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冰冷的铁皮座椅上，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把一张汗津津的纸团塞进我手里。
他的眼神，不像孩子，透着一种被反复叮嘱过的紧张和严肃。
纸条上，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它像一声惊雷，在我死寂的心里炸响。
我抬头，那个孩子已经消失在嘈杂的人潮里，仿佛从未出现过。
火车的汽笛长鸣，催促着人们踏上各自的归途或前程。
我攥紧那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
“别回家，下一站有人接应！”
黑暗。
无边无际的黑暗，混杂着泥土的腥味和火药的硝烟。
然后是光。
惨白的光，从天花板上直射下来，刺得我睁不开眼。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钻进我的每一个毛孔。
我活下来了。
这个念头，让我混沌的大脑有了一丝清明。
我试着动了一下，左腿传来一阵钻心刺骨的剧痛，仿佛骨头被硬生生掰断，又用烧红的铁棍搅动着骨髓。
“别动！”一个护士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责备，“刚做完手术，腿不想要了？”
我转动眼球，看到了自己的腿。它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外面是冰冷的金属支架，上面布满了螺丝和钢钉，像一个精密的刑具。
“我……昏迷了多久？”我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
“三天三夜。”护士一边给我换药，一边说，“你小子命真大，子弹再偏一公分，你这条腿就废了。不过现在……也够呛。”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闪回着昏迷前的最后一幕。
那是在西南边境，一片荒芜的戈壁。首长高振邦正在听取边防哨所的汇报，我像往常一样，站在他身后左侧三步远的位置，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风沙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远处山坡上的一点反光。那是狙击镜的反光！多年训练出的本能，让我来不及思考，甚至来不及喊出“卧倒”。
我扑了过去。
用我的身体，挡在了首长面前。
然后，一颗灼热的子弹，撕裂了我的大腿肌肉，击碎了我的骨头。
剧痛之后，就是无尽的黑暗。
我昏迷前看到的最后画面，是首长那张棱角分明、波澜不惊的脸。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惊慌，没有关切，只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深邃。
我叫徐锐，二十四岁，高振邦首长的警卫员。
在我心里，高振邦不仅是首长，更是父亲，是偶像，是我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人。他军旅生涯战功赫赫，为人严厉，不苟言笑，却对我格外器重。他说我身上有他年轻时的影子，耿直，坚毅。
能成为他的警卫员，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为他挡下那颗子弹，我无怨无悔。
醒来后的第一天，来看我的人络绎不绝。我的老连长、营里的教导员、机关的干事……他们提着果篮，说着千篇一律的慰问话语。
“小徐啊，好好养伤，你是我们的英雄！”
“部队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他们每个人都拍着我的肩膀，眼神里却带着一丝躲闪和同情。
我礼貌地回应着，心里却在期盼着另一个人。
首长会来的。
他一定会来的。他只是日理万机，等他忙完了，一定会来看我。
我想象着他推开病房门的场景。他会像往常一样，背着手，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到我床前，用他那厚重的手掌拍拍我的肩膀，沉声说：“小徐，干得不错。”
仅仅是想到这个画面，我腿上的疼痛似乎都减轻了许多。
然而，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
病房里的人来了又走，果篮换了一批又一批。
高振邦，始终没有出现。
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句问候，甚至没有通过任何人，传来一句话。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将我这个“英雄”，彻底遗忘在了这个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白色角落。
我开始感到心慌。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昏迷的时候，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又想，首长一定是被什么重要的事情绊住了。对，一定是这样。他是战区副司令，肩上扛着万千将士的安危，怎么能因为我一个警卫员，就耽误了军国大事。
我这样安慰自己，一遍又一遍。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腿上的剧痛让我无法入睡时，那种被抛弃的冰冷感觉，就像毒蛇一样，噬咬着我的心。
一个月后，主治医生找我谈话。
他拿着我的X光片，指着上面那根刺眼的钢钉，告诉我：“徐锐，手术很成功，命保住了，腿也保住了。”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沉重。
“但是，你的股骨粉碎性骨折，虽然用了最好的钢板固定，但神经和肌肉损伤是不可逆的。以后……你这条腿会留下永久性残疾，无法再进行高强度训练，甚至连快跑，都做不到了。”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每天晚上，当麻药的效力过去，那种从骨头缝里传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就在告诉我这个事实。
我的一条腿，废了。
我作为一名军人的生涯，也结束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漫长而痛苦的康复治疗。
我扔掉了轮椅，开始拄着拐杖，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练习走路。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汗水湿透了我的病号服，牙齿咬破了我的嘴唇。
同病房的病友，都说我太拼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在跟这条腿较劲，我是在跟心里的那股不甘较劲。
我固执地认为，只要我能重新站起来，只要我能恢复得快一点，首长就会看到我的努力，他就会重新接纳我。
我甚至幻想着，他会给我安排一个文职岗位，让我能继续留在他身边，留在部队。
然而，我所有的幻想，都在半年后的一个下午，被一张纸彻底击碎。
那天，我昔日的单位领导，机关的王干事，来到了我的病房。
他带来了我的伤残等级鉴定，三级伤残。
然后，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那是一纸退伍令。
上面的红头和黑字，刺得我眼睛生疼。程序走得异常迅速，甚至可以说是迫不及t待。所有的手续，都已经替我办好了。
王干事把文件放在我的床头柜上，避开我的目光，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徐，好好回家养伤，部队不会忘记你的。”
又是这句话。
空洞得像风，吹不起一丝涟漪。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但他很快就错开了目光，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便匆匆离开了。
我拿起那份退伍令，薄薄的一张纸，却重若千斤。
我这六年的青春，这半年的伤痛，这个我用一条腿换来的“英雄”称号，最终，只换来了这样一张纸。
我被部队抛弃了。
或者说，我被高振邦，彻底抛弃了。
出院那天，没有人来送我。
我换上了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常服，这是我唯一舍不得扔的东西。我把所有的勋章、证书，都留在了病房的抽屉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来提醒我，我曾经多么愚蠢。
我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物，和我母亲寄来的几双布鞋。
我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阳光很好，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我没有直接去火车站，而是鬼使神差地，坐公交车回到了我熟悉的军营门口。
高大的门岗，威严的哨兵，还有那面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
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我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望着。我看到一辆熟悉的黑色红旗轿车，从里面缓缓驶出。
是高振邦的车。
我的心，猛地一紧。
车窗摇了下来，我看到了那张我日思夜想的脸。他坐在后座，正在看一份文件，神情专注而威严。
他没有注意到我。
车子从我面前驶过，带起一阵风。
我看到他身边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新的、年轻的警卫员。那个年轻人，身姿挺拔，眼神锐利，就像……就像半年前的我。
原来，我早已被取代。
原来，我真的，什么都不是。
我站在那里，直到那辆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直到腿上的刺痛将我从麻木中唤醒。
我自嘲地笑了笑，眼角却有些湿润。
徐锐，该回家了。
我转过身，瘸着腿，一步步走向那个嘈杂的、不属于我的世界。
我不再属于这里了。
火车站，像一个巨大而嘈杂的蜂巢。
南来北往的人群，操着各种口音，汇聚在这里，又奔向各自的目的地。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汗水和廉价香烟混合的复杂气味。
我穿着那身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旧军装，背着沉重的行囊，一瘸一拐地在人群中穿行。每一次落脚，左腿的骨头都像被针扎一样疼。
人们纷纷给我让路，投来或同情、或好奇的目光。
我低着头，只想快点找到一个角落，躲开这些视线。
我终于在候车厅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空着的铁皮座椅。我坐下来，把拐杖靠在身边，将沉重的帆布包放在脚下。
冰冷的铁皮，透过单薄的衣物，传来一丝凉意。
我看着周围喧闹的人群。提着大包小包的民工，带着孩子回乡的年轻夫妇，满脸疲惫的出差白领……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或喜或悲，或平淡或激昂。
他们的生活，与我格格-不入。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
我就像一个被从机器上拧下来的、生了锈的零件，被随意地丢弃在了一个陌生的角落，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
回家的火车票，就揣在我的上衣口袋里。那是一张绿皮火车的硬座票，要坐三十多个小时。
我想象着回到家的场景。我年迈的父母，看到我这副样子，会是怎样的心痛。村里的乡亲，会怎样在背后议论我这个“瘸腿”的兵。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透不过气来。
就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停在了我的面前。
我抬起头，是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小男孩。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运动服，脸蛋脏兮兮的，一双眼睛却又黑又亮。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不说话。
“小朋友，你有什么事吗？”我问。
他没有回答，而是飞快地伸出手，将一个被手心汗水浸得有些湿润的纸团，塞进了我的手里。
他的动作很快，很坚决。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转身，挤进拥挤的人群，一溜烟地跑了。我甚至来不及反应，他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不见。
我愣住了。
我低头看了看手心里的纸团，又抬头看了看那个孩子消失的方向。
这不是恶作剧。
那个孩子的眼神，我看得分明。那是一种被反复叮嘱过的、超越了他年龄的紧张和严肃。
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在部队六年，我早已养成了超乎常人的警觉。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不简单。
我缓缓地，展开了那张被捏得皱巴巴的纸条。
上面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有一行用蓝色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
字迹很稚嫩，显然是出自孩子之手。
但那上面的内容，却让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别回家，下一站有人接应！”
我大脑一片空白，反复看着这几个字，试图从里面找出更多的信息。
别回家？为什么？
下一站？哪一站？
有人接应？谁？
我猛地站起身，环顾四周，试图寻找可疑的人。那个孩子的同伙，一定就在这附近！
但候车大厅里人山人海，每一张脸都是那么普通，又都显得那么可疑。我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却找不到任何线索。
一种巨大的不安，笼罩了我。
这半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像电影快放一样，在我脑海中闪过。
那颗精准的子弹，高振邦冷漠的脸，部队迅速而绝情的处理方式……
我一直以为，我只是一个运气不好、被抛弃了的棋子。
但现在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有人不想让我回家。
有人在暗中监视着我，甚至连我坐哪一趟火车都一清二楚。
而这个给我传纸条的人，他又是谁？是敌是友？
回家的火车，即将开始检票。检票口的广播，一遍遍地响起，催促着旅客。
我站在原地，陷入了天人交战。
回家，意味着我年迈父母的期盼，意味着可以结束这噩梦般的半年，回到熟悉的环境。但也可能，意味着踏入一个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陷阱。
不回，意味着踏上一条完全未知的、可能充满危险的道路。我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谁，更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的手心，全是冷汗。
我攥紧了那张薄薄的纸条，它像一块烙铁，烫得我生疼。
最终，我做出了决定。
我不能回家。
我不能把未知的危险，带给我年迈的父母。
而且，我需要一个答案。
我需要知道，我这半年的遭遇，我这条废了的腿，究竟是为了什么！
火车的汽笛再次长鸣，检票口的人群开始涌动。
我攥紧了纸条，调整了一下背上的行囊，拿起拐杖，随着人流，走上了那趟不知开往何方的火车。
我没有选择，或者说，我选择了相信自己身为军人的直觉。
我相信，那个藏在黑暗里的真相，就在下一站，等着我。
绿皮火车缓慢而沉重地启动，像一头疲惫的钢铁巨兽。
车厢里拥挤不堪，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难闻的气味。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塞在座位底下。
我假装疲惫地闭上眼睛，靠在冰凉的车窗上，实则通过窗户玻璃的反射，警惕地观察着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我现在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孤狼，闯入了一片陌生的丛林。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猎人。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一个哭闹不止的孩子。他们手忙脚乱地哄着，满脸疲惫。
过道上来回走动的，是卖着零食饮料的乘务员，和一些找不到座位、只能站着的旅客。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正常。
但我知道，危险就隐藏在这份正常之下。
我开始分析。
给我递纸条的是个孩子，这说明对方很谨慎，利用孩子的身份来降低我的警惕。
纸条上说“下一站”，却没有说具体是哪一站。这可能是对方为了防止纸条被截获，也可能是一种试探，试探我是否会按照指示去做。
这趟车会经过很多个小站，我该在哪一站下车？
我拿出车票，上面印着这趟车的沿途停靠站点。一个小小的县城名字，映入我的眼帘——安平县。
这是从我上车的城市出发后，第一个停靠的站点，也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直觉告诉我，就是这里。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如同在执行一次最严峻的潜伏任务。我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点东西，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上。
火车终于在黄昏时分，缓缓驶入了安平县车站。
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站台上冷冷清清，只有寥寥几个旅客。
我背起行囊，拿起拐杖，随着人流下了车。
一股夹杂着煤灰和湿气的冷风吹来，让我打了个寒颤。
我站在站台上，有些茫然。接下来该做什么？接应的人在哪里？他会用什么方式和我联系？
我走到出站口，靠在一个报刊亭旁，假装在看报纸，眼睛却警惕地扫视着周围。
陆陆续续有旅客从我身边走过，他们很快就消失在了车站外昏暗的暮色中。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从心底升起。
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恶作剧？
就在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时，一辆破旧的出租车，缓缓地停在了我的面前。
车身沾满了泥土，看起来很久没有洗过。
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皮肤黝黑，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布满了老茧。
他摇下车窗，没有看我，只是目视前方，对着空气，用一种毫无感情的语调说了一句：
“天冷了，该加件衣服了。”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
这句话，是我还在老部队时，我们连队内部一句不起眼的紧急联络口令！知道这句话的人，不超过十个！而且，他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战友！
他是我的人！
不，不对。
我已经被部队除名，我不再有“我的人”。
但无论如何，他绝对不是敌人。
我没有丝毫犹豫，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门关上的瞬间，我仿佛与身后那个充满未知危险的世界，隔绝了开来。
“坐稳了。”司机吐掉嘴里的烟头，猛地一踩油门，车子像一头野兽，冲进了夜色之中。
他叫老马，这是我在路上唯一知道的关于他的信息。
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我几次想开口问他，到底是谁派他来的，但看到他那张刀削斧凿般、毫无表情的侧脸，我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没有开往县城中心，而是七拐八绕，驶进了一片破旧的居民区。这里的路灯昏暗，楼房也都是几十年前的筒子楼。
最终，车子在一栋看起来随时都会倒塌的筒子楼下停住。
“到了，下车。”老马熄了火，言简意赅。
我跟着他，走上狭窄而陡峭的水泥楼梯。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散发着一股霉味。
他用钥匙打开了三楼尽头的一扇门，推开，一股浓重的灰尘味扑面而来。
这是一个空置的房间，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光秃秃的木板床，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
“今晚你就在这里。”老马从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拿出一部款式老旧的老人机、一沓用报纸包着的现金，还有几件看起来像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衣服。
他把东西放在桌上。
“把军装换掉，从现在起，你叫王勇，一个来这里打工的瘸子。”
“手机保持开机，不要主动联系任何人，也不要接任何陌生电话。”
“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门。”
“在这里等着，时候到了，会有人来找你。”
说完，他没有给我任何提问的机会，转身就走。
“等等！”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你到底是谁？是谁派你来的？是高……是首长吗？”
老马的脚步顿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只是留下了一句冰冷的话。
“不该问的，别问。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桌上那几样东西，心里五味杂陈。
我脱下了那身陪伴了我六年的军装，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了床头。然后换上了那身满是褶皱的旧衣服。
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苍白、眼神迷茫、穿着不合身衣服的“瘸子”，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陌生。
徐锐，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是王勇。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从我换上这身衣服开始，我就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我在那间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待了两天。
两天，四十八个小时。
时间在这里仿佛失去了意义，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变得模糊。我能感知的，只有窗外光线的变化，和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心跳。
老马留下的食物，只有几个干硬的馒头和一壶凉水。
我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不安。我无数次地走到窗前，想拉开那厚重的窗帘，看看外面的世界。但老马的警告，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束缚着我。
我只能透过窗帘的缝隙，窥探着楼下那片小小的、破败的天地。
楼下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堆满了各种废品。有几个老人，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
但我知道，这只是表象。
我开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用在部队学到的侦察技巧，分析我所处的环境。
这栋楼，是典型的八十年代建筑，出口不止一个。除了正门，后面应该还有一个通往垃圾场的后门。
我的房间在三楼，不高不低。如果发生意外，我可以从窗户跳下去，虽然会加重腿伤，但至少能保命。
我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堵在了门后。又把那把摇摇晃晃的椅子，放在了窗边。
我把那笔现金，分成了几份，藏在了不同的地方。老人机，我一直贴身放着。
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三天晚上，就在我快要被这种无尽的等待逼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我像往常一样，透过窗帘的缝隙，观察着楼下。
两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
那两个人，穿着便装，但走路的姿态，和那种警惕的眼神，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军人。
而且，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
他们没有上楼，只是在楼下徘徊，假装在聊天，眼睛却不时地瞟向我所在的这栋楼，像是在确认着什么。
其中一个，转过脸来，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到了他的侧脸。
我的瞳孔，瞬间收缩！
我认得他！
他叫孙平，是军区纠察部门的一个干部！我曾经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和他打过交道。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
我暴露了！
他们是来抓我的！
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我的第一反应，是逃！
但老马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门。”
我该相信谁？
就在我心急如焚，不知所措的时候，桌上的那部老人机，突然发出了刺耳的震动声。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是陷阱吗？
犹豫了半秒钟，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立刻下楼，从后门走，巷子口有一辆环卫车在等你。快！”
电话那头，是一个清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女人声音。她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有给我任何思考的时间。
我跑到窗边，再次看向楼下。孙平和他同伴，已经开始向楼门走来。
不能再等了！
我抓起床头叠好的军装，塞进帆布包，背在身上。然后拿起拐杖，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了房门。
我没有走楼梯，而是直接来到了楼道尽头的窗户。这里对着大楼的背面，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
我没有丝毫犹豫，咬着牙，从三楼跳了下去！
左腿传来一阵剧痛，但我顾不上了。我摔在柔软的垃圾堆上，巨大的冲击力让我一阵头晕眼花。
我挣扎着爬起来，瘸着腿，向巷子口狂奔而去。
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叫喊声。
“站住！不许跑！”
我不敢回头。
幸运的是，巷子口真的停着一辆橙色的环卫车。车门开着，一个穿着环卫工服的人，正在冲我招手。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冲了过去，连滚带爬地上了车。
车门在我身后猛地关上。
环卫车发出一声轰鸣，绝尘而去。
我瘫坐在充满酸臭味的垃圾桶之间，大口地喘着粗气。腿上的剧痛和死里逃生的后怕，让我浑身都在发抖。
车子在夜色中行驶了很久，最终，在城市另一端，一个废弃的仓库门口停下。
我被带进了仓库。
仓库里很空旷，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悬在头顶。
灯下，站着一个女人。
她就是给我打电话的人。
她大约三十岁左右，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色风衣，短发，眼神锐利而冰冷。她手里夹着一根女士香烟，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你就是徐锐？”她开口，声音和电话里一样，清冷，没有温度。
我点了点头，警惕地看着她。
“自我介绍一下。”她吐出一个烟圈，“我叫秦筝，地方国安部门的工作人员。”
国安？
我愣住了。
“我们一直在秘密调查一条涉及军区高层的走私线。”秦筝看着我，眼神像X光一样，似乎能看穿我的一切，“而你，徐锐，是我们这次调查的关键。”
“什么意思？”我完全懵了。
“你还记得，你中枪那天吗？”秦筝问。
我点了点头。那一天，我永生难忘。
“那不是一次偶然的袭击。”秦筝的话，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我的心里，“那是境外间谍组织，针对高振邦的一次刺杀行动。而你，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和幸存者，已经被敌人盯上了。”
“高振邦为了保护你，不让你成为敌人的下一个目标，所以才故意疏远你，用最快的速度让你伤残退伍，目的就是让你脱离敌人的视线，从明处，转入暗处。”
“那个给你纸条的孩子，是我们安排的。老马，也是我们的人。这一切，都是高振邦在暗中委托我们做的。”
秦筝的这番话，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瞬间填补了我心中所有的委屈和不解。
原来，首长没有抛弃我！
他不是不关心我，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保护我！
那半年来所有的失落、心寒、怨恨，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巨大的感动和愧疚。
那座在我心中已经崩塌的偶像，在这一刻，又重新屹立了起来，甚至比以前更加高大，更加伟岸。
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首长……他还好吗？”我声音颤抖地问。
秦筝的眼神，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不好。”她说，“敌人很狡猾，内部渗透得很深。他现在处境也很危险，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他需要你的帮助。”
在废弃的仓库里，秦筝点燃一支女士香烟，烟雾缭绕在她冷静的脸庞前。
“现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秦筝说，“我们的调查陷入僵局，需要一个突破口。我们需要你回忆起事发当天，从离开营地到中枪前，所有你认为‘不正常’的细节，无论多小。”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为了首长，我愿意付出一切。
我开始拼命地回忆。那天的每一个画面，都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帧帧闪过。
“我们原定的视察路线，是东线。”我说，“但是出发前一个小时，突然接到了命令，改走南线。这个命令，是赵副司令传达的。”
“还有，我们的车队里，有一部电台突然失灵了，导致我们和后方的联系中断了将近半个小时。”
“在经过一个叫‘狼牙口’的地方时，我看到路边有一个牧羊人，他的眼神很奇怪，不像普通的牧民，一直盯着我们的车队看。”
我把所有能想到的、不正常的细节，都告诉了秦筝。
秦筝静静地听着，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不时地做着记录。她的表情，始终像冰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还有吗？”她问，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皱着眉，闭上眼睛，努力在记忆的海洋里搜寻着被遗忘的碎片。
突然，一个被我忽略了近半年的、微不足道的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有……有一个。”我的声音有些不确定，“就在枪响的前一秒，我扑向首长的时候，我的余光……好像瞥见了跟在首长身后的赵副司令。”
赵景山，高振邦的副手，军区里人尽皆知，他和高振邦面上不合，是竞争对手。
“赵景山？”秦筝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波动，变得锐利起来。
“对。”我点了点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所有人都被枪声惊呆了，下意识地卧倒或者寻找掩体。只有他，赵景山，非常冷静地站在原地，脸上没有任何惊慌的表情。”
“而且，他的右手……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手势。”
我一边说，一边模仿着当时看到的那个动作。我伸出右手，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肚，轻轻地、快速地捻动了一下，就像是在捻掉一粒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我当时情况紧急，没有多想，以为那只是一个人在极度紧张下的无意识小动作。”
我说完，看着秦筝，等待着她的分析。
然而，秦筝却没有任何反应。
她只是死死地盯着我模仿的那个手势，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褪去。
她夹着香烟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一截长长的烟灰，掉落在她的黑色风衣上，她却浑然不觉。
仓库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只能听到自己困惑的心跳声，“咚，咚，咚”，像擂鼓一样。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能感觉到，气氛不对劲。
过了足足半分钟，秦筝才猛地抬起头。
她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充满了让我不寒而栗的东西——震惊，恐惧，以及一种……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浓重的怜悯。
她将手中的烟头，狠狠地按在潮湿的水泥地上，火星“滋”的一声熄灭。
然后，她用一种近乎耳语，却又无比清晰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
“徐锐，你记错了。这不是捻灰尘的手势。在我们的情报系统里，这个手势只有一个意思——‘清除次要目标，行动继续’。”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清除次要目标？行动继续？
什么意思？
谁是次要目标？难道，那天的行动，不只是针对首长一个人？
我猛地想到了什么，脸色煞白地看着秦筝。如果首长是主要目标，那……次要目标会是谁？
秦筝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她缓缓地点了点头，那动作像是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
她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然后，她投下了第二颗重磅炸弹。
“没错，那个‘次要目标’，就是你。赵景山有问题，他早就想除掉你了。那天，那颗子弹，根本不是射向高振邦的。”
“它是射向你的。”
这个结论，像一道惊雷，在我脑海中轰然炸响！
射向我的？
子弹是射向我的？！
我回想起这半年来的种种不公和冷遇，回想起高振邦那张冷漠的脸，回想起部队那快得不正常的处理程序……
一切，似乎都找到了解释。
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差点被“清除”的障碍物！
巨大的屈辱和愤怒，像火山一样在我胸中爆发。
“那…那首长呢？”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声音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首长知道这件事吗？他让我退伍，是为了保护我，对不对？是为了让我脱离赵景山的视线！”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迫切地需要一个肯定的答案，来支撑我那即将崩塌的信念。
我看着秦筝，乞求地看着她。
然而，秦筝却缓缓地，缓缓地，摇了摇头。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
她又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似乎需要尼古丁来给她勇气，说出那个最残忍的真相。
然后，她用一种冰冷刺骨的语调，说出了那句让我坠入万丈深渊的话。
“不，徐锐，你又错了。”
“赵景山那个手势，不是做给他的人看的。”
秦筝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冰刀，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将我那可笑的信仰，搅得粉碎。
“因为下令‘清除’你的人，不是赵景山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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