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在社保局那栋灰扑扑的老楼里,混了整整二十八年。

临退休前三个月,他把我拉到小区那棵老槐树下,手指头攥得发白,声音压得极低:“雨涵,将来你自己办社保的时候,缴费基数那个数字,千万千万要核对清楚。”他顿了顿,喉咙里滚过一阵沙哑的响动,“一个字都不能错,不然……就像我一样,一辈子吃闷亏。”

当时我只当是长辈惯常的唠叨。

五十八岁的老科员,在同一个岗位上熬白了头发,临了有些感慨,再正常不过。

我甚至笑着宽慰他,说他辛苦一辈子,总算能享清福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句看似平常的叮嘱,会像一颗埋进土里的地雷。

更没想到,二叔那二十八年的沉默里,压着那么多人的晚年,以及一个随时可能将他、甚至将更多人卷入其中的秘密。

直到他倒下的那个下午,直到我颤抖着打开他抽屉最深处那本发黄的笔记,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人名,才像潮水般涌来,冰冷地淹没了我所有自以为是的认知。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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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家族聚会定在城东新开的本帮菜馆。

包间里热气蒸腾,大圆桌中央的转盘缓缓转动,清蒸鲈鱼、油爆虾、红烧肉的香气混杂在一起。

十来口人,声音高高低低,话题无非是孩子升学、房价涨跌、谁家又添了新车。

二叔宋建民坐在靠窗的位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五十八岁了,背微微佝着,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蓝色夹克,袖口有些磨损。

头发花白,梳得整齐,但额前几缕总是固执地翘着。

他只是夹着眼前那盘青菜,慢慢吃着,很少动远处的荤腥。

“建民,下个月就退了吧?”坐在主位的大伯嗓门洪亮,端着酒杯,“二十八年,不容易啊!来,哥敬你一杯,总算熬出头了!”

桌上其他人也跟着附和,酒杯叮叮当当地碰过来。

二叔端起面前的小半杯啤酒,勉强笑了笑,嘴唇碰了碰杯沿,却没喝多少。

“是,是到头了。”他声音不高,带着点常年伏案工作的人特有的、微微的沙哑。

那笑容很浅,浮在脸上,没进眼睛。

我坐在他斜对面,正好能看见他垂下眼皮时,眼角堆起的细密皱纹里,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疲惫,甚至是一丝……落寞?热闹是他们的,他像是坐在一层透明的罩子里,隔绝了所有的喧嚣。

席间,母亲徐淑珍和二婶聊起我新工作的事。

“雨涵这回的公司总算给正经交社保了,还是国企改制,正规。”母亲语气里透着满意。

二婶便接话,说社保的事可大可小,将来养老看病都指着它呢。

二叔原本半低着头,听到这话,夹菜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他抬起眼,目光越过喧闹的桌面,落在我脸上。

那眼神很复杂,有担忧,有欲言又止,还有些别的,当时我没看懂的东西。

饭后,大家陆续散去。二叔落在最后,穿他那件旧夹克时,动作有些迟缓。我在门口等母亲拿外套,二叔走了过来。

“雨涵。”他叫住我,声音压得很低,走廊里暖黄的灯光照着他半边脸,另外半边隐在阴影里。

“二叔,怎么了?”

他左右看了看,确认近处没人,才微微倾过身。

他身上有淡淡的烟味,还有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气息,那是他办公室的味道。

“刚才饭桌上说的,你新公司办社保的事,”他喉结动了动,似乎每个字都要用力才能挤出来,“将来手续到了你手里,缴费基数那个数,千万千万要盯紧了。”

走廊那头传来亲戚的笑语,他像是受惊般,又凑近了些,嘴唇几乎碰到我的耳朵,气息温热而急促:“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自己算,自己看,别信别人说的。”他抓住我的小臂,手指有些凉,力道却很大,“一定记住了,不然……像我一样,一辈子吃闷亏。”

说完,他立刻松开了手,恢复成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仿佛刚才那一刻的急切只是我的错觉。

他朝我点点头,转身,佝偻着背,慢慢走进了电梯间昏暗的光线里。

我站在原地,手臂上被他抓过的地方似乎还残留着冰凉的触感。

心里有些莫名,更多的是不以为然。

缴费基数?不就是工资条上的数嘛,公司人事难道还会弄错?二叔在社保局待久了,大概看多了糊涂账,职业病。

我摇摇头,把这点小插曲抛在了脑后。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流如织。

我不知道,二叔那句沉重的叮嘱,像一颗不起眼的石子,已经投入了我平静生活的湖面,涟漪正在看不见的水下,一圈圈悄然扩散开去。

02

新公司在一栋气派的玻璃幕墙写字楼里,十七层。

人事部经理姓袁,叫袁建,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合体的深色西装,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路,显得干练又亲和。

“程雨涵是吧?欢迎欢迎!”他热情地与我握手,手掌厚实有力,“你二叔是宋建民?老宋啊!我们可是老同事了,在一起共事快二十年了。他做事那个认真劲儿,全局上下都知道。”

他一边说着,一边利落地带我走流程,签合同,讲解规章制度。

他的办公室宽敞明亮,文件摆放得井井有条,窗边绿植长得郁郁葱葱。

提到二叔时,他语气熟稔,带着老同事之间那种无须多言的了解,这让我初来乍到的紧张感消退了不少。

“这是你的劳动合同和社保登记表,需要填的地方我都标出来了,”袁建将一叠文件推到我面前,手指在几处空格上点了点,“尤其这里,月缴费基数,按你合同上的基本工资填就行,公司部分和个人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基数计算的。”

缴费基数。二叔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我脑海里响起,低沉而严肃:“千万千万要盯紧了……一个字都不能错。”

我拿起笔,对照着劳动合同上的数字,工工整整地在登记表上写下:陆仟叁佰元。

写完后,我又下意识地核对了一遍合同编号、身份证号,最后目光落回那个墨迹未干的数字上。

六千三,没错。

“袁经理,这个基数……我填好了,您看对吗?”我把表格递过去,指着那处。

袁建接过来,目光快速扫过,笑容依旧和煦:“对的,就是这个数。放心,咱们公司操作很规范,社保这块我经手十几年了,错不了。”他拿出公章,在需要的地方逐一盖上鲜红的印迹,动作流畅而自信,“后续的申报、缴纳,我们人事部都会统一处理好,你就安心工作。”

他话语里的笃定,让我觉得自己刚才那点谨慎有些多余。

是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二叔大概是在那个老旧的、充满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纠纷的办公室里待得太久,把什么事情都想得复杂了。

手续办完,袁建亲自送我出人事部。

“回去替我向老宋问个好,”他站在门口,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他,别总皱着个眉头,马上退休享福的人了,放宽心。”

我笑着应下,心里却滑过一丝异样。

袁建提起二叔时,那种熟稔中,似乎总隔着一层什么。

像是例行公事的客套,又像是……一种微妙的距离感?或许是我多心了。

走在回工位的走廊里,透过明亮的玻璃窗,能看到楼下马路上缩成玩具车大小的车流。

这座城市高效运转,每个人都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

我的社保登记表已经归档,那个“陆仟叁佰元”的数字,也将被录入某个庞大的系统,成为决定我未来福利的一个冰冷参数。

袁建那句“错不了”还在耳边回响,可我莫名地,又想起了二叔在昏暗走廊里,那双紧紧抓住我胳膊的、带着凉意和巨大力量的手。

那感觉如此清晰,与眼前明亮、高效、一切井然有序的现代化办公环境格格不入。

一丝极淡的疑虑,像初春河面的冰裂,悄然无声地绽开了一条细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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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周末,母亲炖了山药排骨汤,让我给二叔送去。

“你二叔最近看着气色不太好,话也更少了,”母亲一边往保温桶里装汤,一边叹气,“怕是退休前心里不踏实,你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

二叔家住在老城区,一栋八十年代末建的职工家属楼,楼道里光线昏暗,墙壁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旧家具和油烟混合的味道。

我敲开门,二叔穿着一件领口有些松垮的旧毛衣来应门,看到是我,脸上挤出一点笑意。

“雨涵来了,进来坐。”屋里陈设简单,甚至有些过时,但收拾得异常整洁,几乎到了刻板的地步。

茶几上的报纸边角对齐,遥控器放在固定的位置,连沙发靠垫都拍得方正正。

我把汤放在餐桌上,二叔给我倒了杯水。

他动作有些迟缓,坐下后,目光落在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枝上,很久没说话。

窗台上的几盆绿植倒是长得精神,叶子绿得发亮,与他本人的憔悴形成鲜明对比。

“二叔,工作……都交接得差不多了吧?”我试着找话题。

“嗯,差不多了。”他收回目光,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该交出去的,都交了。二十八年……一晃就过去了。”

他的声音很飘忽,不像是在对我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屋子里很安静,能听到墙上老式挂钟秒针走动的“嘀嗒”声,规律得让人心慌。

“二叔,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迟疑着问,“袁经理,就是袁建,让我给您带好,还说让您放宽心,享受退休生活。”

听到“袁建”这个名字,二叔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他放下水杯,杯底与玻璃茶几接触,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

“袁建……”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嘴角扯动了一下,却不是一个笑容,更像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他……是能干。”

接下来又是沉默。

那沉默并非空无,而是沉甸甸的,仿佛塞满了未能出口的话语,压得人喘不过气。

二叔几次抬眼看向我,嘴唇翕动,像是鼓足了勇气要说什么,但最终都化作了喉间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二叔,”我往前倾了倾身,“您上次跟我说,办社保要注意那个缴费基数,是不是……在单位遇到什么事了?跟数字有关的?”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瞬间的惊慌,像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

但那惊慌一闪即逝,很快被更深沉的疲惫和一种近乎绝望的灰色所覆盖。

他避开我的视线,重新看向窗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没事……能有什么事。就是干这行久了,见得多,怕你们年轻人不懂,吃亏。”

他抬起手,用力搓了搓脸,从额头到下巴,反复几次,似乎想搓掉满脸的倦意,也搓掉某些更沉重的东西。

“二十八年啊……”他又喃喃地念叨起来,这次声音里带了点颤音,“我对不起……好些人。雨涵,二叔这辈子……有时候晚上睡不着,闭眼就是那些数字,那些名字……”

“建民!”门突然被推开,二婶买菜回来了,手里拎着几个塑料袋,带进一股室外的寒气。

她看到我,笑着打招呼,随即嗔怪地看向二叔,“又跟孩子瞎念叨什么呢?我看你就是退休前综合症,东想西想,自己吓自己。雨涵,别听你二叔的,他这阵子压力大,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

二叔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立刻噤了声,刚刚那片刻几乎要溢出的情绪瞬间收敛得无影无踪,又变回了那个沉默寡言、有些木讷的中年人。

他起身去接二婶手里的菜,动作恢复了平常的迟缓。

离开二叔家时,天色已近黄昏。

老旧居民楼窗户里陆续亮起昏黄的灯光,炊烟袅袅。

回头望去,二叔家那扇窗户也亮了,隔着有些污渍的玻璃,能看到他模糊的身影在厨房里忙碌,微微佝偻着。

母亲打电话来问情况,我把二叔那些语焉不详的话和她莫名的焦虑说了。

母亲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你二叔啊,就是太老实,太较真。在单位那么多年,不争不抢的,临到退休,心里恐怕是有些落差,又总担心自己一辈子没办过什么错事吧?别多想,过段时间退了休,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就好了。”

真的是这样吗?只是退休前的心理落差和过分谨慎?可我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二叔说起“对不起好些人”时,眼中那一闪而过的痛苦和惊惶。

那不像是对职业生涯碌碌无为的遗憾,更像是一种具体而尖锐的、日夜啃噬良心的负罪感。

那些他闭眼就能看到的数字和名字,究竟是什么?

04

新公司的工作渐渐步入正轨。我在市场部,同事大多是年轻人,气氛活跃。午休时,大家喜欢聚在茶水间,边吃外卖边闲聊。

那天,话题不知怎么拐到了养老上。坐我对面的李姐,三十五岁,孩子刚上小学,正处在所谓“中年焦虑”的峰值。

“我现在就开始愁以后养老了,”李姐扒拉着饭盒里的米饭,眉头紧锁,“你们听说没?我家隔壁单元有个老爷子,以前是化工厂的,退休金听说少了好几百,去问了无数次,腿都跑细了,到现在也没个明白说法。”

旁边刚结婚的小赵接口:“这种事不少见吧?我舅姥爷也是,原来在纺织厂,退休金算下来总觉得不对,跟当初说的有出入。去社保局问,人家拿政策一变再变搪塞,表格算法复杂得要命,老头自己根本搞不清,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可不是嘛,”李姐压低了声音,“我听那老爷子的老伴儿说,好像就是当年办退休时,有个什么基数没弄对,后来就再也改不过来了。一辈子的事儿,吃个哑巴亏。”

基数。

这个词像一根细针,猝不及防地扎了我一下。茶水间嗡嗡的说话声,窗外马路的噪音,瞬间仿佛退远了一些。我捏着筷子的手指微微收紧。

“基数?是缴费基数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问道,比平时稍微快了一点。

“对对,好像就是这个词儿!”李姐看我感兴趣,说得更起劲了,“说是工资的一部分,用来算你交多少社保,将来领多少退休金的。当时填表的人马虎,或者单位想少交点钱,给你往低了写,以后你领钱就少了。等你发现,早过去多少年了,找谁去?”

小赵耸耸肩:“所以说,咱们现在每个月交社保,那个数字到底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全凭公司人事良心和业务水平。万一错了,几十年后才发现,黄花菜都凉了。”

“良心?”李姐嗤笑一声,“这年头,良心值几个钱?还是自己多个心眼儿吧。”

同事们后续又聊起了别的,房贷、孩子的补习班、新上映的电影。但我却有些心不在焉,勺子无意识地搅动着碗里的汤。

二叔焦虑的面容,含糊的叮嘱,“对不起好些人”的低语,和李姐口中那个因基数错误而养老金缩水、维权无门的老爷子的身影,慢慢地、诡异地重叠在了一起。

难道二叔那些异常,不仅仅是个人的多愁善感或职业倦怠?难道他口中的“闷亏”,和这些流传的、关于养老金莫名减少的都市传说之间,存在着某种真实的联系?

这个念头让我坐立不安。下午上班时,我趁着工作间隙,悄悄打开了浏览器。在搜索框里,我迟疑了片刻,输入了:“社保缴费基数错误影响”。回车。

大量的信息涌了出来。

政策解读、计算公式、维权案例、专家建议……网页的光在屏幕上闪烁。

我点开几个看起来靠谱的链接,快速浏览着。

一行行文字跳进眼睛:“缴费基数直接决定个人账户储存额……”“基数申报不实,可能导致退休待遇受损……”“历史遗留基数错误纠正确有难度……”

那些原本陌生的、冰冷的专业术语,此刻却仿佛带着重量,沉甸甸地压下来。

我忽然想起入职时,袁建经理那流畅的动作和笃定的笑容,想起他盖下公章时那声清脆的“啪嗒”响。

我的那张登记表,那个“陆仟叁佰元”,此刻在我心里打上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我又尝试搜索“社保局 历史录入错误”,但相关的公开信息很少,大多语焉不详,或者被引向繁琐的官方流程说明。

关掉网页,屏幕上反射出我自己有些怔忡的脸。

茶水间同事的闲聊或许只是捕风捉影,网上的信息也未必能直接对应什么。

但心里那点疑虑的种子,一旦被风吹动,便悄然生出了细弱的根须。

我看着窗外铅灰色的天空,想起二叔家那扇亮着昏黄灯光的窗户。

他沉默地坐在那片灯光里,守着的,究竟是一个即将安然落寞的职业生涯尾声,还是一个被他背负了多年、已然不堪重负的秘密?

我需要知道答案。

不仅仅是为了二叔那些令人不安的低语,或许,也是为了很多年后,在某个午后,不会像茶水间议论的那个老爷子一样,对着数额不对的养老金账单,感到茫然与无力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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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接到电话时,我正在整理一份下周要用的推广方案。

手机屏幕上跳动着母亲的名字,接通后,传来的却是二婶带着哭腔、语无伦次的声音:“雨涵!雨涵你快来医院!你二叔……你二叔他……”

我的大脑空白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脑溢血。昏迷。正在抢救。

赶到医院时,抢救室外的走廊上已经聚了些人。

二婶瘫坐在长椅上,被两个亲戚扶着,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母亲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看到我,立刻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心一片冰凉。

“下午还好好的,说去单位最后整理点东西……”二婶断断续续地哭诉,“回来就说头疼,躺下就没起来……送到医院就……医生说出血量很大……”

抢救室的门紧闭着,上方“手术中”的红灯亮得刺眼。

那红光投在惨白的墙壁和冰冷的地砖上,映得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惶惑。

时间被拉长了,每一分每一秒都粘稠难熬,只能听到压抑的啜泣声、急促的脚步声,以及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而杂乱的搏动。

不知过了多久,红灯灭了。

门打开,医生走出来,口罩上方的眼睛带着疲惫。

我们立刻围了上去。

“暂时抢救过来了,但还没脱离危险期,出血对脑部功能影响很大,后续情况……要看恢复。”医生的语气谨慎而不乐观,“先去重症监护室观察。”

二叔被推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没认出他。

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罩着氧气面罩,露出的皮肤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灰白。

各种管子从他身上延伸出来,连接到旁边嘀嗒作响的仪器上。

那个总是微微佝偻着、沉默寡言的身影,此刻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仿佛生命已经被抽走了大半,只剩下脆弱不堪的躯壳。

他会被转到重症监护室,家属不能随时探视。

混乱中,有人提到二叔单位的东西还没拿,办公室钥匙在他随身带的旧公文包里。

二婶精神恍惚,母亲要陪着,这任务便落到了我头上。

社保局那栋老楼,即使在白天也显得有些昏暗。

走廊狭长,墙壁是上半截绿、下半截灰的旧式粉刷,油漆有些剥落。

空气里有灰尘、旧文件和某种消毒水混合的味道。

二叔的办公室在二楼走廊尽头,一间不大的屋子,和另外两个老职员共用。

靠窗那张陈旧木桌就是二叔的。

桌面上异常干净,只有笔筒、台历、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以及一盆小小的、叶子有些发蔫的绿萝。

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很快就会回来,拿起那支用了很多年的钢笔,继续埋头于那些无穷无尽的表格和数据。

我定了定神,开始收拾。

抽屉没锁,里面大多是些没用完的文具、过期的文件、几本政策汇编。

东西不多,很快就能收完。

但我总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工作了二十八年的老职员全部的“遗产”。

太干净,太单薄了,单薄得有些不正常。

我的目光落在桌子侧面一个不起眼的、带锁的小抽屉上。

很老式的黄铜锁,小小的。

钥匙……我试着用从二叔公文包里找到的那串钥匙挨个去试。

其中一把最小的、已经有些磨损的铜钥匙,插进去,轻轻一拧,“咔哒”一声,锁开了。

抽屉里空空荡荡,只有最底层,躺着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扁平的方方正正的东西。

我把它拿出来,入手有些沉。

解开系着的旧棉绳,牛皮纸散开,里面是一本笔记本。

很老式的那种硬壳笔记本,红色塑料封皮已经褪色发白,边角磨损得厉害。

我翻开第一页,时间的气息扑面而来。

纸张泛黄,有些脆,上面是二叔那工整、甚至有些刻板的手写字迹。

但内容却让我的呼吸为之一窒。

不是工作记录,不是学习笔记。

那一页页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名、身份证号码,后面跟着一串数字。

那些数字的格式我很熟悉,正是社保缴费基数。

但诡异的是,很多人名后面,不止一个基数,而是两个,用不同的笔迹、不同的颜色标注着。

有的数字被圈起来,打了问号;有的后面用小小的字写着“已询,称不知情”;有的则只有一道深深的划痕。

我快速地翻动着,越往后翻,手越抖。

那些人名,很多看起来年龄都很大了,姓氏地址也集中在本市几个老厂区、老单位。

笔记本中间部分,一些名字后面,开始出现简短的备注:“王桂兰,棉纺厂退休,差额约180/月”、“李建国,机械厂,差额约220/月,其子来询过一次”……

翻到笔记本最后几页,记录变得稀疏,字迹也越来越潦草、颤抖。最后那页,只有孤零零的几行字。最上面一行,日期是“2003.11”,下面写着:

“系统升级,批量导入。基数参数设置错误,三千余条记录整体低录约15%。当日操作员:袁建(主导)、宋建民(复核)。发现人为:宋建民。报告无果。”

紧接着这行字下面,是另一段,墨迹更深,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

“知情人皆沉默。袁言‘牵涉太广,纠正引地震,领导意思维持’。我……未再坚持。此为我二十八年最大之耻,亦为心病之源。每笔少录,皆在吸老人之血。我愧对良心,无颜见彼等。——建民”

最后,在这段话的下方,还有一行小字,像是近期才添上的,字迹因颤抖而歪斜:

“雨涵入职‘华兴’,袁仍在。其基数,须核!!!”

我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又轰然冲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

重症监护室里二叔苍白昏迷的脸,眼前这发黄纸页上颤抖的忏悔,袁建那亲切干练的笑容,还有我自己社保登记表上那个“陆仟叁佰元”……所有支离破碎的线索、预感、异常,在这一刻,被这本沉重如铁的笔记,冰冷而残酷地串联在了一起。

这不是小疏忽,不是个例。

这是一个持续了可能近二十年、影响数千人的系统性错误。

而我的二叔,既是无意的发现者,也是被迫的沉默者,更成了被这份秘密日夜折磨的囚徒。

我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笔记本。

窗外,暮色四合,社保局老楼的轮廓在渐浓的夜色里显得模糊而沉重,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吞没了太多本该清晰的数字和人生。

二叔倒下了,但这本笔记,把他二十八年的沉默,震耳欲聋地砸在了我的面前。

06

医院走廊的消毒水气味浓得呛人。

我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长椅上,怀里紧紧抱着那个牛皮纸包,指尖冰凉,身体却一阵阵发烫。

笔记本里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名和数字,像一群沉默的幽灵,在我眼前晃动,耳边则是二叔潦草字迹发出的无声呐喊。

三千余条记录,整体低录约15%。

简单的百分比背后,是三千多个活生生的人,是他们在漫长岁月里被悄然削薄的晚年保障。

二叔计算过那些“差额”,每月一百多、两百多,看似不起眼,但十年、二十年累积下来呢?那是一个足以改变许多老人生活质量的数字。

而“袁建”这个名字,像一根冰冷的刺,扎在笔记最关键的位置。

主导操作的是他,当年提出“维持”的是他,如今亲切帮我办理社保、笑着说“错不了”的,还是他。

一个在系统里完美隐身了十八年的“错误”,一个可能仍在继续的“惯例”。

我感到一阵恶心,更多的是愤怒和后怕。

如果我没有看到这本笔记,如果我完全信任了袁建那套“专业”的说辞,我的“陆仟叁佰元”,是否也会在某个环节,悄无声息地变成另一个更低的数字?然后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个让我哑口无言的“闷亏”?

不行。不能就这样算了。

二叔写下“须核!!!”时,用的是三个重重的感叹号。

那不仅仅是对我的提醒,或许也是他深埋心底、未能实现的抗争渴望。

他现在躺在里面,无法言语,但真相不能陪着他一起沉默。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首先,要核实。笔记里的人,那些还在世的,他们是否真的遭受了损失?当年是否真的被搪塞过去?

我翻到笔记本中间部分,找到一个记录相对详细的名字:贾惠芳,后面标注着“棉纺厂退休,住和平新村17栋302,差额约180/月”。

就从这个开始。

和平新村是典型的旧式工人村,红砖楼房排列密集,楼间距很窄。

找到17栋302室,我敲了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慈祥但眼神警惕的老太太探出头来。

“您找谁?”

“请问是贾惠芳贾阿姨吗?”我尽量让声音显得温和,“我……我是社保局退休人员档案核对工作的志愿者,想找您了解一点以前的情况,方便吗?”

听到“社保局”,老太太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但看我年轻,态度也诚恳,还是打开了门。

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老照片,窗台上养着几盆花草。

我简单说明了来意,隐去了二叔和笔记的具体信息,只说是核对历史档案时发现一些记录可能不够清晰,想了解她退休金发放是否有过疑问。

贾阿姨给我倒了杯水,坐下后,叹了口气:“疑问?怎么没有。当年刚退休那阵儿,算来算去,就觉得比一起退的老姐妹少一截。跑去问,接待的人倒是客气,拿了我的资料进去查,出来就说没问题,都是按政策算的,可能是我工龄或者职称上有点差别。”她摇摇头,眼神有些遥远,“政策啊,算法啊,我们这些老工人哪里搞得清?问了几次,都是这个说法,也就算了。就是心里头,总觉得有个疙瘩。”

“那您还记得,当时帮您查资料的,大概是哪位工作人员吗?或者,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我小心地问。

贾阿姨想了想:“具体人不记得了,都是隔着柜台。不过……有一次,是个年纪挺大的男同志,看起来挺面善,他拿着我的单子,看了很久,眉头皱得紧紧的,还跟旁边一个年轻点的说了句什么‘基数好像……’,话没说完,那年轻点的就打断他,说系统不会错。那老同志就没再吱声了。”她顿了顿,“后来再去,好像就没见过那个老同志了。”

我心里一紧。那个“老同志”,会不会就是二叔?他试图提出疑问,但被“年轻点的”——很可能就是袁建——迅速压制了下去。

离开贾阿姨家,天色已晚。

冷风吹在脸上,我却觉得心头有一股火在烧。

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与笔记上的记录对上了。

这不是臆想,不是猜测,是真实发生、并且可能仍在影响着许多人的错误。

回到临时住处,我打开笔记本,再次翻看。

那些名字不再仅仅是符号,他们背后是一个个像贾阿姨这样的老人,有着具体的住址、模糊的疑惑和无奈接受的“疙瘩”。

二叔的愧疚,如此沉重,如此具体。

但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

直接去找袁建质问?打草惊蛇。

向社保局举报?笔记里写得明白,“报告无果”,且“知情人皆沉默”,系统性的问题,牵涉的可能不只是袁建。

二叔沉默十八年,或许正是深知其中阻力。

而且,我自己的社保基数呢?袁建经手办理的。如果他还在用同样的手法呢?

我打开电脑,登录了本市的社保个人查询平台。

输入身份证号,密码,心跳得飞快。

页面加载出来,我的参保信息一条条显示。

目光急急地锁定在“月缴费基数”那一栏。

屏幕上,清晰无误地显示着:伍仟玖佰元。

不是陆仟叁佰元。少了整整四百元。

一股寒意从脊椎骨窜上来,瞬间蔓延到四肢百骸。

袁建的笑容,他盖章时那自信的“啪嗒”声,他让我“放心”的话语……全都成了最辛辣的讽刺。

他真的做了手脚,在我入职的第一个月,在我二叔刚刚反复叮嘱过我之后!

这不是历史遗留问题。这是正在进行中的蚕食。而我,差一点就成了下一个“闷亏”的受害者,下一个几十年后对着账单困惑的老人。

愤怒过后,是一种冰冷的清醒。

这件事,比我预想的更严重,更迫近。

袁建,或者他背后的什么,不仅掩盖着过去的大错,还在继续着类似的操作。

二叔的倒下,或许并非全然意外?那个“系统升级”的错误,到底是如何被掩盖得如此天衣无缝,让数千人缄默至今?

我合上笔记本,将它紧紧抱在胸前。

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却照不进我此刻心底的寒意。

我知道,我已经踏入了一片危险的泥沼。

二叔用二十八年的隐忍和一本笔记,把揭开真相的责任,无形中传递到了我的手上。

而第一个警告,来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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