的书，看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个标题，眼睛一亮，自己一双儿女，女儿叫灯心，儿子叫灿之，名字都带火字旁，“生命像火一样充分燃烧地活着”正是这两个名字背后的殷切期望，所以新专辑这名儿就定下来了，叫做《灯火可亲》。

▲陈鸿宇新专辑《灯火可亲》

这张专辑里的歌，几乎每首都对应一个地方。比如《杭州的雪》，写的是陈鸿宇在杭州某个清晨带娃打疫苗，抬头忽然看见雪花飘落，行人纷纷撑伞——这在北方人眼里是件稀奇事。那一刻他突然恍惚，心想自己真的已经不在北京了。（此处划水怪开玩笑吐槽道：这不就是怀念前任的“渣男”？）

而这首《独自等待》则是写给北京的情书，在陈鸿宇还没去北京之前，电影《独自等待》给他留下了关于北京美好的初印象。歌曲《独自等待》用了和电影一样的名字，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致敬”，但歌曲本身写的却是陈鸿宇自己的故事，因为当年的自己处在一种“总是在等什么发生却静悄悄的状态”，在北京时，总会有这种莫名的“等待感”，那个时候的“等待”更多的是向外的，与物质或现实的条件没关系。也许在等待一个人，或者等待一种未知的可能性，隐秘又让人向往，尽管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等到。总的来说，北京是一座承载了太多记忆和情绪的城市。

聊起陈鸿宇的搬家轨迹，有点像一部中国文艺青年迁徙史。陈鸿宇说，他最初去北京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电影《独自等待》，还因为北京有摇滚、有豆瓣同城、有各种有意思的活动。对此划水怪非常有共鸣，2002年就来北京工作的他，也是因为从小被各种摇滚乐和先锋戏剧影响，对北京非常向往。

▲电影《独自等待》海报

至于为啥后来从北京搬到了杭州，主要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生活的重心不可逆转地向内沉降。空气、交通、教育，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变成了陈鸿宇的首要考量。“口罩”那年，他被困在杭州，北京回不去。他自嘲说，昨日你对我爱答不理，今日我让你高攀不起。于是顺其自然留在了杭州。

划水怪深表赞同，他说自己从北京搬到上海，也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心态的转换。北京像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大盲盒机，让人总心怀期待；而上海则像一个精致的展示柜，大家更专注于把眼前的生活布置得漂亮、有格调。

杭州好不好？陈鸿宇说好得太标准了，巡演去过很多地方，从城市化程度和友好度上来说，杭州在他心里就是排第一的，比如车让人、政务高效、市民素质高，但杭州缺了点“莽撞”，跟他这种“北方糙汉子”不太对频。再加上孩子大了，想让他们多接触大自然，于是大理成了新归宿。

▲去大理的车票

他说大理有一种未被完全规训的生机，你可以在市集上遇见用新鲜菌子和苔藓装饰五菱宏光的女生，也会有不请自来、只为借个吉他拾音器的邻居。那种自由、即兴、充满意外的人际互动在大理时常发生。

这种带着全家奔赴“诗和远方”的行为，让陈鸿宇自嘲已是文艺中老年群体的一员。话题自然地转向了家庭，家中的两位小成员，女儿精力旺盛，属于育儿术语中的“高需求宝宝”；儿子则相反，安静嗜睡，行动节奏缓慢得像一只可爱的小树懒。

在这次的专辑中，陈鸿宇分别为女儿和儿子写了两首歌，《灯心》和《灿之》，正是以他们的名字作为歌名。当时本来只想写一首比较宏观的关于孩子们的歌。后来因为女儿灯心过于活泼外向，有一天在陈鸿宇弹琴的时候，灯心在一旁嗷嗷叫，陈鸿宇顺手唱了一小段，女儿的叫声也被放进了《灯心》那首歌的开头，这么一来，《灯心》这首歌便与女儿灯心产生了强关联，陈鸿宇于是决定，必须另外再单独为儿子灿之写一首《灿之》。

▲陈鸿宇一家

这两首歌除了是送给女儿和儿子的歌，也完全可以跳出这种设定，把它们当作一种美好的祝福，祝愿所有听歌的人都能尽情地、充分地活着。

▲陈鸿宇和妻子金車厘子的婚礼

话题从家庭生活回到音乐事业，划水怪犀利提问，怎么看待“民谣不行了”的论调？

陈鸿宇的回应直接而坦然：不是最近不行，是早就不行了。他无意感伤，更像在陈述一个冷静的行业观察。他分析民谣昔日的黄金时代，认为它与特定时期的选秀节目、流媒体初兴时对温和过渡型音乐的需求，以及当年社会普遍的“远方”情结息息相关。如今时代精神已然流转，更直接的情绪出口变成了嘻哈，或更具现场张力的乐队形式。

如今仍愿意走进他演唱会现场的人，许多人是在为一段被他的音乐陪伴过的青春时光买单。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探讨：在信息爆炸、一切速朽的数字时代，个体如何对抗遗忘？

陈鸿宇和划水怪都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存在的虚空”。流媒体无穷无尽的推荐歌单，让音乐沦为即时的情绪消费品，难以再与生命中的某个夏天、某次离别深度绑定。划水怪感叹，这种便利无形中催生了一种“临时生活”的心态。

作为应对和某种“解法”，陈鸿宇重新启用CD机，享受将碟片推入舱门、翻阅纸质歌词本的过程。他每年坚持从海量数码照片中精选50张，冲洗制作成实体相册。他强调，这些行为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一种主动的“存证”。

▲陈鸿宇微博晒出的CD合辑

划水怪深有同感。他搬家时，将所有珍贵的CD寄回父母家，只带了黑胶到上海。他坦言，自己有一个存着两T音乐的机械硬盘，里面是早年从电驴下载、从CD转制的wav文件，按地区、风格分门别类。这些文件夹里的歌，每一首都曾是他精挑细选后认定“重要”的存在。如今，他宁可去翻这个老旧的硬盘，也不愿在流媒体上漫无目的地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