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城和谭光明合起来瞒李秋萍那回，说到底，不是谁真起了坏心眼，而是两边想法撞到了一块儿——一个急着想把月海经济搞上去，一个又生怕刚起步的小镇捅出什么大篓子。
那时候月海刚改了镇，户口是变了，可大伙儿习惯还是老样子。李秋萍抓卫生、搞罚款，不少居民觉得这新镇长管得太宽，连郑德城心里也嘀咕：这些小事，值得这么大动静吗？直到莫妮卡那卷录像带放出来，外头人眼里咱们月海竟是这么个脏乱样子，郑德城脸上才有点挂不住了。可还没等卫生问题彻底理顺，更大的麻烦就来了——高雪梅的印刷厂，还有那几个没搬进来就快撑不下去的工厂，都眼巴巴等着订单救命呢。
郑德城是真急了。他当初拉这些“万元户”来月海，想的是他们各有门路，镇上把路修好、后勤做好，经济自然能活起来。哪知道人来了，活儿却接不上。所以他亲自出马，酒桌上硬是喝出来几个客户，心里就一个念头：得先让工厂转起来，让大伙儿有饭吃。这时候，谭光明查出春梅印刷厂的工人数超了规定，按理该马上停业整顿。可郑德城拦了一把。他寻思，这节骨眼上停工，等于把刚拉来的客户往外推，厂子可能真就垮了。他让谭光明先别声张，还嘱咐解春来，开业当天只许六个工人露面，把剩下的都藏在厂里。
谭光明夹在中间难受。他清楚政策，也知道李秋萍的脾气，可郑德城是书记，又一心为月海，他犹豫了。这一犹豫，就成了“瞒”的开始。他们没把实情告诉李秋萍，只想着先把开业应付过去，等订单稳了再慢慢调整。可他们没想到，李秋萍给印刷厂装电话当贺礼，这本是好心，却阴差阳巧让她提前撞破了厂里藏着的二十来个工人。
李秋萍那性子，哪能容得下这个。她立马查政策、找案例，白纸黑字摆在那儿：这不仅是违规，更是违法，出了事谁都担不起。她直接下令停工。这一停，正好撞上郑德城带着谈好的客户回来。客户们看到厂子被封、工人和城管争执，场面别提多尴尬。郑德城当时那个火啊，觉得李秋萍是死板，是拆台，把他好不容易喝出来的机会全搅黄了。
可冷静下来想想，李秋萍这“急刹车”，或许真是救了月海。郑德城拉来的那些老板，都是生意场上的人精。要是他们当时看见印刷厂红火火地干着，回头签了合同、收了货，再反手一个举报，那春梅印刷厂赔个底朝天不说，月海镇乃至平县的名声都得砸进去，以后谁还敢来投资？李秋萍坚持照规矩来，看似冷酷，其实是把月海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她不是不懂发展的重要，而是更清楚，没有规矩的发展就像没打地基的房子，看着起得快，塌得也快。
这事给郑德城敲了重重一记警钟。他第一次彻底看清，自己和谭光明那种“先上车后补票”“擦边球”式的老思路，在月海要真正变成一座城市的路子上，行不通了。月海缺的不是胆量，而是扎扎实实、能经得起考验的框架。这次“欺骗”，根源是他们对“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认识有了偏差。郑德城太想快，快得有点顾不上脚下；而李秋萍要的，是每一步都踩稳。
这次波折也让月海镇的领导班子痛定思痛。月海两次失去外来投资的机会（莫妮卡的投资和郑德城拉来的潜在合作），表面看是损失，深层里却是成长的代价。它逼着所有人，从书记到镇长，从干部到刚刚成为“居民”的百姓，都得换个活法：不能再像过去在农村，只顾眼前方便，只顾自家一亩三分地。大家开始明白，城市不光是楼房和马路，更是每个生活其中的人共同的体面、规矩和长远责任。
后来，郑德生主动用广播道歉，带动全镇整治卫生；镇政府出台那四项措施，一步步解决公厕、市场、养殖的问题，都是这个认识转变的结果。郑德城和李秋萍，一个敢闯，一个求稳，看似矛盾，却在一次次碰撞里，慢慢找到了合力。赵东升安排他俩搭班子，真是看准了——月海这座要从滩涂上“无中生有”的小城，既需要郑德城破局的闯劲，也离不开李秋萍兜底的章法。月海的二次“失败”，败掉的其实是旧观念和侥幸心理，赢回来的，是走向一座真正有品格、有韧性的城市所必须的那份清醒与坚定。这条路走得磕绊，但每一步，都因此变得更实在了。#小城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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