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陈岩，对不起……”婚礼上，我的新娘卓玛含泪低语。
她曾是修行者，我以为爱能跨越一切，却不知当地传统如此震撼。
当她在众人注视下褪去婚服，露出内里洁白僧袍时，我才明白“觉姆还俗”的真正含义。
这不仅仅是一场婚礼，更是一场关于信仰、过往与接纳的公开仪式，而我这个汉族新郎，能否经受住这场终极考验？
我叫陈岩，二十七岁那年秋天，我拎着一只黑色行李箱，在成都双流机场登上了飞往拉萨的航班。
机舱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坐在我旁边的是个皮肤黝黑的藏族大叔，他手里捻着一串油光发亮的佛珠，眼睛望着舷窗外翻滚的云海。我试着和他搭话，他转过头，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告诉我，他是去昌都看儿子的。
“第一次去西藏？”他问我。
我点点头。
“慢慢来，别急。”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山脉的褶皱，“我们那儿，什么都慢。”
飞机降落时是下午三点四十分。走出机舱的瞬间，高原的阳光毫无保留地砸在脸上，刺得我眯起了眼睛。空气很凉，吸进肺里有种稀薄的刺痛感。我站在舷梯上，看着远处连绵的灰色山脉，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不太真实。
我在机场大厅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来接我的人。
那是个三十来岁的藏族汉子，个子不高，脸颊上有两团明显的高原红。他递给我一瓶矿泉水，顺手接过我的行李箱。
“是陈老师吧？我叫次仁，扎西镇小学的教导主任。”他的普通话比飞机上那位大叔标准得多，“路上得四个多小时，咱们抓紧时间。”
车子是一辆半旧的国产越野车。出了机场，沿着雅鲁藏布江一路往东开。江水是浑浊的土黄色，在峡谷间奔流。次仁开车很稳，话不多，偶尔指着窗外告诉我某个山谷的名字。那些藏语发音在我听来陌生又拗口，我试着重复，他总是笑着摇头。
“不对不对，舌头要卷起来。”
开到第三个小时，我开始感到不对劲。
先是太阳穴隐隐作痛，接着呼吸变得费力，像是胸口压了块石头。我摇下车窗，冷风灌进来，可还是觉得闷。次仁看了我一眼，从储物盒里拿出一小包东西递给我。
“红景天，嚼两片。”
我照做了，味道很苦。
“每个刚来的人都这样。”他说，“别紧张，越紧张越难受。”
傍晚六点多，天色开始暗下来。车子拐进一条更窄的土路，两侧是光秃秃的山坡。远处出现了几排低矮的平房，房顶上插着五色经幡，在风里猎猎作响。
“到了。”次仁说。
扎西镇小学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一圈土坯墙围出个院子，里面两排平房，一排是教室，一排是老师和学生宿舍。院子中央竖着一根旗杆，五星红旗在暮色里垂着。几个孩子蹲在墙角玩石子，看见车子进来，全都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
次仁领着我走进其中一间屋子。大约十五平米，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个铁皮衣柜。窗户很小，玻璃上蒙着灰。
“条件艰苦，陈老师多包涵。”次仁有些不好意思，“厕所在外头，往右走二十米。食堂七点开饭，今天你先休息，明天我带你去认人。”
他说完就走了。我把行李箱放倒，坐在床沿上。头痛得更厉害了，像是有根锥子在太阳穴里搅动。我躺下去，盯着天花板上蛛网般的裂缝，突然想起离家前母亲说的话。
“非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吗？在老家当个中学老师不好？”
我没回答。有些决定，解释起来太费力。
晚饭我没去吃。八点左右，有人敲门。
我挣扎着爬起来开门。门外站着个姑娘，手里端着个不锈钢碗。她大概二十五六岁，穿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脸颊被高原风吹得有些发红。
“陈老师吧？我是学校后勤的卓玛。”她的声音很轻，带着藏族口音特有的柔软调子，“听说你没去吃饭，给你煮了点粥。”
我接过碗，是白粥，还冒着热气。
“谢谢。”
“你脸色不好。”她站在门口没走，“是头疼吗？”
“有点。”
“我那有药，等下给你拿过来。今天别洗澡，也别乱走动，好好躺着。”
她转身要走，又回过头：“窗户开条缝，通风会舒服些。”
我照她说的做了。夜风很凉，带着草和泥土的味道。我喝完粥，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了。
卓玛拿着一个小瓶子进来，还有一根氧气管和一个蓝色的氧气袋。
“学校备着的，给新来的老师用。”她把氧气管递给我，“含在嘴里，慢慢呼吸。”
我接过来。塑料管有股消毒水的味道。
“这个药，一次两粒。”她指了指桌上的小瓶子，“明天早上如果还难受，告诉我。”
她站在床边看着我，似乎想确定我没事了才肯离开。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小台灯，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是本地人？”我问。
“嗯，扎西镇的。”
“在小学工作多久了？”
“三年了。”她笑了笑，“之前来的老师，也都是我照顾的。习惯了。”
她又叮嘱了几句，才轻手轻脚地离开。我听着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然后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只剩下风声。
那晚我睡得很不好。头痛时轻时重，每次快睡着时又会突然惊醒，觉得喘不过气。凌晨三点，我坐起来吸了会儿氧，看着窗外漆黑的山影。远处有狗吠声，一声，两声，然后沉寂下去。
我想，这就是开始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敲门声准时响起。
卓玛端着一个托盘站在门外，上面是一壶茶，两个杯子，还有一盘青稞饼。她已经换掉了昨天的羽绒服，穿了件暗红色的藏装，外面套着黑色的坎肩。
“早，陈老师。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我说的是实话。头痛缓解了大半，虽然呼吸还是有点费劲。
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倒了一杯茶递给我。茶是褐红色的，闻起来有股特殊的香味。
“酥油茶。第一次喝可能不习惯，慢慢来。”
我尝了一口。咸的，还有种淡淡的腥味。我努力咽下去，没忍住皱了下眉头。
卓玛看见了，笑出声来。
“每个汉族老师都这样。”她又倒了半杯，“喝吧，对高反有帮助。多喝几次就习惯了。”
我们沉默地吃完了早餐。她收拾餐具时，我问她：“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次仁主任说，让你再休息一天。明天开学典礼，后天正式上课。”她站起身，“你要是闷，我下午可以带你四处转转。”
“好。”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对了，你教五年级数学，一个班，二十三个学生。教材在教务处，我等下去给你拿过来。”
上午十点，次仁来了，带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陈老师，这是我们索朗校长。”
校长个子很高，肩膀宽厚，握手时力气很大。他仔细看了看我的脸色，点点头。
“还行，没昨天那么白了。卓玛照顾得好。”
“给您添麻烦了。”我说。
“什么麻烦不麻烦。”他在床边坐下，“我们这儿条件差，留不住老师。你能来，我们感谢还来不及。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我们聊了会儿学校的情况。扎西镇小学一共六个年级，一百四十多个学生，十二个老师。除了我和另一个去年来的英语老师是汉族，其他都是本地藏族。
“五年级的数学一直没人好好教。”索朗校长说，“之前的老师待了三个月就走了。孩子们基础差，你得多费心。”
“我会尽力。”
他们走后，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我想起大学毕业时，同学们讨论着要去北上广深，要去大公司。只有我填了西部支教的申请表。
辅导员找我谈话：“陈岩，你想清楚。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就回不来吧。”我当时说。
现在躺在这张硬板床上，我突然不确定了。
下午两点，卓玛来了。她换了身便装，牛仔裤，运动鞋，外面还是那件深蓝色羽绒服。
“走吧，带你去看看学校后面。”
我们穿过操场。几个孩子在打篮球，篮球架已经生锈了，篮筐歪向一边。孩子们看见卓玛，都跑过来喊“卓玛阿佳”。她摸摸他们的头，用藏语说了几句，孩子们笑着跑开了。
“你跟他们说什么？”
“让他们别把球打到菜地里。”
学校后面是一片缓坡，长着枯黄的草。再往远看，是连绵的灰褐色山脉，山顶有白色的积雪。天空蓝得刺眼，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我们在坡上坐下。卓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倒出几颗奶糖递给我。
“吃吗？孩子们给的。”
我接过一颗。糖纸已经皱了，糖有点化了，黏在纸上。
“你一直在扎西镇？”我问。
“嗯。十八岁之前都在镇上，后来去了县城三年，又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捡起脚边的一颗石子，在手里掂了掂。
“家里需要人照顾。而且……”她扔出石子，看着它在坡上滚远，“我觉得这儿更适合我。”
风大起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把头发别到耳后，露出清晰的侧脸线条。她的鼻子很挺，眼睛是深褐色的，看人的时候很专注。
“你会唱藏歌吗？”我问了个傻问题。
她笑了：“会一点。想听？”
“嗯。”
她轻轻哼起来。没有歌词，只有旋律，悠长，婉转，起伏像远处的山峦。哼到一半，她停下了。
“后面的忘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太久没唱了。”
“很好听。”
“我阿妈唱得才好。她会唱整本的《格萨尔王》。”她顿了顿，“不过她已经不在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拍拍手上的土，站起来。
“回去吧，起风了，你会冷的。”
回宿舍的路上，我们遇到次仁。他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然后对卓玛说了几句藏语。语速很快，我听不懂。卓玛点点头，没说话。
等次仁走远了，我问：“他说什么？”
“让我照顾好你。”卓玛说，但她的眼神有些躲闪。
那天晚上，卓玛又给我送了药。还是红景天，还有一碗糌粑糊。这次她加了白糖，吃起来有股淡淡的甜味。
“明天开学典礼，七点半开始。”她说，“我六点半来叫你。”
“不用这么早。”
“要的。你要穿正式点，孩子们会看着你。”
她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好像还有话要说，但最后只是笑了笑。
“晚安，陈老师。”
“晚安。”
门关上了。我坐在桌前，翻开五年级数学课本。第一课是小数乘法。我在备课本上写教案，写着写着，突然想起卓玛哼歌的样子。
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经幡。
开学典礼很简单。全校师生在操场集合，升旗，唱国歌，索朗校长讲话。然后每个新老师自我介绍。
我站在土台上，看着下面一百多张面孔。孩子们的脸蛋都红扑扑的，眼睛很亮，有些还拖着鼻涕。他们好奇地盯着我，有几个在窃窃私语。
“我叫陈岩，从四川来，教五年级数学。”我的声音被风吹散了些，“希望这一年，我们能一起好好学习。”
我说完，孩子们鼓起掌来。掌声稀稀拉拉的，但很真诚。
典礼结束后，我跟着五年级的班主任去了教室。教室不大，墙皮有些脱落，窗户玻璃裂了几块，用胶带粘着。二十三张课桌排成四排，桌面上有各种刻痕。
“这是陈老师，你们的数学老师。”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藏族女老师，叫格桑，“要听陈老师的话，知道吗？”
“知道——”孩子们拖长声音回答。
格桑老师走后，教室里安静下来。二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从今天开始，我教大家数学。”我说，“先认识一下，我点名，你们答到。”
点名花了十分钟。有些名字很长，我念得磕磕巴巴，孩子们笑起来。一个叫扎西顿珠的男孩举手：“老师，我名字的意思是吉祥金刚。”
“那你的意思是……”我指着另一个男孩，“巴桑？”
“星期五！”男孩大声说。
教室里又笑起来。气氛轻松了些。
第一堂课讲小数的意义。我发现孩子们的基础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很多人连整数加减法都吃力。我放慢了进度，一个问题反复讲。快到下课时，窗户外突然传来歌声。
是卓玛。她提着水桶走过教室窗外，嘴里哼着那天在坡上哼过的调子。有几个孩子转头去看，我敲了敲黑板。
“专心。”
孩子们转回头，但嘴角还带着笑。
下课后，我在走廊遇到卓玛。她正在擦窗户，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纤细的手臂。
“陈老师，课上得怎么样？”
“还行。”我说，“就是基础有点弱。”
“慢慢来。”她拧干抹布，“这里的孩子，回家要放牛，要带弟弟妹妹，学习时间少。你能来教他们，他们已经很高兴了。”
“你读过书吗？”我问。
“读到初中。”她继续擦窗户，“那时候学校在县城，住校。后来……”她停了一下，“后来家里有事，就没读了。”
她没再说下去。我也没有再问。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适应了高原的生活：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饭，七点半上课。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三点放学。放学后，我批改作业，备课，有时去学生家家访。
卓玛总是准时出现。早上送早餐，中午提醒我吃药，晚上端来热汤。她话不多，但做事细致。我的脏衣服她拿去洗了，晾干了叠好送回来。我备课到深夜，她会轻轻敲门，放下一杯热牛奶。
“早点睡，陈老师。”
“你也是。”
一个月后，我的高原反应基本消失了。我能一口气爬上学校后面的山坡，能喝下整碗酥油茶不皱眉，甚至学会了几个简单的藏语词汇。
“突及其”——谢谢。
“嘎苏徐”——慢慢吃。
“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我教孩子们数学，他们教我藏语。放学后，扎西顿珠和几个男孩带我去河边，教我打水漂。巴桑偷偷塞给我一颗奶糖，说是他阿妈做的。
我也开始了解卓玛更多。她知道学校里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谁家父母外出打工了，谁家奶奶病了。有孩子衣服破了，她拿针线缝好。有孩子没吃早饭，她从自己饭盒里分一半。
“你对他们真好。”有一天我说。
她正在补一个男孩的书包带子，头也没抬：“都是苦孩子，能帮一点是一点。”
“你以后想一直在这里工作吗？”
针线停了一下。“不知道。也许吧。”
“没想过离开？”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是我第一次在她眼里看到一种复杂的东西，像是犹豫，又像是无奈。
“有些地方，离开了就回不去了。”她说，“有些人，也是。”
十月中旬，下了第一场雪。
早上醒来，窗外白茫茫一片。雪不大，薄薄地盖在地上，像撒了一层盐。孩子们在操场上疯跑，打雪仗，笑声传得很远。
课间时，卓玛给我送来一件新的羽绒服。
“这个厚，你穿的那个太薄了。”她说，“我自己做的，可能不太好看，但暖和。”
衣服是藏蓝色的，针脚细密，里面絮着厚厚的棉花。我试了试，确实暖和。
“你自己做的？”
“嗯。冬天长，闲着也是闲着。”她帮我理了理衣领，“合身吗？”
“合身。谢谢。”
她笑了笑，眼角弯起来。我突然发现，她笑起来的时候，左边脸颊有个很浅的酒窝。
那天放学后，雪停了。夕阳从云层里透出来，把雪地染成淡金色。我走出校门，看见卓玛站在路边，手里提着个布袋子。
“去镇上买点东西。”她说，“一起吗？”
“好。”
扎西镇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低矮的店铺。卖百货的，卖蔬菜的，卖肉的，还有一家小饭馆。街上人不多，看见卓玛，都点头打招呼。
“那是德吉阿姨，开杂货店的。那是平措大叔，卖牛肉的。”卓玛一一指给我看，“镇上的人都认识。”
我们在德吉阿姨的店里买了牙膏和肥皂。德吉阿姨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说话嗓门很大。
“卓玛，这是新来的陈老师吧？”她打量着我，“小伙子长得精神。有对象了吗？”
我有点尴尬。卓玛接过话：“德吉阿姨，你别吓着陈老师。”
“问问嘛。”德吉阿姨笑着，“陈老师，我们卓玛可是好姑娘，勤快，心善，长得也俊。”
“阿姨！”卓玛脸红了。
走出店门，我们俩都没说话。雪在脚下咯吱作响。走到镇子尽头，有一座白塔，周围插满了经幡。几个老人正在转塔，手里摇着转经筒。
我们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夕阳快要落山了，天空从金黄变成橘红，再变成深蓝。
“我小时候经常来这儿。”卓玛轻声说，“不开心的时候，就来转塔。转着转着，就觉得好多了。”
“现在还会来吗？”
“偶尔。”她转头看我，“陈老师，你有不开心的时候吗？”
“有。”
“那你怎么做？”
我想了想：“睡觉。或者一个人走走。”
“那在这里，你可以来转塔。”她说，“转三圈，七圈，或者二十一圈。随你。”
回去的路上，天完全黑了。没有路灯，只有各家窗户透出的光。卓玛从布袋里拿出手电筒，照亮前面的路。
“小心，这里有坑。”
我跟着她的步子走。手电筒的光圈在土路上摇晃，我们的影子被拉长又缩短。风很冷，但我穿着她做的羽绒服，一点也不觉得。
快到学校时，她突然说：“陈老师，你觉得这里好吗？”
“好。”我说，“安静，简单。”
“可是很穷，很落后。”
“也有好的地方。”我说，“人好，孩子好，你也好。”
她停下脚步。手电筒的光照在地上，形成一个黄色的圆。
“我……”她张了张嘴，又闭上，“算了，走吧。”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细细的，密密的，落在玻璃上化成水痕。
我想，我是喜欢上她了。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惊讶。好像它早就等在那里，只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让我自己发现。
我喜欢她端早餐时轻手轻脚的样子，喜欢她补衣服时专注的神情，喜欢她哼歌时微微眯起的眼睛。喜欢她说话时柔软的语调，喜欢她笑时那个浅浅的酒窝。
我想起德吉阿姨的话：“我们卓玛可是好姑娘。”
是的，她确实是。
十一月底，学校组织了一次家访。我和卓玛一组，去最远的牧区。
早上七点出发，次仁开车送我们到山口，剩下的路要骑马。这是我第一次骑马，紧张得手心冒汗。卓玛骑得熟练，她帮我调整马镫，教我怎么握缰绳。
“放松，跟着马的节奏。它走你就晃，它停你就停。”
马是棕色的，很温顺。我们沿着山谷慢慢走。两边是枯黄的草场，偶尔能看到黑色的牦牛群，像散落的棋子。天空蓝得没有一丝云，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要去的这家，孩子叫达瓦，五年级，数学不太好。”卓玛说，“他阿爸去年去世了，阿妈身体不好，家里全靠哥哥放牛。”
“他哥哥多大？”
“十六岁。本来该上高中的，但家里供不起，就辍学了。”
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远处的帐篷。黑色的牦牛毛帐篷，冒着淡淡的炊烟。一个少年跑出来，朝我们挥手。
那就是达瓦的哥哥，罗布。他个子很高，肩膀宽厚，脸上是和年龄不相称的沉稳。他帮我们拴好马，掀开帐篷的门帘。
帐篷里很暗，中间的火塘燃着牛粪，发出温暖的红光。达瓦的阿妈坐在火塘边，裹着厚厚的毯子。她看见我们，想要站起来，卓玛赶紧扶住她。
“阿妈啦，您坐着。”
卓玛用藏语和她交谈，我大部分听不懂，只能从表情猜测。阿妈说话时声音很弱，时不时咳嗽。达瓦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搓手指。
我拿出达瓦的数学作业本，指出他的错误。他听得很认真，但眼神里有些茫然。有些概念对他而言，确实太难了。
“没关系，慢慢来。”我说，“以后每周我来一次，单独给你补课。”
达瓦抬起头，眼睛亮了：“真的吗，陈老师？”
“真的。”
卓玛翻译给阿妈听。阿妈双手合十，朝我点头，嘴里念着“突及其，突及其”。
中午，罗布煮了羊肉，还有糌粑。羊肉很香，但煮得有些硬。我学着卓玛的样子，用手撕着吃。阿妈一直劝我们多吃，自己却只吃了一点点。
饭后，卓玛帮阿妈收拾，我教达瓦做作业。罗布坐在旁边听，他认得一些汉字，能看懂简单的算式。
“老师，这个题，为什么要这样算？”他指着应用题。
我解释了一遍。他皱起眉，努力理解的样子，很像达瓦。
“罗布，你想上学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摇头：“家里需要人。”
“可以白天放牛，晚上自学。我可以给你带书。”
他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没时间。冬天要转场，春天要接羔，夏天要剪毛，秋天要储草。一年到头，都忙。”
他说得很平静，没有抱怨，只是陈述事实。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我知道我能做的很少，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下午三点，我们告辞。阿妈让罗布送我们，一直送到山口。分别时，罗布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袋，塞给我。
“老师，这个给你。”
我打开，是一块风干肉。
“我自己做的，路上吃。”他笑了笑，露出白白的牙齿。
回程的路感觉短了些。也许是习惯了骑马，也许是心里装着事。夕阳西下时，我们回到了山口，次仁的车等在那里。
车上，卓玛一直沉默。直到看见学校的灯光，她才开口。
“陈老师，你觉得我们能改变什么吗？”
“一点点吧。”我说，“一点点也好。”
“有时候我觉得，一点点太少了。”她看着窗外飞逝的黑暗，“达瓦可能还是考不上中学，罗布可能一辈子放牛。我们做的，好像没什么用。”
“但至少他们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我说，“这很重要。”
她转过头看我：“你真的这么想？”
“真的。”
她笑了笑，那个浅浅的酒窝又出现了。
“你是个好人，陈老师。”
“你也是。”
那天晚上，我在备课本上写下：改变也许微小，但值得坚持。
写完后，我想了想，又在旁边加了一句：还有，告诉她。
十二月中旬，期末考试结束了。孩子们放假，老师们还要批改试卷，写总结。
五年级数学的成绩比期中进步了。平均分提高了八分，达瓦及格了，虽然只是刚好六十分。我在成绩单上写下评语，尽量多写优点，少写缺点。
批完最后一张试卷，已经是晚上九点。我伸了个懒腰，听见敲门声。
是卓玛。她端着两碗面，热气腾腾的。
“猜你还没吃。”
我们一起吃面。是挂面，加了青菜和鸡蛋，味道很好。吃到一半，我突然放下筷子。
“卓玛，我有话想跟你说。”
她抬起头，筷子上还夹着一根面条。
“我喜欢你。”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说不清。可能是你第一次给我送粥，可能是你教我喝酥油茶，可能是你帮我补衣服。总之，我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
她愣在那里，筷子上的面条掉回碗里。
“陈老师，你……”
“叫我陈岩。”我说，“我叫陈岩，二十七岁，四川人，来扎西镇支教，喜欢上一个叫卓玛的姑娘。就这样。”
她低下头，看着碗里的面。很久，才轻声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是卓玛，扎西镇小学的后勤，会照顾人，会补衣服，会哼好听的歌。”
“不只是这些。”她声音更轻了，“我有过去，有些事……你不了解。”
“那就让我了解。”
她摇头：“有些事，了解了反而不好。”
“我不信。”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微微发抖。“卓玛，看着我。”
她慢慢抬起头，眼睛里已经有泪光。
“我是认真的。”我说，“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是一时冲动，是想了很久的。如果你也喜欢我，我们就一起面对，不管是什么过去。”
眼泪掉下来，落在碗里。她抽出手，捂住脸，肩膀轻轻颤抖。
我等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窗外的风声越来越大。
终于，她放下手，擦了擦眼睛。
“陈岩，”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真的想好了吗？我……我以前是‘觉姆’，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摇摇头：“不明白。但不管意味着什么，我喜欢的是你，不是你的过去。”
她笑了，眼泪又流出来，但这次是笑着的。
“你真是……”她说不下去，只是摇头。
我重新握住她的手，这次她没有躲开。
“那你是答应了？”
她点点头，很轻，但很肯定。
那一刻，我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满满的，热热的。我站起来，想抱她，又觉得唐突，只好又坐下。
她看着我手足无措的样子，破涕为笑。
“傻不傻。”她说。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她告诉我更多关于她的事：七岁被送进寺院，十八岁还俗，在县城打工三年，然后回到扎西镇。
“还俗的时候，所有人都反对。”她说，“阿爸阿妈觉得丢脸，村里人指指点点。我在县城，不敢回家，怕看见他们的眼神。”
“现在呢？”
“现在好多了。”她笑了笑，“时间久了，大家慢慢接受了。但有些事……还是不一样。”
“比如？”
她犹豫了一下：“比如，如果你要娶我，会有一些……规矩。很老的规矩。”
“什么规矩？”
“现在不能说。”她摇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你能接受，我们就继续。如果不能……我也不怪你。”
“我一定能接受。”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像是感动，又像是担忧。
“陈岩，有些事，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那就做给你看。”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握紧了我的手。
那天晚上送她回宿舍时，已经是深夜。没有月亮，只有满天星斗，密密麻麻的，亮得惊人。我抬头看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在老家，也能看见这样的星空。只是后来去了城市，就再也看不到了。
“明天见。”卓玛站在门口。
“明天见。”
我看着她关上门，又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寒风刺骨，但我心里是暖的。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很久都睡不着。脑子里一遍遍回放她说“好”的样子，她流泪的样子，她笑的样子。我想，这就是幸福了吧。
简单，纯粹，像高原的天空。
第二天，我们的关系在学校里传开了。
次仁看见我，表情有些古怪。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陈老师，你跟卓玛……”
“我们在一起了。”我坦然承认。
他叹了口气，抓了抓头发：“陈老师，有些话我得说。卓玛是好人，但她的身份……你知道她以前是觉姆吧？”
“知道。”
“那你知道，觉姆还俗成亲，有很多讲究吗？不是普通的结婚。”
“我知道有规矩，但我不在乎。”
“你现在说不在乎，到时候可能就……”
“次仁主任，”我打断他，“我是认真的。不管什么规矩，我都接受。”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最后摇摇头：“行吧，你自己选的。我只提醒一句，真要办婚礼，记得按老规矩来，别自己乱弄。”
“明白。”
中午吃饭时，索朗校长也找我谈话。他更直接：“陈岩，你是个好老师，卓玛也是个好姑娘。但这件事，你要想清楚。不是我们反对，是有些传统，你们汉族人可能不理解。”
“校长，我会努力理解。”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年轻人啊。既然决定了，那就好好对她。”
“一定。”
那段时间，学校里的气氛有些微妙。有些老师看我的眼神变了，有些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格桑老师，那个五年级的班主任，拉着我的手说：“陈老师，卓玛是个苦孩子，你要好好待她。”
“我会的，格桑老师。”
我和卓玛的相处模式没有太大变化。她还是每天给我送早餐，我还是每天上课备课。只是现在，我们会在没人的地方牵手，会在傍晚一起散步，会在星空下说很久的话。
她告诉我更多关于寺院的事：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念经，冬天没有暖气，手冻得开裂；不能吃肉，不能结婚，不能有世俗的欲望；唯一的娱乐是节日时看跳神，但那也是宗教活动。
“想过逃跑吗？”我问。
“想过。但不知道能逃到哪里去。”她说，“而且那时候小，觉得这就是命。”
“现在呢？”
“现在觉得，命是可以改的。”她看着我，“只要你有勇气。”
十二月底，学校放寒假了。大部分老师回家，只有我和卓玛，还有索朗校长留下值班。
学生都走了，学校突然安静下来。我们有了更多独处的时间。白天，我教她数学，她教我藏文。晚上，我们围着小火炉，她给我讲藏族传说，我给她讲外面的世界。
“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她问。
“上海。大学时去旅游。”
“那是什么样子的？”
“很高的大楼，很多的车，很亮的灯。走在街上，谁也不理你。可热闹了。”
“那你想去看看吗？”
她想了想：“想。但也怕。”
“怕什么？”
“怕去了就不想回来了。”她往炉子里添了块牛粪饼，“这里虽然穷，但简单。外面太复杂，我应付不来。”
除夕那天，我们一起包饺子。面粉是托次仁从县城买来的，馅是羊肉白菜。卓玛不会擀皮，我教她，她学得很认真，但皮总是擀不圆。
“没关系，能吃就行。”我说。
我们包了五十个饺子，煮好，给索朗校长送去一半。校长很高兴，拿出一瓶青稞酒，倒了三杯。
“来，过年了，喝一杯。”
我酒量不好，但那天还是喝了。酒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卓玛只抿了一小口，脸就红了。
窗外开始下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黑暗中静静飘落。远处传来鞭炮声，是镇上的人在庆祝新年。
“又一年了。”索朗校长看着窗外，“我在这学校待了二十年。看着孩子们长大，结婚，生孩子，他们的孩子又来上学。时间真快。”
“校长没想过离开吗？”我问。
“想过。年轻的时候想去拉萨，想去内地看看。”他喝了口酒，“但走了，谁教这些孩子呢？他们总得有人教。”
他拍拍我的肩膀：“陈岩，你是个好老师。孩子们喜欢你，这就够了。其他的，别想太多。”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和卓玛在操场散步。雪已经停了，地上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远处的山影在夜色中模糊不清，只有学校的几盏灯还亮着。
“过了年，我就二十八了。”我说。
“我也二十六了。”卓玛说，“在我们这儿，这个年纪没结婚，算老姑娘了。”
“那你想结婚吗？”
她停下脚步，转头看我：“你想娶我吗？”
“想。”我说，“开春就娶。”
她没说话，只是往前走。我跟上去，握住她的手。
“陈岩，”她轻声说，“如果结婚，得按我们的规矩来。有些事……可能会让你难受。”
“我不怕。”
“我怕。”她停下，看着我，“我怕你到时候受不了，我怕你后悔，我怕你……不要我了。”
她的声音在发抖。我用力抱住她。
“不会的。卓玛，你听着，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不要你。你是我的选择，我选的路，跪着也会走完。”
她在我的羽绒服上蹭掉眼泪：“你说话算数？”
“算数。”
我们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直到手脚都冻僵了。回宿舍前，她突然说：“等开学，我带你去见我阿爸阿妈。”
“好。”
“你得正式提亲。”
“好。”
“他们可能会……不太热情。”
“没关系，我会努力让他们喜欢我。”
她笑了笑，那个浅浅的酒窝又出现了。
“傻子。”
寒假结束，老师们陆续返校。三月初，高原的春天还没来，草还是黄的，风还是冷的，但阳光明显多了起来。
一个周末，卓玛带我去她家。
她家在扎西镇边上，是个独立的院子。房子是土坯的，但收拾得很干净。院墙上挂着干辣椒和玉米，角落里堆着柴火。两只藏獒拴在门口，看见我们，警惕地站起来，但认出卓玛后，又温顺地趴下了。
卓玛的阿爸阿妈在屋里等我们。
她阿爸叫多吉，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脸很瘦，眼神锐利。她阿妈叫央金，看起来温和些，但眉头总是微微皱着。
我按照卓玛教我的礼节，献上哈达，然后是准备好的礼物：两包好茶叶，几块布料，还有两千块钱。
多吉接过哈达，点点头，示意我坐下。
央金端来酥油茶。我们都沉默地喝着茶，气氛有些尴尬。
还是我主动开口：“多吉叔叔，央金阿姨，我今天来，是想正式向你们提亲。我想娶卓玛，想和她过一辈子。请你们同意。”
多吉放下茶碗，看着我：“陈老师，你是汉族人，在西藏支教。你知道卓玛以前是什么人吗？”
“知道。她告诉过我。”
“那你知道，觉姆还俗成婚，有特别的规矩吗？”
“知道。卓玛说过，婚礼会按规矩办。”
多吉和央金对视了一眼。央金叹了口气：“孩子，那些规矩……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汉族人，可能受不了。”
“我能接受。”我说，“只要能和卓玛在一起，什么我都能接受。”
“你现在说得容易。”多吉摇摇头，“真到了那天，可能就不一样了。”
“多吉叔叔，您不信我？”
“不是不信你。”多吉顿了顿，“是有些事，不亲身经历，永远不知道会怎样。”
卓玛坐在旁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央金又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坚持，那……就按老规矩办吧。婚礼那天，你就明白了。”
“如果到时候你觉得不行，”多吉接着说，“我们也不怪你。好聚好散。”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话留到婚礼当天，但为了卓玛，我还是点点头：“好，就按规矩来。”
从卓玛家出来，她一路都没说话。快到学校时，她突然说：“陈岩，要不……算了吧。”
“什么算了？”
“结婚的事。”她声音很轻，“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拉住她，让她面对我：“我不为难。卓玛，你看着我，听我说。我要娶你，不管什么规矩，我都要娶你。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不后悔，你也不准后悔。”
她看着我，眼泪掉下来。
“你真是……”她说不下去，只是摇头。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写教案，次仁敲门进来。
他脸色严肃，在我对面坐下，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陈老师，听说你今天去提亲了？”
“嗯。”
“多吉他们……怎么说？”
“说按老规矩办。”
次仁叹了口气，抓了抓头发：“陈老师，我最后再劝你一次。那个规矩……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你现在退，还来得及。”
“次仁主任，到底是个什么规矩，你能不能说明白？你这样老说半截话，我更难受。”
“我说不明白！”次仁有些烦躁，“非得亲眼看见才知道！我说一百遍，你也不会信！我就一句话，别娶，听不听随你！”
他站起来要走，我拉住他：“次仁大哥，你是为我好，我知道。但这事，我定了。”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行，你定的。以后别怪我没提醒你。”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窗外的风呼呼地吹，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
第二天，我去县城买结婚用的东西。
县城的寺庙在山上，我爬了四十多分钟才到。殿里有个老喇嘛在念经，我等他念完，上前行礼。
“阿克，我想请教点事。”
老喇嘛抬起头，眼睛很亮：“什么事？”
“觉姆还俗结婚，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他打量着我：“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要娶一个还俗的觉姆。”
他沉默了很久，手指捻着念珠：“年轻人，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
“我知道。但我想提前了解，好有个准备。”
他摇摇头：“到成婚那天，你自然知道。现在说太多，只会乱你的心。如果是真心，就把该准备的准备好。情深，才能担得起。”
“阿克，您就不能说清楚点吗？”
“说不了。”他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是你的缘，躲不掉。不是你的缘，求不来。”
我站在寺院的院子里，山风吹得经幡哗哗响。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着光，沉默，庄严，像在看着什么。
回学校的路上，我给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他在北京读研，见识多。
“觉姆？就是藏传佛教的女尼嘛，地位挺高的。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随便问问。她们要是还俗结婚，有什么讲究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各地风俗不一样吧。你是在西藏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就是好奇。”
挂了电话，我心里更乱了。明明就是个宗教身份，为什么在这里就这么复杂？每个人都说有规矩，但每个人都不说是什么规矩。
回到学校，卓玛在等我。她看我脸色不好，担心地问：“怎么了？是不是累了？”
“没有。”我握住她的手，“卓玛，那个规矩……到底是什么？你现在告诉我，我们一起想办法。”
她摇头：“现在不能说。陈岩，你信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那时候你接受不了，我们就……就算了。”
“我不会接受的。”
“别说这么早。”她眼睛红了，“等看到了再说。”
四月初，我们把婚期定在了五一。
消息传开，学校里的气氛更微妙了。有老师恭喜我，但笑容有些勉强。有老师干脆躲着我，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
只有格桑老师拉着我的手，真心实意地说：“陈老师，卓玛是个好姑娘，你们要好好过。”
“谢谢格桑老师。”
婚礼前一周，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次仁的警告，老喇嘛的话，卓玛父母的担忧，还有卓玛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隐约觉得，我要面对的不只是婚礼，而是一场考验。一场关于爱情，关于接受，关于勇气的考验。
婚礼前一天晚上，次仁又来了。这次他喝了酒，眼睛通红。
“陈老师，我……我真的是最后……”他抓着我的肩膀，“那个仪式……太……太那个了……你受不了的！”
“到底是什么仪式？”我扶他坐下，“次仁大哥，你说清楚。”
“我说不清！”他急得直摇头，“到时候会有……会有很多人……你会……哎呀！”他抓着头发，说不下去。
“次仁大哥，你别这样。我既然选了，就不后悔。”
“你会后悔的！”他几乎要哭出来，“白玛……不对，卓玛，卓玛也可怜啊……你们……唉！”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夜没睡。
凌晨三点，有人轻轻敲门。
是卓玛。她脸色苍白，眼睛肿着，一看就是哭过。
“你怎么来了？”我赶紧让她进来。
她抓住我的手，手冰凉：“陈岩，明天……明天不管看到什么，你记住，我是真心对你的。从来没有骗过你。”
我心里一沉：“到底会发生什么？你现在告诉我。”
她摇头，眼泪掉下来：“现在说不出口……太难堪了。你明天一看就知道了。如果你接受不了，我们就……就到此为止。我不怪你。”
“别说傻话。”我抱住她，“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认。我娶的是你，不是那些规矩。”
她在我怀里哭了很久，肩膀一直在抖。我感受到了她的恐惧，但我以为只是婚前紧张。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睡。并排躺着，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亮起来。
婚礼这天，天气好得出奇。
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一丝云都没有。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白得耀眼，近处的草场开始泛绿，春天终于来了。
卓玛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不只是本村的，邻村的也来了，院里院外站得满满的。男人们穿着最好的藏装，女人们戴着昂贵的头饰，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我借了一套藏袍，穿起来不太合身，但勉强能看。卓玛的婚服是特地做的，深红色的缎子，绣着金色的花纹，头上的饰品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她的妆化得很精致，但我能看出来，她眼底的恐惧。
婚礼前半段很正常。
献哈达，敬酒，请喇嘛诵经祝福。每个步骤都井井有条，热闹又庄重。我稍微松了口气，也许没那么可怕。
但慢慢地，气氛变了。
周围人的表情微妙起来。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些探究，多了些同情，甚至有点……兴奋。像是在等什么好戏开场。
次仁站在人群外围，眼睛一直盯着我，表情复杂。卓玛的阿妈坐在角落里，一直在抹眼泪，旁边的人低声劝着。
酒席吃到一半，人群里突然有人低声说：“差不多了，该开始了。”
这话像是个信号。人群开始骚动，大家都往院子中间聚拢，脸上表情各异。
我心里一紧，问旁边的一个大叔：“要开始什么？还有仪式？”
大叔看了我一眼，眼神怪怪的：“接下来是觉姆还俗的仪式。你是新郎，要站中间。”
我还没反应过来，几个上了年纪的阿妈就走了过来。她们态度客气，但不容拒绝，把我和卓玛一起引到了院子正中央。
人群自动围成了一个圈，把我们围在中间。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连说话声都没了。
卓玛低着头，脸色惨白，身体微微发抖。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冷得像冰。
老喇嘛走到我们面前，手里捻着念珠，开始用藏语念经。声音低沉，悠长，在院子里回荡。
我听不懂，只能不安地看着四周。一张张脸正对着我们，目光复杂——期待，好奇，怜悯。
人群最外面，次仁抬手捂住了眼睛。卓玛的阿爸阿妈转过身，背对着院子中央。
经文声停了。老喇嘛看向我，用生硬的汉语说：“年轻人，接下来的环节，你要稳住。这不是闹着玩的。”
我喉咙发紧：“到底是什么仪式？”
他没回答，转身对卓玛说了几句藏语。卓玛猛地颤抖了一下，闭上眼睛，眼泪无声地滑落。
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风吹经幡的声音。
两个老阿妈走到卓玛身边，开始解她婚服的扣子。动作很慢，很郑重。
我以为只是要换衣服，没多想。但当那件华丽的婚服被褪下后，我呼吸一滞——
里面是一件洁白的僧袍。
布料素净，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我整个人僵住了。为什么婚服里面是僧袍？这是什么意思？
人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但很快又压下去。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卓玛身上。
卓玛闭着眼，咬紧了嘴唇，唇色发白。
老喇嘛又开始念经。两个阿妈继续动作，开始解僧袍的系带。她们的手很稳，每个动作都缓慢而刻意。
我的心越收越紧。强烈的不安涌上来。
人群外围，次仁闭着眼，嘴里念着什么。卓玛的阿妈哭出了声。几个村中长老站得笔直，神情凝重。年轻人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
僧袍的最后一道系带被解开了。一个老阿妈捏住衣领，准备把僧袍褪下。
就在这时，卓玛睁开了眼睛。
她直直地看着我，眼神里有歉疚，有恐惧，还有深深的情感。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陈岩，对不起……”
僧袍从她肩头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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