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3日凌晨零点刚过，黄河上空出现一道低飞的光点——一架伊尔-14运输机正旋翼轰鸣。舱门敞开，绑着降落伞的木箱被推入夜幕，箱侧灯泡闪烁，像一颗急坠的流星。河滩上堆起的四堆柴火发出冲天火光，千余名悄声屏息的筑路民工盯着天空，他们正等待一件决定生死的礼物。
时间倒回十四小时。春节余味未散，山西平陆县张店公社的第三连收工晚餐，锅里是高粱米加白菜。工地连日赶工，人人都饿，汤饭入口不到片刻，十几人捂肚蹲地，接着更多人出现剧烈呕吐。排长李忠年翻动自己的饭碗，在米粒间摸到几粒暗红色晶体，嚼了一下，舌根立麻——“红信”，即砒霜。他惊叫：“中毒了，快去报信！”
七点出头，距出事地二十里外的县委礼堂里，干部们正在开扩大会。公安局长燕英杰匆匆闯入，向第一书记郝世山低声汇报。郝世山五十出头，没多话，抄起大衣，转身就吼：“会先停，救人要紧！”他调来县里唯一的大卡车，把县医院最能干的医生和设备一口气送往工地。
深夜十一点，张店临时医务点灯火通明。洗胃溶毒、注射强心、绿豆甘草汤，全用上却收效甚微。会诊结论直指要害——唯有二巯基丙醇能化解砒霜，但全县库存告急，只能凑出十几支，远远不够。医生解克勤掐表计算：“最迟四日天亮，药再不到，人就没救了。”
无法再等。郝世山拍电报直通北京，字里行间只有一句话：“六十一名工友危在旦夕，急需一千支二巯基丙醇。”与此同时，他让两名司药飞奔黄河边，夜渡茅津渡去三门峡求援。老船工王希坚被急促的敲门声唤醒，嘀咕中点起风灯，“夜里过河要命啊。”听说是救人，他一句“坐稳喽”便撑船破浪而去，打破了渡口千年不夜渡的禁忌。
三门峡空荡的药库没能提供哪怕一支特效药，只给出一串电话号码：“北京八面槽特药店。”无奈之下，所有热线同时拨向首都，北京夜班接线员老胡接过电话，恰在下班前的铃声吓了他一跳。听完汇报，他只说一句：“别急，我们来想办法！”
电话很快转进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当机立断，命令：立刻全国调药，必要时动用军机空运。问题随之而来——那一千支二巯基丙醇此刻不在药店，而是存放在三十里外的仓库，原本准备分发到各省。青年工人王英浦主动请缨，蹬着旧三轮出发。寒风凛冽，他一路高喊“救命药，借个道”，街头年味正盛，却无人抱怨，只见行人纷纷闪让。
一个半小时后，王英浦满头是汗把药箱搬回。店员们连夜清点，给每十支安瓿绑上小灯泡，又加装棉被做缓冲。晚上九点整，一辆胜利牌轿车将其疾速送抵南苑机场。机长周连珊和机组已待命，命令只有一句：“务必安全到达，保证完好空投。”
伊尔-14迎着西北飞雪穿越太行上空。为了准确投落，飞机被迫下降到五百米，山影在翼尖掠过。周连珊透过驾驶窗低声提醒：“再低就擦山尖了。”领航员对着秒表倒数，保伞员猛地将药箱推出舱门。夜空里一道白伞缓缓张开，灯光跳动如萤。
地面呐喊声此起彼伏。“降落伞，看见了！”几百只手电筒追着亮点移动，药箱落地无损。司机沈亮宽抱起木箱，钻进轿车，油门踩到底。颠簸山路五十里，他只用五十分钟赶到公社医院。凌晨一点整，第一针毒素解剂推入静脉，危重的赵满仓睁开眼，“还活着啊？”他艰难吐出这五个字，病房里爆出压抑了一夜的欢呼。
随着一千支二巯基丙醇陆续注射，六十一名民工全部转危为安。可疑的粉末已送检，同一锅高粱饭中的残渣证实含砷剧毒。公安联合调查队连夜行动，很快锁定张德才与回申娃。前者原是日伪、国民党“双料”旧兵，后借筑路混迹连队，被撤职后怀恨投毒；后者则私售砒霜。三月，两人被依法处决。
平陆劫后重生。到1961年5月，风南公路全线贯通，第一批水电物资自此源源运往三门峡工地。此事经《中国青年报》2月28日刊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文迅速传遍全国，上百家媒体跟进报道，数以千计的诗文歌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壮举。多年后，幸存的筑路工人提到那夜，仍记得飞机轰鸣声与柴草火光交织的画面，他们笑说，那是此生见过最美的“空中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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