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国共谍战风云》《台湾往事》及相关历史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3年2月9日,美国洛杉矶的冬日阳光透过窗帘,洒在一张老旧的床铺上。

90岁的王碧奎躺在床上,呼吸越来越微弱。

守在床边的儿女们,紧紧握着她的手。

她的嘴唇微微颤动,断断续续地念叨着一个名字:"吴石......吴石......"

这个名字,她在台湾整整30年里不敢提起。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她的丈夫吴石被执行枪决。

从那一天起,她就成了"共谍家属",带着16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在台北开始了长达30年的艰难岁月。

这30年里,无数人问过她:为什么不回大陆?

大陆那边有她的长子长女,有她的亲人,有愿意接纳她的组织。

1950年出狱时她才46岁,完全可以带着两个孩子回去,过上安稳的日子。

可她始终摇头,咬着牙留在了台湾。

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擦皮鞋维持生计。

她承受着周围人的白眼和侮辱,承受着特务机关的监视和盘查,承受着对丈夫的思念和对大陆亲人的牵挂。

直到1980年5月,76岁的她才离开台湾,被小儿子接到美国洛杉矶。

也正是在美国,在远离了台湾的监视之后,她才敢向来访者讲述那段被埋藏了30年的往事。

泛黄的遗书,尘封的记忆,一点点被打开。

而她守了整整30年的秘密,终于有了答案。

那个让她宁可在台湾受苦30年也不回大陆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1993年2月的这个下午,当她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这个答案也随着她去了另一个世界。

但在此之前,她已经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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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建书生的抉择

故事要从1894年说起。

那一年的9月15日,福建闽侯螺洲镇一户普通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吴石,字虞熏,号湛然。

吴家世代读书,属于典型的寒门书香之家。

吴石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读书天赋,先在乡间私塾启蒙,后来转到福州开智小学就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

17岁的吴石热血沸腾,立即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了福州学生军。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同年底,他进入武昌陆军中学就读,从此走上了军旅之路。

在武昌陆军中学,吴石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他不仅学习军事理论,还特别注重实践操作。

1914年8月,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

保定军校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军事学府,能考进去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1916年8月,吴石从保定军校毕业。

这一年,他22岁,满怀报国之志。

毕业后的吴石,先后在各地军队任职。

1918年,他加入征闽靖国军,后来短暂担任过仙游县公署科长、诏安县税厘局科长等职务。

1920年,他重回征闽靖国军。

1922年,吴石患了严重的咽喉疾病,不得不到北平休养。

养病期间,他在京汉铁路管理局工作,一直到1924年12月。

病好之后,他再次投身军旅,担任国民军第十四师军械处长,并指挥炮兵部队。

1923年冬天,29岁的吴石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时刻——他与同乡王碧奎结婚了。

王碧奎出生于1904年,比吴石小十岁。

她也是福建闽侯人,读过书,懂礼仪,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

吴石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余年廿九,方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历。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恪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

婚后,王碧奎为吴石生育了八个孩子。

可惜的是,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差,其中长子吴美成、次子吴展成、四子吴康成、五子吴竞成都不幸早殇。

最后活下来的,只有长子吴韶成(1924年生)、长女吴兰成(1926年生)、次女吴学成(1934年生)、幼子吴健成(1943年生)四个孩子。

1929年,吴石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他被派往日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

这一去就是五年。

在日本,吴石刻苦学习,不仅掌握了日语,还深入研究日本的军事理论和战术。

1934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事专家。

回国后,吴石被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专门负责研究日本情报。

这个职位非常关键,因为当时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日本侵华的野心昭然若揭。

吴石利用自己在日本的学习经历,对日军的战术和部署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后来的抗战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1936年2月,吴石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那一年,他42岁,正值壮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南京失守前夕,王碧奎带着几个孩子匆忙撤离,前往重庆。

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逃难之旅。

几个孩子还小,最大的吴韶成才13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中。

王碧奎一路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到了重庆。

吴石则留在了大本营工作,任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后来又担任桂林行营参谋处长。

整个抗战期间,他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和参谋工作,运筹帷幄,卓著功勋。

抗战期间有个小插曲。

有一次,柳州的军火库突然爆炸,吴石的家就在附近。

当时全家人都在家里,情况非常危险。

幸好他的三叔吴同文(字浩然)从甘肃来探亲,正好住在他家。

吴同文在甘肃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故,一看对面山洞冒烟,立即意识到不对劲,大喊:"赶快走!"

全家人刚上车离开,军火库就爆炸了,整座山都被削去了一半。

门口一个卫兵被巨石击中头部,不幸身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举国欢庆,吴石一家也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搬回了久别的南京,租住在湖北路翠琅村一号。

吴石的老友胡雄当时担任江宁要塞司令,就住在隔壁。

两家人来往密切。

吴石的家里总是宾客不断,很多路过南京的同乡同窗,宁可不住旅店,也要在他家小住几天。

王冷斋(七七事变时的宛平县县长)、陈长捷(傅作义旧部,天津战役被俘后特赦)、李黎洲(福州名士)、施秦祯(上海巨商)、吴仲禧等人,都是吴石家的常客。

吴石不仅对朋友以诚相待,对晚辈也十分关爱。

他的高中同学罗伯鹏是个孤儿,毕业后无家可归,吴石就把他接到家里,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吃住,一起考大学,一直到罗伯鹏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浙江大学的助手陈柏林,被诬为共党嫌疑,关进贵阳监狱,吴石连发数电给贵州省主席杨森,请求保释,才救了他一命。

吴石后来说,这一生救人危难之事,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后来会面临生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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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秘的联络

1947年1月20日,国防部史料局正式成立,吴石被任命为局长。

这本来是个清闲的职位,主要负责整理战史资料。

吴石原本想借此机会脱离内战干系,安心编写战史。

可是,时局的发展让他无法置身事外。

1947年4月,上海锦江饭店。

这是一场看似普通的老友聚会,却改变了吴石的一生。

参加聚会的有吴石、他的老友何遂及何遂的儿子何康,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

这次会面,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何遂早在抗战时期就与中共建立了联系,他了解吴石的为人,知道这个老同学有真才实学,更有家国情怀。

在何遂的引荐下,吴石见到了刘晓。

具体谈了什么,没有详细的记录。

但从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断,这次会面之后,吴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愿意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那以后,吴石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福建之间,以何遂家为中转站。

表面上,他是去看望老朋友,实际上,他在传递情报。

吴石能接触到大量的军事机密。

作为国防部史料局局长,他手里掌握着各种部队的部署资料、作战计划、兵力配置等等。

这些情报,通过他的手,一点点传递了出去。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

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双方都在做准备。

这个时候,准确的情报尤为重要。

吴石找到了老同学吴仲禧。

吴仲禧是中共地下党员,一直从事情报工作。

在吴石的帮助下,吴仲禧取得了"淮海战场形势图"。

这份地图详细标注了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场的部署情况,对战役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吴石还让华中剿匪指挥部情报科科长胡宗宪,多送了一份《敌我双方兵力位置图》给吴仲禧参考。

这份地图更加详细,把双方的兵力对比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这些情报通过上海转送到了华东局,又层层上报。

当领导人看到这些情报时,非常重视,因为这些都是一手的绝密资料,对战役部署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做这些事情,风险极大。

吴石心里很清楚,一旦被发现,不仅自己要完蛋,全家人都要受牵连。

可他还是做了,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看到了内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也看到了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样子。

王碧奎知道丈夫在做什么。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从丈夫频繁往返上海和福建,从他深夜里写写画画,从他时常的沉默和忧虑中,她猜到了一些。

有一天晚上,吴石终于向她坦白了。

他说,他在为另一个事业工作,这件事很危险,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王碧奎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做的事如果是对的,我支持你。"

这句话,给了吴石极大的支持。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他知道,至少家里有一个人理解他,支持他。

1948年6月,福州遭遇特大洪灾,十万灾民无家可归。

消息传到南京,吴石坐不住了。

他召集在南京的福建籍友人,商量救灾的办法。

吴石自己捐出了一个月的薪水,还专门派人到上海,找老友施泰祯筹款一万元。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他用这些钱购置粮食、衣被等物资,用轮船运回福州,及时救济了灾民。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吴石从来不居功。

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福建人应该做的。

1948年底,吴石接到调令,要回福州任职。

他非常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为家乡做点实事了。

当时福州已经处在战争的前沿,随时可能成为战场。

吴石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阻止在福州周围修建半永久性工事。

他私下对部属说:"福州是千年古城,如果遭到破坏,我将无颜面对家乡父老!"

在他的努力下,福州周围没有修建大规模的防御工事。

1949年8月17日,福州和平解放,这座历史名城完整无损,市民平安无事。

离开福州之前,吴石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把国防部史料局保管的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共775辑,交代部属妥善保存。

这些档案包括珍贵的"末次资料",记录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和历史资料,价值连城。

这批档案后来被完整地移交给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如今存放在厦门大学图书馆,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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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北的潜伏

1949年8月14日,台北。

总统府侍从室主任林蔚奉命发来急电,命令吴石即日携家眷赴台。

电报的语气很急迫,不容推辞。

吴石看着电报,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可能是生与死的选择。

去台湾,意味着要继续潜伏,要冒更大的风险。

不去,就要面临被怀疑、被清算的危险。

他想了一夜,最后做出了决定:去!

但在去之前,他要做好安排。

8月中旬,吴石专程赶到香港,见了吴仲禧最后一面。

吴仲禧劝他考虑清楚,如果不想去台湾,也可以就此留在香港,转赴解放区。

那样的话,他就安全了,可以和家人团聚,过上平静的生活。

可吴石摇了摇头。

他说:"自己决心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他告诉吴仲禧,为了避免嫌疑,他要带妻子王碧奎和两个小的孩子去台湾。

长子吴韶成和长女吴兰成,就留在大陆。

他已经做好了安排,请吴仲禧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吴仲禧握着他的手,眼眶湿润了。

他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

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的前一天。

吴石带着王碧奎、16岁的次女吴学成、7岁的幼子吴健成,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

飞机起飞的时候,王碧奎趴在窗边往下看,看着大陆的海岸线慢慢消失在视线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她知道,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留在大陆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第二天,8月1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

吴石留下的那批珍贵档案,被部属王强完整地移交给了第十兵团司令部。

到了台湾,吴石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可以接触到台湾军事机构最高层的决策。

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

1949年11月27日,一个瘦弱的女人从香港乘船抵达台湾。

她叫朱枫,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秘密联络员。

她的任务,就是与"密使一号"接头,把他提供的情报带回大陆。

抵台后,朱枫先与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老郑"(蔡孝乾)取得联系。

一个星期后,她来到了吴石的寓所。

那是一次秘密会面。

朱枫从吴石手中接过了一个小小的胶卷盒。

胶卷盒里装的,都是缩微胶卷,上面记录着大量的绝密军事情报。

这些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与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及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及机群种类和飞机架数等等。

这些都是一级机密,对于当时正在筹划解放台湾的人民解放军来说,价值不可估量。

几天后,朱枫通过香港,把这批情报传递到了华东局。

华东局立即将其中最重要的几份情报上报中央。

当领导人看到这些情报时,非常激动,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

据说,领导人还特地作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并嘱咐一定要传到台湾那边去。

接下来的几个月,朱枫与吴石一共秘密会晤了六次。

每一次,吴石都会提供新的情报。

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回大陆,为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可是,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

1950年1月29日,农历大年初二。

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在台北街头被捕。

他虽然很快逃脱,但保密局的人已经从他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发现了一些线索。

记事本上有"吴次长"几个字,这引起了特务们的警觉。

几天后的2月5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

这一次,他没能逃脱。

在特务的威逼利诱之下,蔡孝乾在2月12日彻底叛变了。

从他口中,保密局不仅确认了朱枫和吴石的身份,还掌握了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

包括主要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员被逮捕,连同左翼分子和外围人员,被捕总数达到1800多人。

这就是台湾历史上著名的"二二八"大抓捕。

情况危急!

2月中旬,朱枫准备离开台湾。

可是,所有出岛的航线都被封锁了。

她被困在台湾,进退不得。

吴石知道情况不妙,但他还是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派自己的副官聂曦护送她前往还被国民党占领的舟山。

2月18日,朱枫在舟山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庄心田逮捕。

那时候,她离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在舟山沈家门被关押期间,朱枫曾经试图自杀。

她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吞服了两两多重的黄金。

可是,自杀未果,她被抢救了过来,最终被押解回台湾。

2月28日,台北。

保密局的特务突然闯进吴石的家。

他们直接带走了王碧奎。

16岁的次女吴学成和7岁的幼子吴健成,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推上汽车,带走了。

那天晚上,房东就把两个孩子赶出了住所。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台湾,没有人敢收留"共谍"的家属。

吴学成牵着弟弟的手,在台北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

白天,他们捡别人丢弃的剩饭充饥,喝路边的自来水解渴。

夜晚,随便找一个街角的屋檐下蜷缩过夜,用两张破报纸盖在身上取暖。

3月1日清晨,保密局的特务再次出动。

他们冲进吴石的家,翻箱倒柜,搜出了吴石亲笔签发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相关书面材料。

这就是"叛逆"的证据!

吴石被当场逮捕。

随后,他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副官聂曦等人,也相继被抓。

一张大网,把他们全部网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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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狱中的坚守

台北军事法庭的审讯室里,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

吴石被绑在椅子上,浑身是伤。

审讯已经持续了好几天,特务们用尽了各种手段,想让他交代更多的人。

他们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地念,问他认不认识,有没有联系。

吴石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肯说。

鞭子抽在身上,皮开肉绽。

老虎凳上,骨头发出咯咯的响声。

电刑,水刑,各种酷刑轮番上阵。

吴石一只眼睛被打瞎了,但他依然没有开口。

他心里清楚,自己只要开口,不知道多少同志要跟着遭殃。

他不能说,也不会说。

王碧奎也被关押着。

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和吴石分开。

特务们审问她,问她知不知道吴石是共谍,知不知道丈夫都做了什么。

王碧奎按照丈夫之前教过的话,哭着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懂什么共谍不共谍?他天天在外面忙,回家就说累,从来不跟我讲工作上的事。前阵子我们还因为他不顾家吵过架,我连他办公室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她还拿出了吴石之前写的家书,上面果然全是"别管我工作"之类的话。

特务们搜查她的住所,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1950年5月30日,军事法庭开庭审判。

负责审判的是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三人。

三位法官看到案卷,心里都有些犹豫。

他们都认识吴石,知道他是个有才学的人,在抗战期间立过功。

可是现在,他被指控为共谍,罪证确凿,他们也没办法。

审判过程中,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曾经联名为吴石等人陈情,把被告在法庭上的忏悔言词转报上去,希望能够从轻发落。

可是上面的态度很明确:这是共谍案,必须严办!

不仅如此,三位法官还被严厉斥责,说他们为犯人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该将三人革除原职。

最后念在他们是奉命审判,才改为记过处分。

判决书很快下来了:死刑!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全部判处死刑。

吴石在狱中,写下了绝笔书。

他在一本《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断断续续地写道:"我家累世寒儒,读书为善,向为乡邻戚友敬爱......卅年夫妇,极见和睦。婚后生子女八人,四殇,余四。此次累及碧(奎),无辜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儿辈谨记,务必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

他还留下了两首绝命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大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1950年6月10日,台北的天空阴沉沉的。

下午4点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

一辆囚车缓缓驶来,车上坐着四个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

吴石穿着整齐的军装,神色平静。

他使劲挺直腰杆,想再看这个世界一眼。

可是,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只能用另一只眼睛,看着远处的天空。

四个人被押下车,站成一排。

行刑官宣读了判决书。

吴石没有说话。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起了很多:想起了年轻时的理想,想起了在日本求学的日子,想起了抗战时的烽火硝烟,想起了妻子王碧奎温柔的笑容,想起了几个孩子天真的脸庞......

枪声响起。

56岁的吴石,倒在了血泊中。

和他一起倒下的,还有朱枫、陈宝仓、聂曦。

四具尸体被草草掩埋,骨灰暂时存放在台北郊外的一座寺庙里。

消息传出后,台湾的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说吴石是"叛徒",是"通匪分子"。

报纸上登着四个人的照片,下面写着"共谍伏法"。

那些天,台北的气氛压抑得可怕。

白色恐怖笼罩着整座城市,人人自危。

而此时的王碧奎,还被关在狱中。

她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还在盼着能见他一面。

直到几天后,有人把报纸扔进了牢房,她才知道,丈夫已经走了,永远地走了。

那一刻,她没有哭出声来。

她只是呆呆地坐着,手里紧紧攥着那张报纸,整整一天一夜,一动不动。

牢房里的其他人,都不敢去打扰她。

她在想什么呢?

也许是在想,丈夫最后的时刻是不是很痛苦?

也许是在想,自己和两个孩子以后该怎么办?

也许是在想,留在大陆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1950年秋天,在吴石故旧的多方营救下,王碧奎终于出狱了。

她被关押了七个月,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腿上还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根。

出狱那天,她找到了两个孩子。

吴学成和吴健成已经在街头流浪了好几个月,都变得又黑又瘦。

看到母亲,两个孩子扑过来,抱着她大哭。

王碧奎抱着孩子,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她发现,家没了,房子被没收了,银行存款也清零了。

他们一家三口,身无分文,无家可归。

更可怕的是,周围所有人都避着他们走。

以前的熟人,看到他们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惹上麻烦。

在街上,有人指着他们说:"看,那是共谍的老婆和孩子。"

王碧奎带着两个孩子,租了一间最便宜的小房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那一年,她46岁。

她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擦皮鞋维持生计。

16岁的吴学成辍学了,也出去打工,帮母亲分担家用。

7岁的吴健成还要上学,可是学校都不愿意收他,说他是"共谍"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悄悄来找王碧奎,说大陆那边可以安排她和孩子回去,会好好照顾他们。

王碧奎沉默了很久。

回大陆?

当然想回去。

大陆有她的大儿子和大女儿,有她的亲人,有愿意接纳她的组织。

可是,她最终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我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