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我的一个世纪》《二十世纪中国重要人物传记》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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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正月初五，北京半步桥监狱。
冬日的阳光透过铁窗洒进牢房，照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身上。她坐在硬板床上，双手紧紧攥着洗得发白的被角。今天是农历庚戌年的正月初五，也是她的七十岁生日。
清晨醒来时，她向同号的狱友们说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狱友们纷纷表达祝福。
中午开饭时，午饭里出现了五六块肉丁，在那个年代的监狱里，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伙食。号子里的几位狱友都举起碗，用这碗有肉丁的荤菜为她祝寿。
她高兴地和大家吃完这顿特殊的生日餐。饭后，她按照惯例在床板上盘腿静坐。
这是她在狱中养成的习惯，通过让大脑放空来获得片刻的平静。长达数年的牢狱生活，已经让她锻炼出了头脑"真空"化的能力。
但这一天，她却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越是努力想让自己平静，就越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她想念着国内外的两代孩子们，担心着女儿夏国瑛和儿子夏大明能否顶得住这次运动的惊涛骇浪，担心七岁的外孙女小琪是否遭遇了不测，担心新婚的儿媳和亲友们的处境。
在这间不足十平米的牢房里，七十岁的董竹君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是她入狱以来第一次哭得如此失控。狱友们见平时坚强的她竟然哭出声来，纷纷上前安慰。
这位白发老人名叫董竹君，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曾经的全国政协委员。她从青楼卖唱女到督军夫人，从离婚独立到女企业家，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
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已经古稀之年的老人，竟然能够走出这座高墙，时隔一年多便完成令人惊叹的人生逆转。
【一】洋泾浜边的童年与青楼岁月
1900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董竹君出生于上海洋泾浜畔的一个贫民窟。
那条不流动的洋泾浜，黑如墨汁，稠如柏油，上面漂浮着各种污物、死猫、死狗，还有麻袋装的婴儿尸体。夏天一到，臭气飘散，蚊虫乱飞，让人难以忍受。
父亲董同庆是江苏南通六甲乡人，长相英俊，为人忠厚善良、耿直自尊，26岁时赴上海谋生，以拉黄包车为生。
母亲姓李，江苏吴县人，贫农家庭出身，性格直爽，待人忠诚，靠给人洗衣度日，终日劳作不息。
董竹君幼名董阿媛，父母叫她阿媛，因样貌秀美，人们又称她为小西施。家住在破旧矮小的平房中，邻居都是各行各业当小工的穷苦百姓。
每天，阿媛都帮着母亲做家务，扫地、擦桌子、添柴烧火、洗刷碗筷，有时还会上街去买粮食和油盐酱醋。傍晚时分，她就会站在门口盼着父亲回来。
虽然生活艰难，父母还是在她6岁时将她送入私塾读书。
父亲常说，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无论如何也要让女儿接受教育，这样一家人的以后才有盼头。阿媛聪明伶俐，天资聪颖，老师也经常赞赏她。
可幸福的生活没有继续多久。1913年，13岁的阿媛父亲突然患上伤寒，不能继续工作，母亲也跟着没了工作。
为了给父亲治病和还债，父亲不得不以300元的价格将她押给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长三堂子，做三年"清倌人"——即卖艺不卖身的歌妓。
阿媛流着眼泪，坐上一顶简陋的轿子去清和坊。
在青楼里，照料她的阿姨孟三宝常常跟她讲起的悲惨遭遇，这使她十分担忧。她决定在逼迫她卖身前，一定要找到一位真心爱她的男子，求得归宿，逃离青楼。
妓女
老鸨
董竹君自小就生得标致，再加上在私塾读过书，身上有着不同于青楼女子的脱俗气质，唱歌又好听，很快就成了红角"小西施"。
慕名而来的大爷、公子们络绎不绝，上门看她的客人越来越多。她心里清楚，卖艺不卖身只是暂时稳住自己的借口，等成人了，青楼一定会逼着自己接客。
1914年，14岁的董竹君遇到了经常来摆花酒、打麻将的"夏爷"。
年方二十六七岁的夏之时是四川籍革命党人，曾任四川副都督、重庆镇抚府总长，后受人排挤被迫辞职，出川后来到上海与革命党人一起谋划活动。
他常以青楼作为掩护，有时穿洋装，很英俊大方，和其他人有所不同。
夏之时对董竹君一见倾心，交谈中发现她读过书，言谈之间颇有见识，便打心眼儿里喜欢。他对董竹君说要她和他结婚，救她出去。
以夏之时的地位与财力，为她赎身易如反掌，但董竹君并未被感情冲昏头脑。她知道彼时自己地位低下，若是被赎走，和一件商品有什么不同。
她对夏之时说，哪天你不高兴了，说我是你拿钱买来的，我该情何以堪，何以与你共处。
两人约法三章：第一，明媒正娶，只做大房，不做小老婆；第二，到日本读书；第三，结婚后，夏之时管理国家大事，董竹君主理家务。夏之时全部答应。
计议已定，两周后，董竹君装病逃出青楼。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在孟三宝的帮助下，趁着和看守酩酊大醉，悄悄翻过长三堂子的墙，钻进一辆黄包车，消失在夜色中。
老鸨
1914年春天，两人在松田洋行举行了新式婚礼。当时袁世凯正悬赏3万银元捉拿夏之时，婚后不久，夏之时便带着15岁的新娘东渡日本。巧的是，在船上她见到了孙中山和宋庆龄。
【二】日本求学与四川生活的裂痕
到达日本后，董阿媛拥有了新的名字——董竹君。按照约定，夏之时送她进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那几年，是董竹君自出生以来最快乐舒心的日子。
在学校里，她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有了新的社交圈。
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和文化，除了白天上课，学习家政、处理家务，还常常读书看报到深夜，眼睛经常是红肿的。老师们都非常喜欢她，赞扬她认真学习、努力用功的精神。
不过，夏之时很怕遭到妻子的背叛。1915年他奉命回四川时，临行前给了董竹君一把枪，说是叫她防贼，若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就用它自杀。
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到日本陪读，用意无非是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大女儿夏国琼出生后，学习时间不够用，幸而雇到一位善良的日本妇女帮助照顾女儿，董竹君才得以用不到四年的时间念完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的全部课程。
求学期间，一家三口在经济方面很紧张。夏之时经常将衣服一件一件拿去典当，有时为了付学费和开支，索性将整只皮箱拿去抵押。
他连买烟的钱也没有时，董竹君就从垃圾簸箕里选些烟头，拆开后，用练习写字的废纸裁条，卷几支给他吸着过瘾。
1917年秋，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后，原想补习法文，前往巴黎留学。但夏之时的父亲病危，她便急急忙忙带着女儿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四川合江县。
回到四川后，董竹君面对的是一个关系错综复杂、思想封建守旧的大家庭。夏家是当地望族，占地约3亩的东胜街大院，大小房屋20多间，是一座四进院。
宅院坐北向南，两扇钉吊着铜丝衔环的黑漆大门，室内摆设豪华别致，红木桌椅、沙发、地毯、古董、油画、字画，四周茂林修竹，绿荫幽幽。
董竹君的出身成为她无法摆脱的标签。她明白送礼只能缓解燃眉之急，要赢得人心还得靠实力。
她决定先买一大批洋货作为见面礼，分给家里的大大小小，上至老人下至小孩，还有家里的伙计丫头，人人都有份。
在夏家的日子里，董竹君对家中长辈恭恭敬敬，对同辈刁难也处处忍让，打理家里的一切。
她每天从早忙到晚任劳任怨，学缝纫、绣花、烧菜、洗衣、招待亲友，教子侄们读书，帮总管上账，样样都做，将夏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无形之中，她成为夏家的当家人之一，地位也因此提升。
1918年，夏之时率领全军及家属去往成都，终于可以脱离封建老家，按照结婚时的愿望组织幸福美满的新家庭，董竹君感到很快乐。
可到了成都，夏之时的军队被迫缴械，解除军职，他为此心灰意冷，思想开始走下坡路。
1919年，由于夏之时在四川派系斗争中错跟了人，被解除了公职。失意的他开始吸食鸦片，脾气越来越坏。在董竹君患肺病避居的三个月里，他从未去看望她。
日本人的侮辱、国内的严峻形势，让董竹君的心情非常复杂。而夏之时从早到晚和人商谈国事，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喜欢她交友，若有人和她多来往几次，就要疑神疑鬼。
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中地位更加尴尬。
婆婆对儿子放出狠话，一个卖唱的只配当个姨太太，你赶紧给我取个正房回来。她还以"低俗出身不能掌家"为由，苦劝夏之时再娶。
大女儿夏国琼出麻疹时，董竹君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40多天，直到女儿完全康复。
夏之时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他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书，但董竹君并不认可。
矛盾在1920年底达到顶点。当时董竹君怀着第三个女儿即将临产，夏之时叫她去打牌，因为晚了几分钟就遭到一番打骂。
婆婆甚至动过"弄死一个女儿"的念头，说自己当年生第二个女儿时就把她淹死了，后来就连生两子。
而曾经喊着"要将女儿培养成巾帼女杰"的夏之时，不但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也开始将"哪个军阀不是三妻四妾的，只有我夏之时就你一个太太"挂在嘴边。
他对生病的大女儿置若罔闻，甚至还因为董竹君照顾孩子，责备妻子为一个女孩耽误家事几十天。
终于，董竹君为夏家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一次等来的不是董竹君的好日子，而是一家人对这个儿子与对四个女儿截然不同的态度。
丈夫的吸毒赌博让夏家日渐凋敝，董竹君四个女儿的教育和前途开始越来越迷茫。
【三】离婚独立与上海滩的艰难创业
在苦闷的心境下，董竹君依然自强不息。她在成都东胜街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帮助女人走向社会，这是成都第一家女子织袜厂。
她经常叮嘱这些女工，好好努力，学会本事，自己若能在经济上独立，要花钱自己有，多么自由，谁也不敢随便欺辱你们。
1926年，董竹君在隔街的桂花巷租房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由父母协助经营。
每天蒙蒙亮，她就起床去公司，站在凳子上讲话，教导车夫们如何对待顾客，如何使车身保持干净，如何在出汗后避免生病。
这家公司的管理学习了国外的一些经验，公司车租低，车子的修理费、车夫的制服费都由公司出钱，车夫得病、受伤，也由公司负担医药费，有时车夫付不出租车费，还可以减免或分期付清。
车夫都愿意拉"飞鹰"的车子，公司的生意很是兴隆。
那时候，夏家的外交内政由董竹君一人负责，她除了处理两个厂子的业务，还要照管家中三餐厨务、清洁卫生、人客来往等，每天忙个不停，晚上才有时间读书看报。
兄弟妯娌、妈妈丫头、厨司轿夫等，一家二三十口人，都能按照她拟定的家庭规章行事，生活颇有条理，又充满朝气。而彼时的夏之时为了进行活动，经常和人鬼混。
1929年春，四川局势混乱，各路军队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设立造币厂，造成币值贬值，百业萧条。董竹君选择关闭了这两家工厂。
同年，董竹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夏之时分居，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前往上海。
夏之时嘲笑她，咱们来个君子协议，我和你暂不离婚，以5年为限，如果你带着女儿5年内在上海滩没有饿死，我就用手掌心煎鱼给你吃。
1929年底，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住在一间三层楼的小屋里。
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但她带着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
最初几年极其艰难。她去得最多的是典当行，变卖家产、跑当铺、向朋友借钱，成了一种常态。欠了几个月的房租付不出，要挨房东骂，受邻居奚落。
即便如此，董竹君也不愿去找有钱的朋友，夏家的亲友也从不往来，她常常想起幼时的家训：人穷志不穷。
一家人加上她的双亲，全靠大女儿夏国琼教人家钢琴维持生计。四个孩子也跟着她饱尝人间的苦难。但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卖衣物度日时，董竹君的决心仍不动摇，她要让女儿们受高等教育。
为了让女儿们建立为人民谋幸福的世界观，董竹君还带她们接近进步人士，去看苏联电影。1931年7月，鲁迅先生在环龙路一所暑期学校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
董竹君明知4个女儿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带着她们去听，并让她们乖乖地坐在最后一排。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
1930年春末，董竹君在二叔的鼓励下，将家产变卖后仅剩800块钱，东拼西凑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
经人指点，她远赴菲律宾，一次就招回了一万元股资。有了这一万块资金，董竹君的纱管厂随即规模翻番，生意渐有起色。
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让日军炸了个片瓦不剩，被迫停工。
董竹君还因收藏宣传革命的传单遭到法租界巡捕的逮捕，后被保释。一夜之间，她又回到了原点。
在她受困于监狱期间，大女儿夏国琼为安全起见，将家搬到了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资敬坊1号。董竹君出狱后，再将家偷偷地搬到辣斐德路（今复兴西路）桃源村。
这一期间董竹君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在寻求翻身的那段时间里，她是个坚硬的女人，为了生活，即便把家里能当的东西全当完了，也从未想过要向命运低头。
1934年，她与夏之时正式离婚。离婚时她只提出了两点要求：其一，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其二，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及情分，培养四个女儿大学毕业。
后来夏之时并没有履行，还强迫她交出孩子，董竹君予以拒绝。
同年，四川军火采购员李崇高得知董竹君离开夏家的事后，钦佩她的为人，敬佩她曾经的经历，从购置枪支的款项中借出2000元给她。
董竹君用这笔钱于1935年3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办了锦江川菜馆，以成都锦江命名。
憭靠自己在四川、日本所获得的经验，董竹君大胆结合东西方以及日本文化，通过改良菜品口味，提升服务风格，锦江川菜馆竟然招徕了众多食客。
她不仅有"豪门烧菜"的手艺，还让锦江变得超凡脱俗。除了改良口味的川菜，还有中西合璧的豪华考究装潢，张大千的丛竹、郭沫若写的条幅，让锦江川菜馆呈现出典雅通融的文化气息。
开门便是满堂红，上海滩青帮、洪帮的头面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这里的常客。1935年，卓别林访问中国时曾在此品尝了香酥鸭子。
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又在法国公园附近的华龙路（后改为雁荡路）开办锦江茶室，并率先公开招聘女服务员，同时作为地下党、左派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活动据点。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住在上海高乃依路捷克人开的公寓里。董竹君担心他的食品安全问题，派锦江川菜馆的职员给他送了一个多月的饭。
夏衍、潘汉年等人士也经常光顾锦江。锦江专设的"特别间"，成为秘密集合会及进步人士活动的重要据点。
在抗战期间，她捐献了大量资金支持抗日，还与《大公报》记者蒋逸霄等人共同创办进步杂志《上海妇女》，但迫于环境压力于1940年停刊，也出版了36期。
1940年，上海局势紧张，董竹君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在菲滞留。
董竹君搭乘的是日本红十字会难民船。所有乘客在底层货仓过着沙丁鱼似的生活，热得透不过气，臭气熏天，进出都在别人身上踩来踩去。
为了能够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体，董竹君选择别人不愿做的倒垃圾、洗碗碟、收拾台桌这些工作。货仓内空气不流通，传染病很快蔓延开来，病倒的人还未断气就被抛入大海，葬身鱼腹。
没多久，董竹君也支持不住了，上吐下泻，一天里要去厕所很多次。为了避免在别人身上踩来踩去，她就干脆睡在通道旁边，又鼓起勇气用日语请求日本医生为自己医治，才避免葬身大海。
1945年初，董竹君乘难民船返沪。
到了日本，又被困九州。为了尽快回到中国，她穿着已经肮脏不堪的单薄衣服，裹着羊毛毯，踏着厚厚的积雪，像闯关那样一步一步走去多个部门申请回国签证。
在险渡朝鲜海峡时，董竹君患上了气管炎，但无论如何总算踏上了祖国的大地。
回到上海后，锦江两店已被代理人弄得面目全非。董竹君战战兢兢，见机行事，方才化险为夷。同年夏初，她在上海马浪路（现马当路）377号为地下党开办秘密印刷所。
她让地下党员任百尊出面买下永业印刷所，秘密经营。永业印刷所及后来创办的协森（尊记）印务局、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印刷了许多进步书刊和文献。
1949年春末，董竹君按照指示，护送一批青年去淮阴解放区。她利用和杨虎的关系成功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为营救张澜、罗隆基立下头功。
上海解放后，她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指令，以锦江两店人员为班底，创立了锦江饭店。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合并为锦江饭店，搬进了茂名南路英国籍犹太人沙逊的高档产业华懋公寓。
1951年6月9日，锦江饭店正式挂牌，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
董竹君将自己含辛茹苦十六年所赚得的十五万美元全部奉献给了国家，还交出了自己的花园住宅，她只保留了郭沫若书写的《沁园春》词和一套文房四宝。她出任董事长，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67年5月12日，董竹君在北京家中拍了几张照片。数日后的深秋某天，一群人突然冲进她的家。他们诬蔑董竹君是两面派、特务、国家间谍、反动分子，要将她押去公安部。
董竹君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洗脸用具也没让带，就被他们带走了。67岁的她被先后关押在秦城监狱、功德林监狱，最后转到半步桥监狱。整整五年的牢狱生活开始了。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董竹君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68岁的她还遭受过暴打，甚至一度被打得昏死过去，进了太平间。半年时间头发全白，体重急剧下降，每天早上一摸头就是掉下来的一把头发。
在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刻，董竹君想起了早年在上海听鲁迅演讲时的那句话。就是这句话，成为她在狱中每日默念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她在濒临崩溃时一次次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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