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0日，广东汕头一家餐饮店内，一名12岁男孩的尸体被发现。三年后的2026年1月6日，当地街道办发布通报称，孩子系烫伤后未及时就医死亡，“排除他杀”。然而，从案件发生到这份迟来的通报，整整三年间，警方的态度始终停留在“已登记”，未曾立案，也未曾明确不予立案。一条生命的消逝，在程序与表述的迷雾中，渐渐冷却。
事件回溯：两个版本，一种死亡
根据《潇湘晨报》的报道，死者张某（12岁）父亲智力残疾，带着他在餐饮店打工并就近租房。2023年1月9日，孩子发烧，店老板周某让张某父亲去买药和被子，称让孩子留宿店内。当晚，店内仅有周某及其妻女与孩子四人。次日清晨，孩子被发现死亡，周某报警称系“病逝”。
家属赶到殡仪馆后，发现孩子遗体“从头到脚都是伤，头部脸部都有，四肢已经烫熟了没办法辨认其他伤痕，腿部浮肿跟大象腿一样”。店外监控显示，1月9日下午，周某的女儿曾与孩子发生争执，孩子欲跑出店外被拉回，此后便再未出现。
尸检报告给出了冰冷的结论：符合四肢烫伤伴挤压综合征、多器官炎症反应致急性肾功能衰竭、休克死亡。对此，店老板周某的解释是：孩子自己端热水不慎烫伤；头上伤痕则是其父管教所致。
然而，2026年汕头市金平区鮀江街道办的情况通报，却描绘了另一条时间线：孩子于2023年1月2日被开水烫伤，周某为其购买药膏，但其父未及时送医，至1月10日死亡。通报强调，周某一家是孩子的姑表亲戚，长期照顾张某，公安机关已排除他杀。
重重疑云：八天时间，谁在失声？
两个叙述之间，横亘着诸多令人费解的空白。
其一，八天的“治疗”空白期。如果孩子确于1月2日烫伤，至10日死亡，中间长达八天。烫伤至“四肢烫熟”、“急性肾衰竭”的程度，绝非轻微伤势。这八天里，仅靠“烫伤药膏”处理，而未送医救治，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周某作为成年人及所谓的“照顾者”，是否如实告知了其智力残疾的父母孩子的真实情况？面对一个生命在眼前流逝，这份“照顾”显得格外冰冷。
其二，“烧水洗澡”的动机成谜。周某称孩子是因烧水洗澡不慎烫伤。对于一个12岁、可能在店内帮工的孩子，此说辞本就存疑。更关键的是，此动机如何证实？是否仅凭店方一方之言便被采信？倘若单方说辞即可作为认定依据，那么公众基于监控（孩子曾欲逃离）与网友反馈（长期目睹孩子遭打骂）所产生的“是否遭受虐待”的质疑，是否也应得到同等严肃的调查？
其三，关键方的说法前后矛盾。店老板周某最初向家属及警方声称孩子是“病死的”，这与尸检明确的“烫伤致死”严重不符。如果不心虚，为何最初要撒谎？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如何厘清了这些矛盾，并最终得出“排除他杀”的结论？调查过程与依据应当公开透明，以释众疑。
“父亲带着孩子在餐饮店打工”的模糊表述，掩盖了可能的残酷现实。大量当地网友反映，该孩子长期在店内从事洗碗、打扫、倒垃圾等劳动，“一个小小的人，每次路过都看到他在干活”。更有网友称，经常目睹店主打骂孩子，“用煮粿条的铁勺敲头”。这些指证虽属民间反馈，但指向明确、细节具体，是否得到过警方的逐一核查？孩子生前是否遭受了剥削性的童工劳动乃至虐待？
程序迷思：三年“已登记”，街道办“代言”？
比案件本身更令人困惑的，是相关部门的处置方式。
从2023年案发至今，三年时间，警方对于家属的询问，长期以“已登记”回应。所谓“已登记”，意味着案件停留在初查阶段，连是否立案的决定都未作出。一桩非正常死亡案件，在“研究有没有刑事犯罪可能”的环节中蹉跎超过两年，效率与责任心何在？
更显“抽象”的是，最终发布情况通报、宣告“排除他杀”结论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鮀江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作为基层行政组织，何时具备了代替警方发布刑案侦查结论的职权？如果结论有误，责任应由谁承担？这种权责错位的通报，不仅无助于澄清事实，反而损害了公信力，让本就扑朔迷离的案件更添一层迷雾。
叩问与期待：让生命得到应有的尊重
一条鲜活的生命，在12岁的年纪以极其痛苦的方式逝去。他的父母是智力残疾者，是社会中脆弱的一环；他本人被指长期在亲戚店中辛苦劳作。如果连死亡都无法换来一个清晰、严谨、经得起追问的调查结论，那么这份“脆弱”将如何被托底？
公众的质疑，并非针对某个具体个人或部门，而是源于对生命尊严的捍卫，对程序正义的渴求，对弱势儿童的保护本能。因此，我们呼吁：
上级公安机关应直接介入，重新彻查此案。对孩子的死亡原因（特别是烫伤具体过程、为何八天未送医）、全身伤痕的成因（是否全部为其父所谓“管教”所致）、店老板周某及其家属在看护期间的责任、以及是否涉及虐待、非法雇佣童工乃至其他犯罪行为，进行独立、全面、透明的侦查，并公布详实依据。
纪检、督察部门应启动调查。对汕头当地警方长达三年“只登记不立案”的决策过程与依据进行审查，查明其中是否存在失职、渎职或消极不作为的情况，并向社会公开说明。
民政、妇联、人社等部门应积极履职。对该残疾家庭的监护状况进行科学评估，对孩子生前的实际生活、劳动状况进行独立调查，明确餐饮店是否存在违法使用童工行为，并据此对家庭提供必要的援助与监护干预。
三年时光，足以让许多痕迹湮灭，让许多记忆模糊。孩子的尸骨早已冰冷，他从未被命运温柔以待的人生，终结于那个寒冷的冬日。然而，命运的残酷是命运的事，一个自诩文明与法治的社会，有责任用最大的审慎与最大的温度，对待每一起生命的非正常逝去，尤其是当逝者是一个孩子，一个来自最弱势家庭的孩子。
真相不应沉默在“已登记”的流程里，也不应模糊在权责错位的通报中。给生命一个庄严的交代，给公道一个清晰的说法，这是对逝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对生者、对世道人心最基本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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