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作为一个从布衣出身、历经乱世的开国皇帝，他深知天下初定、人心未稳。建国之初，社会底层经过连年战乱，民风剽悍、盗匪未息；而官员中，也不乏贪虐不法之徒。朱元璋十分警惕这种“乱世遗风”，认为单靠律法不足以整顿人心，于是决定以皇帝亲笔训诫的方式，直接教化天下。由此，《御制大诰》应运而生。
所谓“大诰”，本意是“皇帝的大告示”。它不是单纯的法令，而是一部集政治训诫、道德教化与惩戒恐吓于一体的“思想读本”。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朱元璋亲自审定、编写并陆续颁布了《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版本，几乎覆盖了明初社会的各个阶层。
为了让“大诰”真正“深入人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极具强制色彩的措施。据史载，他下令全国家家户户都必须购买、悬挂并熟读《大诰》；凡家中藏有《大诰》者，若日后误犯小罪，可减轻处罚；而若家中没有《大诰》，则视为蔑视皇命，反被治罪。甚至连科举考试中，也要求士子熟读《大诰》，把它视作“必备篇章”。这不仅是一场法律宣传，更是一场由皇权主导的思想“再教育”。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推行《大诰》？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整肃纲纪、惩治贪官、教化百姓；但从更深层的逻辑来看，其真正目的并非单纯维持秩序，而是要让天下人牢牢铭记：他们的生存、他们的一切，全都源自君恩。
换句话说，在朱元璋的设计中，《大诰》的核心不是如何守法，而是如何“报恩”。“你能活着就是我的功劳，这是恩情，你得报恩”，这句话放在朱元璋那里不是比喻，而是原话级别的政治逻辑。
在《御制大诰三编》中，朱元璋明确写道：“人生难得，父母虽生，君王能养。”人生下来，父母只能给你身体，却保不住你的命。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靠的不是爹娘，而是君王，是我老朱的功劳。
不仅如此，朱元璋甚至进一步强调：“父母恩生，君王恩养……是知君王之恩，大于父母。”——在他看来，人之生存全赖君恩，连父母的性命都系于君王的庇护。所以你父母能活着，同样是我老朱的功劳。
结论是什么？君王才是你的再生父母。
接着，在《御制大诰续编》中朱元璋开始给“孝廉”们上思想课，亲自解释什么叫“孝”。他说：“夫孝者，百行之本也。孝有三：事亲以敬，其小者也；养亲以禄，其次也；事君以忠，其大者也。天下之人，能忠于君而后能孝于亲。”孝的最高境界不是孝顺父母，而是事君以忠。要对皇帝绝对忠诚，要知无不言，要心无奸邪，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孝”。你对我尽忠，才算是真正的孝子。
到了《御制大诰三编》朱元璋又进一步把逻辑说透了。他说：“人子事亲，当思所以安之。或读书取科第，以致身名；或仕宦得禄位，以奉甘旨，使父母安乐，光耀门闾，此乃真孝也。若甘居贫贱，不图进取，徒言事亲，其为孝乎？”你们要把父母的养育之恩转化为追求禄位的动力，好好给朝廷干活，好好为君王效力，换取俸禄、官位，回家光宗耀祖，封奉父母，这才叫孝。
说白了就是一句：你孝不孝不看你对父母做了什么，只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如今很多人始终搞不清一个问题，帝王的真实心思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朱元璋出身低微，来自底层，所以他一定最理解百姓，一定最关心底层，一定会对百姓最好。但这是你的逻辑，不是朱元璋的逻辑。从朱元璋自己的话里，我们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的世界观。在他的逻辑中，不是君王要为百姓负责，不是君王要为百姓服务，而是我是你们的救命恩人，你们能活着全靠我，你们欠了我一条命。既然欠了命，那就得报恩。怎么报？好好纳税，好好服役，好好干活，好好听话，好好尽忠，这才是朱元璋真正的政治逻辑。
在这种逻辑里，百姓不是被保护的对象，而是被施恩的对象。活着不是权利而是恩赐，一切生存本质上都是欠账。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他为什么不对你好，而是在他的世界里，他根本没打算对你好，因为你活着本身就已经欠他恩情了。
《御制大诰》不仅是一部训诫百姓的法令，也是一面镜子，照出朱元璋治国的深层政治逻辑——君恩高于人伦，忠孝并轨于权力。在他构建的秩序里，法律、道德乃至生存的意义，都被重新定义为“回应恩典”的行为。他用“恩”取代了“责”，用“恐惧”维系了“秩序”。这种逻辑在他的时代或许高效，却也让人看到一个文明的悖论：当“活着”本身被视为恩赐，公民就永远无从谈起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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