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走后，我的户口本只剩一个名字。
有房，有160万存款，却连病中签字都找不到人。
最深的痛不是孤独，是明明以为还有时间——结果，爸妈没等到我成家。
李昀鋆今年32岁，广州人，独生女。
三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去年母亲在家中摔倒，突发脑出血，没撑过三天。
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父母走了，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天然有权替她做决定、陪她看病、甚至只是问一句：“今天吃饭了吗？”
父母留下的东西很具体：一套市区住房、160万元银行存款、一百多克黄金。
数字清晰，足以保障生活。
可今年年中，她被确诊重度抑郁，医生要求立即住院。
她坐在诊室里，第一反应不是害怕病情，而是茫然：“谁帮我请假？谁签入院同意书？”
这不是矫情。
根据多数医院操作惯例，精神科住院需直系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而她父母双亡、未婚无子，在法律上既无法定代理人，也未设立意定监护。
最后靠心理科医生特批，才得以入院。
这段经历，被她写进新书《与哀伤共处》。
书里没有控诉，全是细节：母亲病房里的茉莉香、父亲葬礼那天的雨、手机里那条永远不敢点开的语音：“周末回来吃饭啊。”
很多人说：“32岁，怎么还没结婚？”
她不是不想，只是以为——还有时间。
大学毕业后，她工作稳定，收入不错，感情也认真谈过几段。
每次父母催婚，她总笑着说：“不急，等遇到对的人。”
她以为，自己三十出头，人生才刚展开，成家立业可以慢慢来。
可命运没给她“慢慢来”的机会。
父亲走时，她还在安慰自己：“至少还有妈妈。”
结果不到三年，母亲也走了。
临终前，母亲握着她的手，只说了一句：“你一个人，怎么办？”
这句话，成了她夜里反复惊醒的梦魇。
不是后悔没结婚，而是遗憾——父母到死，都没看到她穿上婚纱，没抱上外孙，没等到那个能替他们继续照顾她的人。
这份遗憾，比存款数字更沉，比房子面积更空。
如今，她的生活表面平静。
房子有人打扫，账单按时缴纳，朋友圈偶尔发一张咖啡或落日。
可只有她知道，自己活得有多小心翼翼。
不敢生病，因为进了医院没人签字；
不敢远行，因为家里断水断电没人知道；
连崩溃都要挑时间——不能在工作日，不能在深夜，怕影响别人，也怕没人接住。
中科院心理所近年研究显示：25至35岁失去双亲的独生子女中，近四成出现创伤性应激反应，但接受专业心理干预者不足一成。
不是他们不需要帮助，而是社会默认：成年人就该自己扛。
可扛得住吗？
当她在凌晨三点胃痛到冒冷汗，翻遍通讯录却不敢拨出任何一个电话时——她不是软弱，只是终于明白：有些依靠，一旦失去，就再也补不回来。
网友说：“有160万还抑郁？太矫情。”
可钱买不回父母多活一天，也换不来一个能理直气壮说“我撑不住了”的对象。
更现实的是制度困境。
想继承房产？先开亲属关系证明。
可父母不在了，派出所问：“谁给你作证？”
她答不上来。
最终，她把母亲的火化证明存在手机证件夹里，像存一张过期车票——不是为了纪念，是为了办事。
杭州曾有类似案例：一位独生女病危，名下数百万资产，却因无法自主签字，救命手术被拖延。
钱在，人却救不了自己。
这荒诞，比任何悲剧都冷。
李昀鋆现在每周去做一次心理咨询。
她说，治疗不是为了“变快乐”，而是学会和哀伤共处。
最近她在日记里写：“我不再觉得活着是完成任务。我只是想，替爸妈多看看这个世界——春天的木棉花开了，地铁站口有人给流浪猫喂食，便利店店员记得我爱喝热豆浆。”
这些微小的暖意，成了她继续往前走的理由。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
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父母会一直在，成家可以慢慢挑，孝顺可以往后放。
可现实是——时间从不等人。
李昀鋆的故事，不是警示“必须结婚”，也不是鼓吹“赶紧生孩子”。
它只是轻轻提醒千万个像她一样的独生子女：
父母老了，别总说“下次”；
心里有话，别总等“以后”；
那个你以为“还有时间”的明天，可能根本不会来。
而对社会而言，或许该做的，不是教人“坚强”，而是让每一个独自站在风雨里的人，知道：
哪怕世界只剩你一个名字在户口本上，也依然值得被温柔对待。
因为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独自硬扛，
而是敢于承认：我也需要被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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