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二十一世纪的繁华都市，一千块钱连双像样的鞋都买不起。
这确是支撑我读完大学的活命钱。
我妈死后，我在我爸和继母组建的家里，活得连个外人都不如。
如今，为了给她亲儿子报个狗屁奥数班。她终于撺掇我爸，掐断了我这最后一口气。
摆明了是想把我像垃圾一样，彻底清扫出门。
那个饿得胃里绞痛的夜里，我哭得喘不上气。
在被窝里颤抖着，拨通了那个远在澳门，被他们形容得冷血无情的亲外婆的电话。
我没敢奢求什么，只是想听听妈妈亲人的声音。
谁知第二天，一排锃亮的黑色豪车直接堵死在我家那栋“老破小”的楼下。
我那十年未见的外婆，戴着墨镜，身后跟着一整个律师团。
看着我那前一秒还骂骂咧咧的继母瞬间傻眼，
而她根本没提那1000块钱，但她冰冷的眼神告诉我，这场清算，才刚刚开始
01
这个月的二十五号，是个星期五。我坐在大学宿舍冰冷的椅子上，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手机银行的界面。
余额：6.72元。
这个数字像一个刺眼的嘲讽，在我眼前跳动。每个月的二十五号，雷打不动，我爸会给我转来1000元的生活费。不多，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城市里，只够我最低限度地活着。但今天，那个熟悉的转账通知，迟迟没有出现。
我的胃开始一阵阵地抽痛，不知道是饿的，还是紧张的。晚饭还没吃，我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几枚硬币，走到宿舍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最便宜的桶装泡面。
热水冲下去，廉价调料和面饼混合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我吸了吸鼻子，腾起的雾气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不是我爸忘了，这是继母刘芳对我发起的“总攻”。这场无声的战争，打了十年，终于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刻。
我挑起一筷子面，机械地往嘴里送，味同嚼蜡。室友陈雪从外面回来，看到我这样，关切地问：“薇薇，又吃泡面啊？晚上没去食堂？”
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嗯，不太饿，随便吃点。”
我不能告诉她，我食堂饭卡里的钱，昨天中午就已经刷到了负数。
晚上十点，宿舍楼熄了灯。黑暗中，我睁着眼睛，饥饿和不安像两条毒蛇，啃噬着我的五脏六腑。我终于还是没忍住，攥着那个冰冷的手机，点开了我爸的微信头像。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背影，背景是蓝天白云，看起来很开阔，可我知道，他的人生早已被另一个女人圈禁得只剩下一小片天地。
我斟酌了很久，每一个字都打得小心翼翼：“爸，我这个月的生活费……是忘了吗？”
信息发出去，像石沉大海。我死死地盯着屏幕，半个小时后，手机终于亮了一下。我猛地坐起来，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回复只有三个字：“在忙。”
后面再也没有了下文。
这三个字，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我浑身都凉透了。在忙？再忙，动动手指转个账的时间都没有吗？我认识的那个爸爸，就算加班到半夜，也会记得女儿的生日；就算出差在外，也会掐着点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按时吃饭。可现在，他只剩下这冷冰冰的三个字。
不，我不信。一定是刘芳在他旁边，他不敢。
这个念头让我重新燃起一丝希望。我决定打电话。
我等到十一点半，估摸着弟弟林浩已经睡了，刘芳可能也去休息了，才鼓起勇气拨通了那个我既熟悉又害怕的号码。
电话“嘟”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准备挂断的时候，那边接通了。
“喂？”是我爸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疲惫和不耐烦。
“爸，是我。”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发抖，“我……我这个月的生活"
我的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个尖锐、刻薄的女声，像一把锥子猛地扎进我的耳朵里：“要什么钱？要什么钱！林薇我告诉你，你都二十岁的人了，是缺胳膊还是断腿了？还好意思张口跟家里要钱！你当家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是刘芳！她果然就守在电话旁边！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涌了上来，所有的委屈、羞辱、不甘，在这一刻全部爆发。我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我不想让她听到我的呜咽，那会让她更得意。
我听到我爸在一旁小声地辩解：“小薇她……她还在上学……”
“上学怎么了？上学就不能自己去打工挣钱吗？现在大学生兼职的多的是，就她娇贵？”刘芳的声音更大了，像是在跟我爸吵，但每一个字都是说给我听的，“我们养她到十八岁，早就仁至义尽了！别的我不管，反正这笔钱，我一分都不会给！我儿子浩浩，报个英语辅孕育班一学期就要一万多，他才是这个家正经的继承人，钱都要花在他身上！你林建国要是敢偷偷给她钱，这日子就别过了！”
“你别说了……”我爸的声音听起来那么无力。
刘芳似乎抢过了电话，她对着话筒，一字一句地，像是宣判我的死刑：“林薇，你听清楚了，以后别再惦记这个家了，这个家里没一分钱是你的！也别惦记你妈留下的那点东西，我告诉你，早就被你爸拿去还债了！你妈就是个丧门星，死了还留一屁股债给你爸！”
妈妈……还债？什么债？我妈在世的时候，我们家生活优渥，她自己就是个收入不菲的美术老师，怎么可能会欠债？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还没等我从这个震惊的消息里反应过来，刘芳又接着说：“你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点嫁人才是正经事。你要是真没钱了，就自己退学去打工，别再来拖累我们！听见没有？”
“啪”的一声，电话被狠狠地挂断了。
宿舍里一片死寂，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我握着手机，听着里面传来的“嘟嘟”忙音，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抽空了所有空气的塑料袋，软软地瘫在了床上。
全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
爸爸的沉默，比刘芳的辱骂更像一把刀。他默许了，他承认了，他彻底地放弃我了。从今天起，我林薇，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儿。
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决堤，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枕头。我死死地咬着被子的一角，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怕吵醒了熟睡的室友。那不是因为饥饿，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那份被我小心翼翼维系了十年的、摇摇欲坠的父爱，在今晚，被他们亲手、彻底地斩断了。
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拼命挣扎，却抓不到任何东西。就在这片黑暗和绝望中，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被我尘封在记忆最深处的、几乎已经遗忘的念头。
那是一个电话号码。
是很久很久以前，妈妈还在世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让我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的一个号码。她说：“薇薇，这是外婆在澳门的电话，你要牢牢记住，像记自己的名字一样。万一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又受了天大的委屈，就打这个电话。”
后来妈妈走了，这个号码我也就忘了。因为爸爸和刘芳总说，外婆自私得很，当年就反对妈妈嫁给爸爸，妈妈去世后，她更是心灰意冷，早就和我们断了联系，不要我们了。
十年来，我一次也没打过。我怕听到的是冷漠的拒绝，怕承受又一次被抛弃的痛苦。
可现在，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颤抖着从床上坐起来，摸黑找到了纸笔，凭借着童年模糊的记忆，在纸上写下了一串数字。我反复核对着，感觉那串数字慢慢地在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
我颤抖着手，在手机上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下那串号码。
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正在呼叫中国澳门”。
电话里的长音“嘟——嘟——”，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仿佛连接着一个我完全未知的世界。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手心里全是冷汗。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那头传来一个略带沙哑，但十分沉稳的女声，带着一丝疑惑：“喂？请问找谁？”
我的眼泪又一次汹涌而出，所有的坚强和伪装在这一瞬间土崩瓦解。我哽咽着，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话筒，只喊出了一声：
“外婆……”
02
电话那头沉默了。
那沉默短暂得只有几秒钟，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能听到听筒里传来对方似乎有些急促的呼吸声。然后，那个既陌生又带着一丝威严的女声再次响起，这一次，声音里带着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小心翼翼的颤抖。
“……是薇薇吗？”
“是我……外婆，是我……”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积攒了十年的委屈和痛苦，在这一刻如同山洪决堤。我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地把生活费被断、继母刘芳的辱骂、爸爸的懦弱和沉默，全都倒了出来。
我像一个在黑暗中行走了太久的人，终于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光，便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
电话那头的外婆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安慰，只是沉默地承受着我所有的负面情绪。她的沉默有一种奇特的力量，让我纷乱的心绪慢慢平复下来。
等我哭声渐歇，抽泣着说不出话的时候，她才沉稳地开口，问了几个让我有些意外的问题。
“薇薇，他们现在住的房子，还是你小时候，你妈妈在世时住的那套吗？”
我愣了一下，吸了吸鼻子回答：“是……是的。”
“你妈妈当年出车祸之后，你爸爸林建国，有没有让你签过什么文件？或者以你的名义签过什么？”
文件？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那时候我才十岁，整个人都是懵的，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概念。我摇了摇头，对着电话说：“我……我不记得了，好像没有。”
“好。”她的声音依旧冷静，“你现在在哪所大学，哪个校区，宿舍楼是哪一栋？把具体地址发给我。”
我一一报上了地址。她的冷静和条理清晰，像一剂镇定剂，让我慌乱的心找到了主心骨。
最后，她说：“薇薇，别怕。今天太晚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不要胡思乱想，也别去找什么兼职，在宿舍等我消息。外婆来处理。”
挂掉电话，我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毫无睡意。
“外婆来处理。”
这简单的六个字，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真的可以吗？那个远在澳门，十年未见，被爸爸和继母形容得无比冷漠自私的外婆，真的会管我吗？
记忆的闸门不受控制地被打开，我整个人都沉浸在了回忆的囚笼里。
我的童年，在妈妈林岚还在世的时候，是彩色的。
妈妈是个温柔又有才华的女人，她是一名美术老师，身上总带着淡淡的墨香。我们的家不大，但被她布置得温馨又雅致。阳台上有她种的各种花草，墙上挂着她的画作，空气里总是飘着她煲的汤的香气。
那时候的爸爸，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叫林建国，在一家国企上班，幽默风趣。他会把我举得高高的，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带我去看公园里的猴子；他会在妈妈画画的时候，从背后偷偷抱住她，然后在妈妈的惊呼声中，得意地哈哈大笑。
外婆偶尔会从外地来看我们。她叫苏婉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婆和“温柔”这个词一点都不沾边。她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笑容。
她每次来，都会给我带最新款的芭比娃娃和香港那边才有的漂亮裙子，但她和我爸爸的关系似乎并不亲近。她看爸爸的眼神，总带着一种我说不出的审视和挑剔。
爸爸在她面前，也总是显得有些拘谨和讨好。
我记得有一次，外婆又来看我们，爸爸做了一大桌子菜。饭桌上，外婆看着墙上妈妈的一幅画，淡淡地说：“阿岚，你的才华，不应该只困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爸爸的脸色当时就有些不自然，笑着打圆场：“妈，阿岚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工作清闲，家庭幸福。”
外婆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但那顿饭的气氛明显冷了下来。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想来，外婆或许从一开始，就没看上我爸爸。
我人生的分水岭，是我十岁那年。
那天，妈妈说要去市里参加一个画展，答应了回来给我带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我趴在窗户上，看着她穿着一条漂亮的连衣裙，笑着朝我挥手，然后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等啊等，从白天等到黑夜，没有等来妈妈和巧克力蛋糕，却等来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那场惨烈的车祸，夺走了我妈妈的生命。
我至今还记得医院里那浓得化不开的消毒水味，冰冷的白色走廊，还有爸爸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小小的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像一片找不到归宿的叶子。
外婆也来了。她是从澳门连夜飞回来的。我看到她的时候，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脸上没有眼泪，只是死死地盯着太平间里盖着白布的妈妈，整个人像一尊冰冷的雕像。
她待了两天，处理完妈妈的后事，就又匆匆地走了。临走前，她抱了抱我，说：“薇薇，照顾好自己。”
她的怀抱很冷，一点温度都没有。
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失去了颜色，变成了灰色。
爸爸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靠喝酒度日。家里乱得像个垃圾场，直到刘芳的出现。
刘芳是爸爸的同事，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她开始频繁地来我们家，帮着打扫卫生，做饭，照顾我和我爸。她对我表现得“无微不至”，会给我扎漂亮的辫子，给我买我爱吃的零食，还会耐心地辅导我写作业。
爸爸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对她充满了感激。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刘芳就怀孕了，生下了我的异母弟弟，林浩。
从林浩出生的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刘芳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对我伪装出来的温柔。她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给了林浩。而我，从这个家里的小公主，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多余的“拖油瓶”。
回忆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那些被我刻意忽略、强行忘记的画面，一幕幕地在眼前上演。我蜷缩在被子里，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冰冷、灰暗的家里。而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无助的孩子。因为在遥远的澳门，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外婆来处理。”
这给了我一丝虚无缥缈，却又无比珍贵的希望。
03
第二天是周六。
我是在一阵饥饿感中醒来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桌子上投下一道光斑。外婆的电话像一场不真实的梦，但手机通话记录里那个来自澳门的号码提醒我，一切都是真的。
她说让我等消息。
可是，等待是最磨人的。生活不会因为一个承诺就暂停。我摸了摸空空如也的肚子，窘迫感再次袭来。
室友陈雪已经起床了，她把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和一盒牛奶放在我的桌上，大大咧咧地说：“我买了四个，吃不完，这个给你。”
我知道她是故意的。我的窘境，或许早就被这个心细的姑娘看在了眼里。
我鼻子一酸，差点又掉下泪来。我接过包子，低声说：“谢谢你，陈雪。下周……下周我请你吃饭。”
“跟我客气什么！”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去洗漱了。
我小口小口地吃着那个包子，这是我这两天来吃到的最美味的东西。温热的食物滑进胃里，驱散了一些寒意，却驱不散我心里的悲凉。
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我已经体会了整整十年。
在刘芳和爸爸组成的新家庭里，我就是那个多余的人。这种多余，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是一种无声的、漫长的凌虐。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餐桌上的战争。
弟弟林浩出生后，我们家的饭桌就有了明确的等级划分。红烧肉、大虾、进口的奇异果，这些永远是摆在林浩和爸爸面前的。而我的面前，通常只有一盘炒青菜。
有一次，我看着盘子里油光锃亮的红烧肉，实在忍不住，偷偷夹了一块。还没等我放进嘴里，刘芳的筷子就“啪”地一声敲在了我的手腕上。
“女孩子家要保持身材，吃那么肥的东西干什么？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她阴阳怪气地说着，一边把我碗里的肉夹走，放进了林浩的碗里，“浩浩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肉。”
那时候我才十二岁，瘦得像根豆芽菜。爸爸在一旁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说：“就一块肉，让薇薇吃吧。”
刘芳立刻把脸转向他，眼睛一瞪：“林建国你什么意思？心疼你女儿了？我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为了浩浩的营养费尽心思，我说一句还不行了？她是你女儿，浩浩就不是你儿子了？”
爸爸立刻就蔫了，低下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一句话也不敢再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饭桌上主动夹过一次荤菜。
后来我上了大学，寄宿在学校，只有放假才回家。我原本那个宽敞明亮的房间，在我第一个学期放假回家时，发现已经堆满了林浩的玩具、奥特曼模型和各种课外书。我的床被拆了，我的书桌上摆着他的四驱车跑道。
我愣在门口，不知所措。
刘芳从厨房里出来，看见我，理所当然地说：“哦，薇薇回来了啊。你看你一年到头也不在家几天，这房间空着也是浪费。浩浩东西越来越多，没地方放，我就暂时给他用用。你的东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放在储物间了。”
她说的储物间，是楼梯下那个不到五平米、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面堆满了家里的杂物，只在角落里给我支了一张小小的折叠床。
那一晚，我睡在储物间里，闻着空气中尘土和樟脑丸混合的味道，一夜无眠。我能清晰地听到隔壁房间里，爸爸在给林浩讲睡前故事的声音，温柔又耐心。那个声音，曾经是属于我的。
还有我妈妈留下的那架钢琴。那是我妈送给我的八岁生日礼物，她曾手把手地教我弹《致爱丽丝》。妈妈走后，我再也没碰过它，但它一直是我心里最宝贵的念想。
我上高三那年，刘芳以“家里地方小，钢琴太占地方，还影响浩浩学习”为由，找了收旧货的，用三百块钱的“天价”把它卖掉了。
那三百块钱，转头就变成了林浩手上最新款的游戏机。
我回家看到空荡荡的角落，发疯一样地质问她为什么卖掉我的钢琴。
那是我第一次对她大吼。
她非但没有心虚，反而理直气壮：“一架破钢琴而已，你吼什么吼？又不能当饭吃！浩浩学习压力大，买个游戏机放松一下怎么了？你这个当姐姐的，就不能为弟弟着想一下吗？真是越来越自私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转头看向我爸，希望他能为我说一句话。
他却避开了我的目光，低着头说：“薇薇，别跟你刘阿姨吵了。一架钢琴而已，卖了就卖了吧，家里确实……地方不太够。”
“一架钢琴而已……”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连同那架钢琴一起，被他们廉价地处理掉了。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侵占，而是精神上的打压。刘芳从不打我，也几乎不骂我，她擅长的是用一种“为你好”的姿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
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她总会拉着我，看似亲热地对别人“夸”我：
“我们家薇薇啊，就是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要供弟弟读书，她从来不跟我们乱要钱。别的女孩子家，又要新手机又要名牌鞋的，我们薇薇从来不要。上大学一个月一千块钱，她还总说够用呢！多省心的孩子啊！”
每一次，在亲戚们赞许的目光中，我都感觉自己像被扒光了衣服，站在人群中央。她用这种方式，堵死了我所有开口要求正常需求的权利。我一旦开口，就成了那个“不懂事”、“不体谅家里”的坏姐姐。
而我的父亲，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无声凌虐中，扮演了一个“隐形人”的角色。他永远在逃避，在和稀泥。他的口头禅是：“你刘阿姨也是为你好。”“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就多让着点弟弟嘛。”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高二那年冬天，我半夜突发急性肠胃炎，疼得在床上打滚。我敲开他们的房门，我爸正准备穿衣服开车送我去医院。
刘芳却一把拉住了他，睡眼惺忪地抱怨：“大半夜的折腾什么？浩浩明天还要早起上学呢，你这跑来跑去的，吵醒他怎么办？她都这么大了，自己打个车去医院不行吗？非要折腾全家人！”
我爸犹豫了。
我看着他，眼里全是乞求。
他挣扎了一下，最后还是脱下了外套，从钱包里抽出两百块钱递给我，小声说：“薇薇，你自己……打车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那一晚，我一个人蜷缩在出租车的后座，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比身上的疼痛，还要冷上一万倍。
这些回忆，像一把把钝刀子，在我的心上来回地割。我曾经试图理解我爸，他中年丧妻，一个人带着我，后来又有了新的家庭和儿子，他或许有他的难处。我甚至麻木地接受了这种不公，把自己的需求降到最低，努力扮演一个“懂事”的女儿。
我以为只要我够乖，够不争不抢，就能换来这个家的片刻安宁，换来爸爸一点点的关注和怜爱。
直到昨天，那1000块钱，那通电话，让我所有的幻想，都碎成了齑粉。
04
周日的校园格外安静。
距离我给外婆打完电话，已经过去了一整天。澳门依旧像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而我眼前的困境，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逼人。
辅导员昨天在班级群里发了通知，提醒大家下周要开始缴纳下个学期的学费和住宿费了，一共六千八百元。看着那串数字，我感觉一阵眩晕。
不仅如此，班上的同学都在讨论报名一个重要的专业资格证考试，报名费五百元。这个证书对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说，几乎是毕业找工作的敲门砖。陈雪兴冲冲地跑过来问我：“薇薇，一起报名吧？我们还能一起复习。”
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声音。
五百元，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只能低下头，假装在看书，含糊地应付：“我……我再考虑一下。”
陈雪感觉到了我的异样，没再追问，只是默默地走开了。
下午，我去了学校的勤工俭学中心。我想找一份兼职，什么都行，发传单，刷盘子，只要能让我先活下去。可是，中心公告栏上贴着的那些岗位，家教、助理、文员……要么需要面试，要么早就被人抢光了。剩下的几个，都是对时间要求很苛刻的，会和我上课的时间冲突。
我站在公告栏前，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招聘信息，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窘迫和无力。
傍晚，我回到宿舍。一推开门，就看到我的书桌上，静静地放着两张红色的百元大钞，下面压着一张小纸条。
是陈雪的字迹：“薇薇，先用着，别硬扛。不够再跟我说。”
我捏着那两张带着体温的钞票，眼眶瞬间就热了。这是我这两天感受到的，除了外婆那通电话之外的，唯一的温暖。
可是，我不能要。强烈的、甚至是有些病态的自尊心，让我无法接受这份施舍。我拿着钱，走到正在戴耳机听歌的陈雪身边，把钱放在她的桌上。
她摘下耳机，诧异地看着我。
我努力挤出一个轻松的笑容，撒了我这辈子最艰难的一个谎：“雪儿，谢谢你。不过不用啦，我爸下午已经把钱给我打过来了，就是银行系统有点延迟，今天才到账。我刚刚查过了。”
陈雪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真的？”
“真的！”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为了增加可信度，我还晃了晃手机，“你看，短信通知都来了。”
当然，那是我自己给自己发的短信。
陈雪这才松了口气，笑着捶了我一下：“吓我一跳！那你快去把那个资格证的名报了，明天就截止了！”
“好。”我笑着答应，心却在滴血。
送走了最后的温暖，我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晚上，宿舍里的人都睡了。我又是一夜无眠。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再试一次，最后一次。
这一次，我想绕开刘芳，只跟我爸一个人谈。万一……万一他只是迫于刘芳的淫威，心里还是有我的呢？万一我告诉他，我只要五百块报名费，关系到我的前途，他会心软呢？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我揣着这最后一丝微弱的、可笑的幻想，再次拨通了我爸的手机。
时间是凌晨一点。
电话响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接了。就在自动挂断的前一秒，他接了。
“喂……”他的声音压得极低，还带着浓重的鼻音，背景里很安静，听起来像是在厕所或者阳台。
“爸，”我抓紧了手机，声音因为紧张而变得沙哑，我几乎是在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说，“爸，我求求你，我真的需要钱。我不是要生活费，我只要五百块，我们专业有个很重要的考试要报名，明天就截止了。爸，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关系到我以后毕业找工作……”
我把自己的处境说得那么卑微，那么可怜。我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像一个乞丐，在向他讨要我本该拥有的东西。
电话那头，是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甚至能听到他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
那沉默持续了大概一分钟，也可能是一个世纪。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他的声音里，没有不耐烦，没有敷衍，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到极点的绝望。
他说：“薇薇，算了吧。”
算了吧。
简单的三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钝刀，慢慢地、慢慢地割开了我的胸膛。
他接着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哭腔：“你刘阿姨……她说得对。你……你得学会自己长大。爸爸……没用。”
说完这句“爸爸没用”，他甚至不敢再听我的任何反应，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愣在当场。
这一次，我没有哭。
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只是觉得很冷，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
“爸爸没用。”
这句话，比刘芳所有恶毒的辱骂，都更让我心寒。那不是推诿，不是借口，而是一种懦弱的承认。是他，林建国，亲手给我和他的父女关系，判了死刑。
我内心对他残存的所有幻想、所有期待、所有血脉亲情里的最后一丝孺慕之情，在这一刻，彻底粉碎，灰飞烟灭。
我终于明白了，指望别人是没用的，哀求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行为。
那个家，我回不去了。
也，不想回了。
我平静地，异常平静地，在黑暗中解锁了手机，找到那个备注为“爸爸”的联系人，长按，然后点了“删除”。
做完这一切，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决绝，在我心中升起。
林薇，从今天起，你只有你自己了。
天，也快亮了。
05
第三天，是周日。
清晨的阳光透过宿舍窗户，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影。我一夜没睡，眼睛干涩得发疼，但头脑却异常清醒。
我对自己说，林薇，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谁的女儿，你只是你自己。
我起床，洗漱，然后拿出纸笔，开始认真地规划我的未来。学费，我必须想办法。我可以去申请助学贷款，虽然手续繁琐，但总是一条路。生活费，我必须马上找到一份兼职，哪怕是去餐厅端盘子洗碗，一个小时十几块钱，也足够我先吃上饭。
我计划着下午就去学校周边的商业街转转，一家一家地问。辛苦我不怕，屈辱我也不怕了，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生存就成了唯一的本能。
上午十点左右，正当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宿舍楼下突然传来一阵不寻常的骚动。
我们学校虽然不是什么顶级名校，但也是个安静的象牙塔。平日里，宿舍楼下除了学生们的自行车和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几乎看不到什么社会车辆。
可是今天，三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奔驰轿车，排着队，缓缓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驶入了我们这条狭窄的校园小路。它们最终停在了我们这栋女生宿舍楼的正下方，像三只沉默而威严的巨兽，引得路过的学生纷纷停下脚步，好奇地张望和议论。
“哇，这是什么情况？接女朋友用得着这阵仗？”
“你看那车牌，不是本地的……”
我也被这动静吸引，忍不住走到窗边往下看。
为首那辆奔驰的后座车门，被一个穿着黑西装、戴着白手套的司机恭敬地拉开了。
一只踩着精致典雅的裸色高跟鞋的脚，先探了出来，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紧接着，一个女人下了车。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几乎停滞了。
那是一个看起来六十多岁，但身姿依旧挺拔的女士。她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米白色香奈儿套装，脖子上系着一条爱马仕的丝巾，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发髻，脸上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遮住了她大半张脸，只露出线条优美的下颌和一抹鲜艳却不张扬的口红。
岁月似乎格外厚待她，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衰老的痕迹，只沉淀出了无与伦比的威严和韵味。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气场，让周围所有的喧嚣和好奇，都自动退避三舍。
紧随她身后，从另外两辆车上，迅速下来了五六个统一穿着深色西装、拎着公文包的男男女女。他们个个表情严肃，眼神锐利，行动间透着一股训练有素的专业气息，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我看得正出神，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低头一看，屏幕上跳动的，正是那串来自澳门的号码。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几乎是凭着本能划开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正是我外婆苏婉琴的声音，她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风声，清晰而有力。
“薇薇，下楼来。”
我几乎是同手同脚，机械地走下了宿舍楼。楼梯间的每一步，我都感觉像是踩在棉花上。
当我出现在宿舍楼门口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的身上。
那位气场强大的女士，缓缓地转过身，面向我。她摘下了脸上的墨镜。
当我看清她墨镜后的那张脸时，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
那是一张保养得极好、轮廓分明的脸。那双眼睛，虽然因为年岁而有了一些细纹，但那眼形，那眼神，那微微上挑的眼角……竟然和我在老照片里看过的、我妈妈年轻时的样子，有七分相似！
她看着我，眼神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有长久未见的打量，有痛彻心扉的心疼，有压抑不住的愧疚，还有……一丝即将喷薄而出的愤怒。
她朝我伸出手，那只戴着翡翠戒指、修剪得宜的手，在半空中微微颤抖。
她的声音，也跟着一起颤抖：“好孩子……让外婆看看。”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我快步走上前，扑进了她的怀里。她的怀抱，不像我记忆中那么冰冷，带着温暖的香气和一丝属于强者的坚定。
“外婆……”我泣不成声。
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没有多余的安慰，但那沉稳的、一下又一下的轻拍，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周围的学生和宿管阿姨都看呆了。
我以为，外婆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我们走，离开这个让你伤心的地方。”
可她没有。
她扶着我站好，替我擦了擦眼泪，然后转过身，脸色瞬间由温情转为冰冷。她对身边那个为首的、看起来最干练的律师说：“张律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直接去林建国家。”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
“有些事情，是时候该算清楚了。”
车队重新启动，我被外婆拉着，坐进了为首那辆奔驰的后座。车子平稳地驶出校园，向着那个我既熟悉又无比憎恶的“家”开去。
当我家的那栋破旧的居民楼出现在车窗外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车队没有在楼下停留太久，外婆带着我和那一群律师，径直上了楼。高跟鞋踩在水泥楼梯上的“哒哒”声，在安静的楼道里回响，像密集的鼓点，敲响了审判的序曲。
我们停在了五楼那扇熟悉的防盗门前。
外婆没有亲自敲门，只是对张律师使了个眼色。
张律师上前，按下了门铃。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被“哗啦”一声拉开。
开门的是刘芳。她穿着一身起球的珊瑚绒睡衣，头发油腻腻地贴在头皮上，一脸不耐烦地嚷嚷着：“谁啊？大周末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当她看到门口这黑压压的一群人，特别是看到为首的、一身贵气的外婆时，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那不耐烦的表情，先是转为鄙夷和困惑，然后迅速变成了惊恐和错愕。
“你……你……苏婉琴？你怎么来了？”她结结巴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我爸林建国也闻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身上还穿着皱巴巴的家居服，看到外婆和他身后的阵仗，同样是手足无措，脸色在瞬间变得煞白如纸。
“妈……您……您怎么……”
外婆根本没有理会他们俩的反应，甚至连一个正眼都没给他们。她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屋内凌乱的环境，目光落在了穿着廉价睡衣的刘芳身上，嘴角勾起一抹极尽嘲讽的冷笑。
刘芳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但很快，市井泼妇的本能让她恢复了一点“战斗力”。她看到了我，立刻像是找到了攻击的靶子，双手往腰上一叉，尖声叫了起来：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林薇你这个小白眼狼，翅膀硬了啊！怎么，一百块生活费不给你，你就出去搬救兵了？还真有本事啊，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把你这个十年都不断气的死老太婆给找出来了！怎么着？想来替你孙女要那一千块钱？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我们家没钱养闲人，更没钱给你这个老不死的！”
她越说越嚣张，唾沫星子横飞，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掩盖内心的慌乱。
我爸在一旁急得直拽她的胳膊，小声说：“你少说两句！”
“我说错了吗？”刘芳一把甩开他的手，“一个老的，一个小都是赔钱货！今天你们谁来都没用！这个家是我刘芳当家！”
外婆始终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表演，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
直到刘芳骂累了，停下来喘气。
外婆才缓缓地、轻蔑地抬了抬下巴，对身边的张律师示意。
张律师上前一步，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装订精致的文件。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面对着目瞪口呆的林建国和因为嚣张而脸颊涨红的刘芳，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清新而冰冷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
“林建国先生，刘芳女士，上午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环球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张正。我受我的委托人，苏婉琴女士的全权委托。我们今天登门拜访，并不是为了讨论区区一千元人民币的生活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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