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儿子，你现在出息了，有钱了。你弟弟要结婚，女方家开口要一百五十万彩礼，这钱，你是当哥的，你得出！”
五年未见的父亲，站在我新家门口，语气理所当然。
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五年前，我跪着求你们救命的时候，你们在哪？”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肺癌晚期，医生说要活命，至少八十万。
而那个在我最绝望时倾尽所有的人，不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而是一个被我嫌弃“太抠门”的农村老太太——我的丈母娘。
01
五年前，二零一八年的秋天，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季节。
我叫林浩，那年三十二岁。
在一家不好不坏的广告公司做着不好不坏的职员，月薪八千，不高不低。
我和妻子陈曦刚刚在这个二线城市咬着牙付了首付，买下了一套九十平米的房子，背上了不多不少，整整八十万的房贷。生活就像一个陀螺，被房贷和KPI抽打着，不停地旋转，不敢有丝毫停歇。
那年秋天，我持续咳嗽了两个多月。起初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随便吃了点药，没当回事。
直到有一天，我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咳出了一口带着血丝的浓痰。那一抹刺眼的红色，像一个不祥的警告，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在妻子陈曦的坚持下，我去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检查，CT、穿刺、活检……我独自一人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等待着最终的宣判。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感到害怕。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看着手里的诊断报告，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林先生，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肺癌，晚期。”
“轰”的一声，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肺……肺癌？”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喉咙干得像要冒出火来。
医生点了点头，继续用他那冷静到残酷的语调说道：“从目前的情况看，癌细胞已经有扩散的迹象。我们建议，立刻进行手术切除，然后配合靶向药治疗和后期的化疗。整个治疗周期会比较长，费用也比较高。”
“费……费用？”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这个最现实的问题。
“总费用预计在八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很多进口的靶向药都是自费的。你自己至少需要准备六十万到八十万。”
八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轰然压下，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我只记得，医院走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呛得我只想流泪。
我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紧紧攥着那张薄薄的诊断书，纸张的边缘已经被我的汗水浸湿、捏皱。
我掏出手机，颤抖着手打开银行APP，查询我所有的积蓄。
活期、理财、基金……所有加起来，十五万三千六百块。这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装修房子而贷出来的款。
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该怎么办？妻子陈曦已经怀孕四个月了，正是需要营养、需要用钱的时候。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倒下？我怎么敢倒下？
一个念头，像黑暗中的一丝微光，闪过我的脑海——我的父母。
父亲是国企的退休工人，退休金不低。母亲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小生意，虽然辛苦，但也攒下了不菲的家底。
他们家境宽裕，前年还全款给我那个小我八岁的弟弟林涛，在老家市中心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大三居。
他们有钱，他们一定有钱救我！
这个念头让我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我甚至没有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我知道，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也怕他们不信。
我必须当面告诉他们，让他们看到我的诊断书，看到我的绝望。
那天晚上，我没有告诉陈曦实情，只说公司有急事，需要回老家一趟。我开着那辆贷款买的国产车，连夜往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家赶去。
凌晨一点多，我终于到了那个熟悉的家门口。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狂跳的心，正准备抬手敲门。
02
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了父母的对话声，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夜里，却清晰得如同在我耳边响起。
是母亲的声音：“……老二今天又打电话了，说他同学都换了新车，他也想换一辆，看中了那款三十多万的，你说咱是不是得支持一下？”
紧接着，是父亲的声音：“换！必须换！我儿子看上的东西，哪能比别人差？明天我就去把那笔理财取出来。反正钱留着也是留着，就该给儿子花。”
母亲又说：“那……老大那边……他前两天打电话不是说手头有点紧吗？”
父亲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老大那边就别管了！他都多大的人了，自己有工作，有家庭，还能没钱？再说了，他那个老婆，娘家抠门得要死，我敢打赌，她自己肯定存了不少私房钱。咱们的钱，一分都不能便宜了外人，都得留给咱们亲儿子林涛！”
我举在半空中的手，僵住了。屋里温暖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映在我脸上，却让我感觉如坠冰窟。
我站在门外，一动不动。那扇我敲了三十多年的门，此刻，却感觉有千斤重，我怎么也抬不起手，落不下去。
门外的冷风，吹得我浑身发抖。
屋里父母的对话，像一把把淬了冰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凌迟着我的心。我不知道自己在门口站了多久，直到双腿发麻，几乎失去知觉。
最终，对生的渴望，还是战胜了那份深入骨髓的寒意。我咬着牙，抬起那只仿佛有千斤两重的手，用力地敲响了家门。
“谁啊？大半夜的！”屋里传来母亲不耐烦的抱怨声。
门开了，母亲看到是我，一脸的惊讶和不悦：“林浩？你怎么回来了？这么晚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父亲也从客厅里走了出来，看到我，皱起了眉头：“出什么事了？”
我没有回答他们，只是默默地走进屋子，从包里拿出那张被我捏得皱巴巴的诊断书，递到了他们面前。
“爸，妈，我……”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我生病了，很严重。”
父亲接过诊断书，戴上老花镜，凑到灯下仔细地看着。母亲也探过头去。当他们看清楚“肺癌晚期”那几个字时，两个人的表情都凝固了。
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能听到墙上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走针声，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以为，他们会震惊，会慌乱，会像所有正常的父母一样，抱着我痛哭，然后告诉我“别怕，有爸妈在”。
可我错了。
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父亲才缓缓地放下诊断书。
他摘下眼镜，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心疼，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让我感到陌生的审视和冷漠。
“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他缓缓开口，声音平淡得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有手有脚，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遇到这点困难，难道自己克服不了吗？”
“这点困难？”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为我听错了，“爸，是癌症！晚期！医生说要八十万！我哪有那么多钱？”
这时，母亲也回过神来。
她没有看我，而是开始抱怨起来，声音尖锐而刻薄：“八十万？你怎么不去抢！我们把你辛辛苦苦养这么大，供你读完书，你现在生个病就要家里拿八十万？你弟弟还没成家呢，他要买车，要结婚，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们的钱，都是留给他的！”
一股怒火和委屈，猛地从我心底窜了上来。
我红着眼睛，对他们吼道：“我从十八岁上大学开始，就没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大学的学费是我自己贷的款，毕业后我一边还贷款，一边每个月还给家里寄生活费！我什么时候花过你们的钱了？”
母亲发出一声冷笑，双手抱在胸前，斜着眼睛看我：“那又怎么样？你是老大，是当哥的，你本来就应该自己承担！难道还要我们两个老的养你一辈子？”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瞬间崩塌了。
我以为血浓于水，我以为我是他们的儿子。可在他们眼里，我仿佛只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的，无足轻重的存在。
我的哀求，变成了绝望的争吵。
03
在争吵中，我终于知道了所有残酷的真相。
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林涛，近两年迷上了投资，实际上就是跟着狐朋狗友瞎炒股、玩基金，前前后后亏了五十多万。
这些窟窿，全都是父母拿自己的积蓄给他填上的。
他们为了让小儿子尽快成家，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八十万，就等着他找到女朋友，立刻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母亲甚至在争吵中，说出了更让我心寒的话。她觉得我和陈曦在城里有房有车，过得比他们好，她心里一直不平衡，觉得我们“瞧不起”他们。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我的父亲。
当我不停地哀求，说我不想死，说陈曦还怀着孩子，孩子不能没有爸爸时，他终于被我逼得不耐烦了。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出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狠话。
“你要是真没钱治，那就别治了！人总是要死的！你死了，你老婆还年轻，她可以改嫁。但你弟弟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能被你这个病秧子拖累！”
这句话，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那一刻，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幻想，都彻底破灭了。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麻木地站起身，踉踉跄跄地向门外走去。我甚至没有回头再看他们一眼。
回到车里，我坐在驾驶座上，浑身抖得像筛糠。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我掏出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无人接听。
我又拨母亲的电话。这一次，听筒里传来的，是那个冰冷无情的女声：“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被对方拉黑……”
我把手机狠狠地摔在副驾驶座上，再也控制不住，趴在方向盘上，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发出了绝望而痛苦的嘶吼。
窗外，夜色深沉。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在这个寒冷的秋夜，彻底对我关上了大门。
从老家回来的路上，我的车开得很慢。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抽掉了灵魂的木偶，机械地踩着油门，转动着方向盘。车窗外城市的灯火辉煌，在我眼里，却是一片刺眼的模糊。
回到家，陈曦还没睡。
她看到我憔悴的样子，担忧地迎了上来：“老公，你怎么了？不是说公司急事吗？怎么脸色这么差？”
我再也撑不住了，抱着她，把所有的委屈、绝望和恐惧，都化作了嚎啕大哭。我把诊断书拿给她看，把父母的冷漠和绝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陈曦听完，也呆住了。她抱着我，眼泪无声地滑落。
但她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只是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别怕，林浩，别怕。钱我们一起想办法，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救你。我们还有孩子，你不能放弃。”
妻子的温暖，是我在那个寒冬里，感受到的唯一一丝光亮。
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卖掉刚刚付了首付的房子？那我们一家三口住哪里？陈曦还怀着孕，我不能让她跟着我颠沛流离。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陷入绝望的深渊时，一个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人，出现了。
是我的丈母娘，周翠兰。
陈曦在和我抱头痛哭后，还是没忍住，哭着给自己的母亲打了电话。
04
第二天一早，丈母娘就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农村，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医院。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脚上是一双沾着泥土的布鞋，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蛇皮袋。
我以前，其实是有些嫌弃我这个丈母娘的。
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丈夫早逝，一个人辛辛苦苦把陈曦拉扯大。
她没读过什么书，说话嗓门大，还特别“抠门”。
每次来我们家，都舍不得打车，非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看到我们用抽纸，她会唠叨半天说太浪费；看到我们叫外卖，她会心疼得直咂嘴。
我承认，我打心底里，有点看不起她身上的那股“土气”和“小家子气”。
可就是这个被我嫌弃“太抠门”的老太太，在看到病床上虚弱的我时，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把那个沉重的蛇皮袋放在地上，拉开拉链，做出了一个让我和陈曦都震惊不已的举动。
她从袋子里，一沓一沓地往外掏钱！全是捆得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
“浩子，别怕！妈有钱，妈有钱救你！”她一边掏钱，一边哽咽着说。
很快，病床旁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红色的小山。
“这里是四十万。”她抹了抹眼泪，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层层包裹的存折，“这是我这些年攒的，还有十五万。密码是你曦曦的生日。”
她又拿出一张银行卡：“这是我的养老金卡，每个月有三千块，不多，但你先拿着应急。”
我看着眼前堆成山的现金，看着那本写满了岁月痕迹的存折，整个人都傻了。一个一辈子节俭到近乎吝啬的老人，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陈曦也惊呆了，她拉着母亲的手，颤抖着问：“妈！您……您哪来这么多钱？您是不是……”
周翠兰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把老家的那三间老房子，还有那块宅基地，都卖了。村里开发，正好有人收。我跟买家说，我急用钱，让他先给了我四十万现金。”
“卖了？！”陈曦的眼泪瞬间决堤，“妈！那可是您和爸一辈子的心血啊！您卖了房子，您以后住哪？您以后怎么办啊？”
我再也忍不住，从病床上挣扎着下来，“扑通”一声，跪在了丈母娘的面前，嚎啕大哭。我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丈母娘连忙把我扶起来，她自己也红着眼，却笑着擦去我的眼泪：“傻孩子，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我一个老太婆，吃饭有你们管着，看病有新农合，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浩子，你是我女婿，也就是我半个儿子。你爸走得早，我就盼着你们小两口能和和美美，好好的。只要你能好起来，妈就是去要饭，心里也是甜的。”
后来我才知道，丈母娘卖房的时候，村里所有人都劝她，说她傻。
说女婿得了这种病，就是个无底洞，人没了，钱也没了。让她把钱留着自己养老。
可她只有一句话：“人命关天。我女儿爱他，我就得救他。房子没了可以再盖，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那些钱，是她原本准备给自己养老，和修缮老父亲留下的祖屋用的。
手术的前一晚，丈母娘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她睡在狭小的陪护椅上，因为不习惯，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看着她那瘦小的、佝偻的背影，心里暗暗发誓：如果我能活下来，这辈子，我一定要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来孝敬，不，要比亲生母亲还要亲！
有了丈母娘凑来的这笔救命钱，我很快被安排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肿瘤切除得非常干净。
我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看到了等在门口的陈曦和丈母娘，她们俩的眼睛都哭得红肿，看到我出来，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般的笑容。
我以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可我错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术后的恢复期，漫长而痛苦。
胸口的伤口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剧痛。
紧接着，是化疗。强烈的药物反应，让我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很快就成了一个光头。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形容枯槁、面目全非的自己，好几次都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别治了，就这样吧。”有一次，我虚弱地对陈曦说，“我不想再受这种罪了，也别再拖累你们了。”
陈曦红着眼睛，一言不发，只是把她的手机递到我面前。手机屏幕上，是她四维彩超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生命，轮廓已经非常清晰。
“林浩，你看看他。他还在等爸爸呢。你忍心让他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
我看着那张模糊的照片，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为了孩子，为了妻子，为了那个为我倾家荡产的丈母娘，我必须活下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住院进行第二个疗程化疗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打击降临了。
怀孕七个多月的陈曦，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压力太大，精神过度紧张，突然早产了。
05
那天下午，我正在病房里输液，接到了丈母娘带着哭腔的电话。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不顾护士的阻拦，自己拔掉了针头，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从肿瘤科的病房，一路踉踉跄跄地跑到了妇产科的手术室外。
手术室外，红灯刺眼。丈母娘一个人瘫坐在长椅上，双手合十，不停地祷告。
看到我来，她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又像是怕我担心，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浩子，你别急，医生说……医生说会尽力的。”
等待的时间，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一个多小时后，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神情凝重。
“产妇大出血，急需输血抢救！你们谁是家属，赶紧去缴费！”
又是一笔五万块的费用。丈母娘的钱，在我的前期治疗中已经所剩无几。她没有丝毫犹豫，撸下了自己手腕上戴了四十多年的一个金镯子。
“医生，这个能值点钱！你先拿去，钱我马上去凑！”
那个镯子，是外婆传给她的，也是她身上唯一值钱的首饰。她平时宝贝得不得了，连洗碗都要摘下来。可在那一刻，她想都没想就拿了出来。
我看着她那瘦骨嶙峋的手腕，心如刀割。
我掏出手机，翻出了那个被我尘封了许久的号码。我再一次拨通了我父亲的电话。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他的儿媳，是他的亲孙子，在鬼门关前挣扎，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通了。
“喂？”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冷漠的声音。
“爸，是我，林浩。”我颤抖着说，“曦曦……曦曦她早产大出血，在抢救，急需用钱……”
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你家的事，以后都别来找我们！我们没钱！我们所有的钱，都要留给你弟弟！”
说完，电话就被“啪”的一声挂断了。
那一刻，我心里对他们最后一丝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最终，还是丈母娘当掉了镯子，又打电话找老家的亲戚东拼西凑，才凑够了手术费。
孩子，保住了。是个男孩，只有三斤多，一出生就被送进了保温箱。
陈曦，也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她醒来后，看到我和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孩子……”
丈母-娘握着她的手，眼泪直流：“傻孩子，说什么傻话。人平安就好，钱没了，我们可以再挣。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在，比什么都强。”
我站在病床边，看着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滂沱。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真正在心里，和我的原生家庭，做了一个彻底的了断。
从二零一八年秋天确诊，到二零一九年秋天基本结束所有治疗，这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是我的丈母娘，这个瘦弱的农村老太太，用她那并不宽厚的肩膀，硬生生地撑起了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我病情稳定，可以出院的那天，阳光特别好。
我走出医院大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感觉自己像是重生了一样。我对身边的丈母娘说：“妈，以后，我养您。”
丈母娘笑了，脸上的皱纹像一朵绽放的菊花。她说：“你能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出院后的日子，是新生，也是清算。我一边努力地康复，一边拼了命地工作，偿还那些因为治病而欠下的沉重债务。
从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三年，这五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就像按下了快进键。或许是经历过生死的缘故，我看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普通职员。
我变得积极、坚韧，敢于拼搏。我从公司最底层的职员做起，凭借着出色的业绩和不要命的干劲，一路晋升，成了部门的经理。
我的工资翻了几番，每个月，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将一半的收入用于偿还当年治病欠下的亲戚朋友的钱，另一半则用于家庭的日常开支。
妻子陈曦在孩子一岁后，也重返了职场。我们夫妻俩，像两只不知疲倦的工蚁，节衣缩食，努力地搬运着生活的砖石，一点一点地构筑着我们这个历经风雨的小家。
丈母娘，也被我强行接到了我们身边。起初，她怎么也不同意，说怕给我们添麻烦。
我说：“妈，您要是不来，就是不把我当儿子看。”她这才红着眼圈，跟着我们搬进了新家。
可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在我们家住了没多久，就自己偷偷在小区里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我劝她别干了，好好享享清福。
她却乐呵呵地说：“我这身子骨，闲着就浑身难受。扫扫地，活动活动，还能挣点零花钱，多好。”我知道拗不过她，只好由她去了。
我们的儿子，我给他取名叫“林念恩”。一个“念”，一个“恩”，就是为了让他，也为了让我自己，永远记住丈母娘这份比天还高的恩情。
念恩三岁生日那天，我没有给他大办，而是瞒着所有人，给丈母娘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母亲节”。
我订了蛋糕，买了一大束康乃馨，还给她买了一条她念叨了很久却舍不得买的金项链。
当我和陈曦、小念恩一起，把蛋糕和礼物推到她面前，对她说“妈，母亲节快乐”时，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老太太，再也忍不住，当场就泪流满面。她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浩子，你……你比我的亲儿子还要亲啊……”
这五年来，我那所谓的“亲生父母”，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没有发过一条信息。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彻底断绝了联系。
我偶尔会从老家的亲戚口中，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零星消息。
据说，我那个宝贝弟弟林涛，这几年过得并不如意。他眼高手低，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都干不长。据说，父母依旧像从前一样，毫无底线地宠溺着他，替他摆平各种麻烦。
听到这些，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他们过得好与不好，都与我无关了。对我而言，他们只是两个在血缘上与我有关的陌生人。
这五年的磨砺，让我从一个有些懦弱、有些依赖的普通青年，成长为一个真正懂得担当和感恩的男人。
我和陈曦的感情，也因为共同经历过患难，变得愈发深厚。我们比任何人都懂得，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有多么珍贵。
我的世界里，只有三个人最重要：我的妻子陈曦，我的儿子念恩，还有我的丈母娘周翠兰。他们，才是我真正的家人。
06
日子就在平静而努力的节奏中一天天过去。我以为生活会这样持续下去，直到那个不速之客的出现。
那是二零二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加完班开车回家。刚把车停进地下车库，就看到单元楼门口的路灯下，有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正在徘徊。
那是个佝偻的男人，穿着不合身的旧夹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心里咯噔一下，放慢了脚步。
他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当我看清那张布满风霜、头发全白的脸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是我五年未见的父亲——林建国。
他看到我，眼神里闪过尴尬、局促，还有一丝算计。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终于，他用干涩陌生的声音喊了一声："儿子……"
这声呼唤穿越五年时光，像把生锈的钥匙，试图重新打开那扇早已被我锁死的亲情之门。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回应。
父亲比五年前苍老了至少十岁，手里提着廉价网兜，装着几个不新鲜的苹果。见我没反应，他尴尬地搓手，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浩子……儿子，这五年，爸妈也挺不容易的啊。"他眼圈红了。
我依旧沉默，心里像一潭死水。
见我无动于衷，他终于说出真正目的："那个……浩子，你弟弟要结婚了。女方家条件不错，就是彩礼要得有点高。"他小心翼翼观察我的脸色。
"要多少？"我平静地问。
他眼里闪过希望："一百五十万！女方说了，少一分都不行！还要在市里买套婚房，车子也不能低于三十万。"
"一百五十万……"我重复着，感觉无比讽刺。五年前，我活命的价码是八十万。五年后，弟弟结婚的价码翻了一倍。
"儿子，我们老两口没攒下什么钱，实在拿不出来。你现在出息了，当上大经理了，你是当哥的，得帮弟弟一把！这钱，你得出！"父亲满脸谄媚。
"我出？"我终于笑出声，"爸，你忘了吗？五年前我快要死的时候，跪着求你们救命。你们说什么？说钱要留给弟弟结婚。怎么，五年过去了，这笔钱还没攒够？"
我的话刺破了他的伪装。他脸色难看，声音硬了："那……那不一样！当时也是为了你弟弟的长远考虑……"
"为了我弟弟的长远考虑？"我打断他，"所以我就可以去死，但弟弟必须风风光光结婚，是这个意思吗？"
"你这孩子！说什么混账话！"父亲恼羞成怒，"血浓于水！他是你亲弟弟！你不帮他谁帮他？"
"血浓于水？"我摇头，"不好意思，我的血早在五年前那个寒冷的夜晚就凉透了。至于我的亲人，现在正在楼上等我回家吃饭。"
我转身要上楼。
就在这时，楼道里突然传来一个清晰而尖锐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
我清楚地看到，父亲林建国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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