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作为孩子或青年被投入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设置的集中营或劳工营,他们经历炼狱般折磨如行在死荫幽谷。最后作为被屠杀的六百万人中的幸存者而存活,他们走出集中营,重回人间开始身心修复,也开启各自的人生故事的讲述,由此创造出纷繁的精神奇观。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德国诗人保罗·策兰,这些映现着鲜明特质的个人,成为大屠杀幸存者的优异部分,他们以风格独特的叙事构成强劲的心灵史诗。如今这精神奇观已经汇入辉煌的世纪文明史。

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莱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瞬间从默默无闻到声名大噪,各种关注和误解,随之而来。四年后,他发表《K君的档案》作为回应。今年出版的中译本也是这位诺奖得主的唯一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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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君的档案》

作者:[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译者:杨永前

后浪文学|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5年6月

凝视深渊的人

七月盛夏,我乘坐高铁从长春回京。动身前收到预订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自传《K君的档案》,迅速浏览,在书的后部422页读到的这句话令我契合:“这是时代的大问题。人们现在正在偷偷地往深渊里看——可危险并不在他们的面前,而是他们的身后。这个深渊就是他们的生活。”我决定把它作为高铁列车上的读物。

3点整上高铁安顿好,打开座椅前的小桌板,摆出《K君的档案》,书侧放一支笔,开始读书。凯尔泰斯是我并不亲近又从不敢忽视的作家,他的个人标记即为书写“大屠杀文学”,即奥斯维辛主题,这是如今我想要逃避又无法远离的主题。读过他的《无关命运》(又译《无意义的人生》)、《船夫日记》《英国旗》《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另一个人》《清算》,读过他在瑞典学院发表的诺贝尔文学演讲。此刻再次打开他的《K君的档案》。

2002年10月7日。凯尔泰斯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以奥斯维辛集中营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无关命运》和《惨败》受到广泛关注。瑞典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对凯尔泰斯的文学世界有简洁的概括:“凯尔泰斯在作品中探索,在人类愈来愈完全屈从于社会力量的时候,独立的个人如何继续生存与思考。”彼时的凯尔泰斯自称冷峻的观察者,这位少年时作为编号64920的集中营囚犯,因为登记册备注死亡而侥幸逃脱死刑。“我已经死过一次,因此我才能活下来——或许这才是我的故事。”他在瑞典学院举行的诺贝尔文学演讲时说道。凯尔泰斯表达了无法理解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荣誉与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生命之间形成的关联。“或许我在极权统治下充满敌视的和渺茫陌生的思想环境生活得太久,以至于根本无法意识到自身的文学价值。”他坦陈自己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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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泰斯·伊姆莱(1929—2016,也译作凯尔泰斯·伊姆雷),匈牙利犹太作家,生于布达佩斯。1944年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又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救。1951年后,先后当过工人、编外记者、自由撰稿人和文学翻译。1975年,处女作《无命运的人生》经过十年周折才得以出版。后来相继出版小说《侦探故事》《惨败》《给未出生孩子祈祷》《清算》,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另一个人》,随笔集《作为文化的大屠杀》《行刑队再次上膛前的瞬间静默》等。2002年因 “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当然自此世界开始熟识这位陌生又边缘冷僻的作家。

我记得当年阅读《船夫日记》(余泽民译)时,凯尔泰斯写下的令我契合的语句:“1956年革命遭到镇压后,基于必须跟自己母语打交道的原因,我决定留在匈牙利。从那以后,我不再作为孩子,而是以成人的大脑,观察极权制度到底如何运转。”

《K君的档案》,我没有按照常规读法顺着读,而是像侦探一样通览,反复翻检,寻找令我感觉新奇的叙述。当然是因为凯尔泰斯已熟悉甚深,他的个人标识——纳粹大屠杀与集中营,我实在太熟悉。我想直接进入凯尔泰斯的人生后半程,即后奥斯维辛时代,所谓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我想看他在彼时社会境况之下的生活与写作命运。

这是独岛式的阅读。列车窗外掠过田野群山,盛夏酷暑正值汛期,洪水泛滥高温侵袭,城市乡村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陷于危机的恐慌中。大街是物流在急速移动,海量的物质被各种工具搬运,而人则退回到居室,不再热衷交流。人的原子沙化状态,人们不再关注思想,公共领域和空间消失。人类深度阅读能力也在消失,一切坚固的事物都在烟消云散。书籍面临考验,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书业的惨淡最为严峻,出版业的困境,技术对人类生活造成颠覆性改变。书籍正在变为廉价品,更多的书籍化为纸浆。书籍与思想的构成,文明在消失,新技术垄断和主宰人类的生活。世界在沿着它的道路运行。此刻的阅读,如在死海中打捞宝石。

人类在时间上久已告别奥斯维辛,告别大屠杀的历史。然而世界并没有消除暴行。大规模的杀戮,以各种名义发动的战争行为,奴役和征服在以别样的方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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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夫日记》

作者:[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译者:余泽民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

“我好像是最后一个能够活着,能够说话的人,而且我的话总是面对那些从洪水、酸雨或冰川纪等《圣经》时代——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和喑哑时代——幸存下来的人。”

这是凯尔泰斯写在他的思想札记《船夫日记》里的语句,也是他留在尘世的遗言。

感谢作家的写作,这严正而肃然的劳作,使人类看到存在的真相。

感谢书籍,在它们消逝前如坚硬而神秘的矿石存在于世。

坐在奥斯维辛的灰烬上

凯尔泰斯终身致力于书写的题材——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并不陌生。2006年的春天到访波兰时抵达过这历史的现场,残酷而令人哀恸的遗迹。微雨时节而旷野残留着没有消融的积雪。空气清朗湿润我却怀疑这空气里混杂着毒气与死亡的讯息。从上午到傍晚的时间我都待在这里,将眼睛看见的深刻在心里或者头脑。囚室冰凉的墙体,想象中炙热的炉膛。脚踩在地下囚室的阶梯,踩在地下囚室顶部的铁制栅栏缓慢行走。我感受着脚踩过铁栏的触感,我踩着两根生锈的钢轨之间的枯草。枯草间的碎石。缓慢地行走。钢轨笔直地通向一幢横排的红砖砌的兵营竖起的尖顶的门廊。辽阔而空旷的空地,那是德国纳粹演练的操场,也是集合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操场。以门廊为分界,左右两边分别开着众多的门窗。纵深地伸向浓雾的电网和木制尖顶岗楼。毒气室。绞刑架。旷野没有消融的积雪。这些都是我想要记忆的,我想要将这些看见的景观和物象带走。深刻在心里让所见之物成为永久的精神遗存。

奥斯维辛,全名为奥斯维辛-比克瑙·纳粹德国集中营和灭绝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有超过100万名犹太人以及大量的波兰人和罗马人在这里遭到系统性谋杀。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和《钢琴师》都取材于纳粹集中营。旅美音乐家马友友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演奏的大提琴曲,深沉而悲怆的乐音,深邃而诚挚的哀思令人闻之心弦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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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钢化的玻璃房间陈列着堆积到顶的手提皮箱。陈旧或有破损颜色和款式不同的皮箱。属于旅行者曾经放置着行囊的手提皮箱。那也是被屠杀的犹太人使用过的皮箱;在另一间钢化玻璃屋是堆积到屋顶的眼镜,圆的或方的形状的眼镜。很多是镜片脱落只有一副镜框。那是被屠杀者使用过的眼镜;穿过幽暗的走廊又会看到一间钢化玻璃屋,这间屋是堆到顶部的妇女的长发,那是被屠杀的女性在被灭绝之前剪掉的长发。那些卷曲的各种颜色的长发是成千上万的女性青春的生命;堆积如山的还有尺码不同质地各异的鞋子或牙齿。更多的写有地址的皮箱和皮包,或者悬挂着的沾满泥土和尘埃的衣服。

在集中营的入口处,是纳粹在镂空雕刻在铁门之上臭名昭著的标牌“ARBEIT MACHT FREI”(劳役通往自由)。踏上集中营遗址边界的时候,我就踏上了人类伤痛的一个创口。踏上这块土地,就是踩到了这个世界最残酷的暴行之上。密布的电网、林立的岗楼,森严的高墙。数百万的人曾经在这里如牲畜一样被囚禁,被迫害,被屠杀。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前,你会感受到在它的上空凝结的悲伤、血腥和恐怖气息。集中营保持着当年的原貌。高墙内是一幢幢排列整齐的营房,暗红色的砖墙、密布的电网、黑色的木制的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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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剧照。

有两根废弃的钢轨从集中营区穿过,这是当年运送战俘的列车通道。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火车运到这里。火车抵达时,在车站上即被分成两部分,身体强壮的或有利用价值的人被当作苦力暂时存活下来,这些人在悲惨的生活环境中,每天从事10个小时以上的劳役。沉重的劳役也是纳粹有计划地消灭犹太人的一个步骤,很多犹太人由于经受不住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被折磨致死。而那些老弱病残或妇女儿童则被骗去洗澡,淋浴头喷出的不是热水而是剧毒氰化氢毒气。毒气室杀人时,为了不让其他人听到里面的哭喊声,纳粹在室外大声播放圆舞曲以掩盖暴行。

坠入20世纪的黑暗中心

纳粹设置在欧洲各地的集中营是相似的。我在旅行时重新带上凯尔泰斯的虚构文本《非关命运》,将之与非虚构文本《K君的档案》对照着读,会看到相互印证的意蕴。

1944年3月19日,德国人占领匈牙利,开始扩大比克瑙的火葬场,并铺设一条新铁轨。按照计划,从匈牙利运来的犹太人将通过这段新铁轨抵达那里。凯尔泰斯在《K君的档案》里讲述道:“六十个人挤在运牛的火车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名字。”最后的结局是外祖父母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他们从运牛的火车车皮的窗户里往外扔了一张寄给凯尔泰斯父母亲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们被装上火车,正被运往某个地方,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明信片被一个好心人捡到,此人贴上邮票并交给邮局。

1944年为无名的匈牙利犹太群众开设的名叫小营的斑疹伤寒营里,等待这些孩子的本来是确定无疑的死亡。在运送人体残骸时,这些孩子长长的手臂可能已经触及坡道。

几名幸运的男孩被营救,他们被送进大营。凯尔泰斯就是这幸运者中的一个。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登记册上有一个所谓的“残渣废物”。64921号匈牙利犹太囚犯凯尔泰斯·伊姆莱死于1945年2月18日。“这毫无疑问是有人把我从名单中删除的痕迹,这样一来,在集中营可能关闭的过程中,我就不会作为犹太人囚犯被杀掉。”

2002年冬天,凯尔泰斯在斯德哥尔摩期间,有一个人从澳大利亚拨通了正在酒店的他的电话,这是一位名叫库哈尔斯基的老先生,他阅读了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他在小说中发现自己:当时,在有被子的地方,他躺在我上方的床上,他恰巧以真实的姓名出现在小说里。“幸存者是例外,其存在是死亡机器发生故障的结果。”凯尔泰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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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命运的人生》(又译作《非关命运》)

作者:[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雷

译者:许衍艺

译林出版社

2013年2月

《非关命运》记述了少年在奥斯维辛迎来解放时刻的细节:

当时,他们过着相当密集的日子。每天都有要求犹太人去集合场地列队的命令声响起。死亡行军从营地出发,前往其他更遥远的营地。每天晚上空中都响起警报声,除了炸弹声,我们还听到了越来越近的炮火声。在最后的两三天里,党卫军的靴子在营地砰砰作响,叫喊声、步枪声,声声入耳。最后,有天中午,扩音器里响起了命令声:所有党卫军士兵紧急撤离营地。数小时后,从远处传来巴顿将军胜利的坦克的发动机的噪声。当天夜里,每张床上都飞来一板好时牌巧克力和一盒好彩牌香烟。人们在厨房里煮了浓稠的土豆牛肉汤。我们贪婪地喝了汤,但油腻而难以消化的食物引起多人死亡。这一天是4月11日。

感谢这些幸存者,他们还是一个孩子时的敏感、知性、多思,使他们被抛到一个恶的世界时使用记忆与思考的能力,最后经受住严酷的训练成长为可以深入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职业作家,使20世纪出现在地球上的最大规模的屠杀机器集中营的残酷得以被世界记住,也使世界保持必要的警惕和警醒。

“命定坠入了20世纪黑暗的中心。”诗人米沃什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时说。1980年米沃什由于“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获奖。瑞典学院院士拉尔斯·吉伦斯坦在授奖辞中谈及米沃什成长的文化环境时说:“人民的生活与一种尚未污染的自然密切联系着。这种文化及其大部分人民不再存在。纳粹暴行和种族灭绝,战争和压迫已将它毁灭殆尽。”

米沃什将诗人的职业比喻为“在地球上面的飞翔”,然而他有自己的写作伦理和原则。“我相信,我的诗仍然是清醒的,在一个黑暗世纪表现了一种对于和平与正义之王国的向往。”他在演讲时抨击纳粹暴行与斯大林暴政时说:“在欧洲那些区域,堕落的统治人的观念,同统治自然的观念一样。导向革命和战争的不断爆发,使几百万人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到毁灭,要抵抗这里的多种多样的思想诱惑,是特别困难的。然而我们最有价值的收获,也许不是理解那些观念,而是对某些保护人们免于内心崩溃,免于向暴政屈服的事物的尊重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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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

见证者与见证艺术

我的旅行也是在随身的行李箱增加书籍的过程。《夜:纳粹集中营回忆录》(美国/埃利·威塞尔)、《这是不是个人》(意大利/普里莫·莱维)、《布拉格精神》(捷克/伊凡·克里玛)、《烛烬》(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船夫日记》(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莱)、《保罗·策兰传》(约翰·费尔斯坦纳),这些书籍的写作者有着共同的身份,即奥斯维辛幸存者。然而他们的命运迥异,有的迎来制度变革的新生,有的却因无法负荷心灵的折磨而弃世。

奥斯维辛仿佛是炼狱。那些最终走出纳粹集中营的人,后来有的成为作家或者艺术家,有的成为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20世纪的见证艺术就这样产生。经历过灾难的人们开始挖掘个人记忆,审视他们所经历的灾难和浩劫,同时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呈现。以奥斯维辛为题材,诞生了繁复的艺术作品,电影、绘画、音乐、雕塑、摄影或者文学,其创作者群体浩大。

“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一个历史的和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人类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这是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1928年—2016年7月2日)写的语句。1945年,在消灭600万犹太人的牺牲的火焰所留下来的灰烬上,坐着十七岁的埃利·威塞尔。他生于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的锡盖特镇,他和三个姐妹在一个安宁的家庭中长大,这个家庭有犹太传统受犹太宗教浸润甚深。当匈牙利犹太人开始遭到纳粹驱逐时,埃利才十四岁。锡盖特镇的犹太居民被装进货车,转运到奥斯维辛。在那里威塞尔看到他的母亲和妹妹被送进毒气室,他的父亲被转运到布痕瓦尔德时死去。

威塞尔坐在奥斯维辛留下的灰烬之上,那里的风暴和烈焰曾经令他恐惧。所有的东西都被毁灭,他无家可归,甚至他作为一个人的身份也成问题——他当时是A7713号囚犯,如同一艘沉船上的水手,他站在燃烧过的海岸上,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有赤裸的记忆。威塞尔在死亡营中的时光于1945年春天在布痕瓦尔德结束,囚徒们被美国军队所解放。与其他犹太儿童一样,他被送到法国开始身心的修复。他经历了十年的沉默,1958年威塞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夜:纳粹集中营的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记录下自己的故事,记录下曾经的遭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作为目击者重述经历的浩劫,这也是那些死者的遗愿。”威塞尔谈及他的写作初衷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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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

1982年,威塞尔出版包括《黑夜的遗产:埃利·威塞尔作品集》《走出沉默王国》《反抗沉默:埃利·威塞尔的声音和看法》在内的书,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威塞尔在加入美国籍后担任纽约州立大学的名誉教授,此外还任波士顿大学人文学教授。他是美国总统倡议发起的美国大屠杀委员会的主席。威塞尔如同人类的一个信使,他向世界传达大屠杀的真相,吁求世界公理和正义。“我发誓无论何时何地当人类遭受苦难和羞辱时,我永远也不会保持沉默。我们必须总是参与。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永远也不会帮助受害者。沉默鼓励折磨者,永远不会鼓励受折磨者,”威塞尔说。

从大屠杀经历中幸存下来的威塞尔成为一个“人类观念和宽广的人道主义的强有力的发言人。”1986年,威塞尔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该年12月的颁奖典礼仪式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埃吉尔·奥尔维克在演讲中说:“埃利·威塞尔不仅仅是一位幸存下来的人,他也体现着战胜者的精神,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从惨烈的羞辱中爬出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和向导中的一位。在一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恐惧、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时代,我们有这样的向导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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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作者:[美] 埃利·威塞尔

译者:袁筱一

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14年8月

暗夜无尽,雪在飘落

多年以后在经历过集中营的灾难后,凯尔泰斯将自己的人生寻觅到的暖意视之为幸福,然而这幸福的到来并不持久,亦如幻境。“精神虽然在燃烧,但并不能温暖躯体。”凯尔泰斯咀嚼着他在尘世间的冷暖,这体察与经验化为干柴,“将之填入炉膛,并用它烧炖午餐。”

《K君的档案》是一部以对话体文本构成的自传。最初是一次访问,凯尔泰斯显然熟知柏拉图对话,他将对话文本重新构成自传。它摆脱了编年体般的叙事脉络,直接呈现由问题构成的情节。自传不分章节,全书都是由对话构成的语言流。必须更仔细更深入地阅读,才能触及表达的核心。掠过外在的迷雾或迷津,了悟作家真正想要的言说之物。

凯尔泰斯显然没有兴趣讲他的人生故事,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旅程。《K君的档案》是对制度的沉思、解析和剖白,对极权制度的反思不仅是对奥斯维辛的省思,更是对所有集中营世界的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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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泰斯·伊姆莱。

我记得当时读到过令我内心震动的语句:“写作始终是一件绝对严格的私人事件”;“要从精神麻痹的队列里走出,要从剥夺个性与命运的历史走出”。

凯尔泰斯讲述了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也讲了那些幸存者不堪心灵的重负而弃世的例证。“我自己生活在一个极权体制中,同时我描绘着我的人物在另一个极权体制中的呻吟,这无疑使我的小说语言具有很强的暗喻色彩。”在《K君的档案》里,凯尔泰斯直陈自己的心迹。

凯尔泰斯的精神疑难令我想到德国诗人,同样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保罗·策兰。

1942年,保罗·策兰的父母亲被关押到纳粹集中营,一道铁丝网分开他与分母的联结。保罗伸手穿过铁丝网抓住父亲的手,一个卫兵看到,用枪托重重砸在他的手上。保罗松开父亲的手跑走。父母亲与同在囚禁中的人被驱逐到特涅斯特东边,越过第涅斯特河,到达德国人占领的乌克兰。他们被关在运牲口的车厢里,火车在炎炎夏日里开了五天,之后他们被关进布格河南边的马棚,他们或是修路,或是去工地劳动,服受苦役。

保罗·策兰回忆这段时光时写道:“战争年代,我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花在罗马尼亚所谓的劳动营里。”在他父母1942年6月被驱逐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保罗被迫加入罗马尼亚官方强迫犹太委员会成立的一个劳动营,他被送往切尔诺维兹南边400公里的塔巴勒斯迪,在瓦拉几亚境内,到了由罗马尼亚军队与德军工人组成的托德组织共同管理的营地。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保罗说:“你来信说我不应该绝望。不,我不绝望。但我的母亲带给我许多伤痛,她在最后的日子里病得那样重,她一定在想我怎么样了,而现在没能说一句再见就走了,也许是永别。”在1942年8月2日的一封信里,保罗又写道:“在自己手中,我亲眼看见生活变成了苦痛,但最终,生活会回归人性。它曾铺开一条我试图踏上的路,我将依旧走下去,义无反顾。”保罗的父亲在1942年秋天死于斑疹伤寒。几个月后,保罗从逃离特涅斯特的一位亲戚处获知母亲的讯息,母亲因为不适合集中营的劳动而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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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策兰。

“雪在飘落,妈妈,飘在乌克兰。”这是保罗献给母亲的诗句。

暗夜无尽我的悲戚正日复一日, 心痛会否自愈,会否如利刀刺扎? 命运的竖琴弦断音嘶欲歌还止, 余音凄切漂浮在我星宿的残塔。

策兰独自住在艾米尔左拉大街6号,与米拉波桥隔着一个码头。1970年4月,就在逾越节的一天,策兰从那座桥上跳进塞纳河。5月1日,一位渔民在下游7英里处发现他的遗体。“溢出的泥水我吞下/就在塔内。”策兰的孤独感难以治愈,他在49岁结束自己的生命。

同为移民的史学家艾里希·卡勒尔说:“他既是一位伟大的德语诗人,又是在集中营的阴影里成长起来的中欧犹太青年,就是这种心理负荷导致保罗·策兰自杀的。”

保罗·策兰遗留下他的装饰性诗句:“没有人/为证人/作证。”

作者/夏榆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