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名人谈吃》
狗不理包子
天津的品牌离开天津恐怕没有比狗不理更知名的了。年轻的时候骑车由北京去天津，为的就是吃狗不理包子，其代价是不舒适的自行车座连大腿内侧都磨破了，为吃这顿包子，两头披星戴月。那岁月，年轻不知什么叫累，一天骑十多个小时的车仍快乐无比，一路高歌。
第一次吃上狗不理包子就知它名扬四海不是徒有虚名；加上骑车累得胃早就瘪了，一路上只喝凉水，没舍得吃饭。那包子，一口咬下去，人间至味啊！同行的伙伴此时无人言语，两腮鼓胀，几屉包子风卷残云，剩下的酱油醋没舍得浪费，兑了点儿水都喝了，最后在回京的路上大家还意犹未尽地诉说这美味的感受。
我实在想不起那时包子多少钱一个，大概毛来钱，但二两一个没错，一咬一兜油没错，多少年以后说起来还津津乐道，并埋怨北京怎么就没有这么好吃的包子？！
今天中午因时间短，想吃包子简单一些。前些日子路过离家不远处的一个食街，赫然在目三个大字“狗不理”的招牌刚刚挂上，遂径直奔去。一进门，有点儿不太适应，装修奢华，中西合璧；服务人员训练有素，程式化的欢迎辞热烈；食客甚少，场面清冷。但我们进来了，斗胆坐下，翻开食谱，鱼翅、鲍鱼、海参一应俱全。我厚着脸皮对服务小姐说：我们只吃包子。
包子一个二两，只备三种，猪肉8元一个，三鲜9元一个，素馅10元一个；包子至此已不是狗不理的招牌，变成狗不理的点缀。社会在进步，我能理解，但我仍深深怀念当年天津包子铺里的人声鼎沸以及伙计们随意的招呼声。
油 水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桌子人对着菜单发愁，不知点什么菜好。这个营养过盛的年代，吃饭成了负担。这在我年轻的时候不可想象。
我的记忆里生活最苦的年代是我18-20岁。我二度下乡，独立生活。第一次下乡是跟随父亲去东北五七干校，虽苦但有父亲照顾，加之年龄尚小，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所以再苦再累也没什么大的感觉。但独自下乡就不一样了，要学会生存的一切技巧，包括处世。
“知识青年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为今天的年轻人翻译一下这句政治色彩极强的口号，就是作为城里的学生要和农民一样地生活。口号归口号，反正两年下来，我没看见谁真正与村里农民“打成一片”，倒是时不时地发生冲突，“打成一团”。
那时最苦的记忆是常常吃不饱，肚子里没油水，今天的人想象不出来肚子里没油水是啥滋味，也没法设想一个人那时的饭量。我曾给一个公社的拖拉机手做饭，本来是想多做一些吃蹭儿，于是称了三斤面，买了两斤肥肉，摘了一大筐豆角；面烙成饼，肉炒豆角，外加两暖壶开水，他在我眼巴巴的注视下全部吃光，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今天，连我自已也不能想象一个涉世未深、饥肠辘辘的孩子，怎样去忍受这样一顿香喷喷的午餐，那个让每一个人背负社会灾难的时代，虽然今天听来有些残酷，但正是这样的残酷，让我及我们这一代人逐渐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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