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这是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母亲声音发颤。
姐妹俩远嫁他乡，日子过得安稳富足，丈夫体贴，孩子可爱。
但五年来，心底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
这次回娘家，她们终于哭着掏出了那份准备了多年的文件袋。
袋子里装的，究竟是难言的苦衷，还是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平壤的冬夜，冷得刺骨。
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咝咝声，但老旧公寓的窗户依然漏风。慧珍和慧琳姐妹俩坐在母亲家的地板上，面前的小矮桌上摆着两杯已经凉透的大麦茶。
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碟打糕，看见两个女儿红肿的眼睛，手抖了一下。
“出什么事了？”母亲把碟子放下，声音发紧，“在那边受委屈了？”
慧珍握住妹妹的手，指甲掐进了掌心。慧琳低着头，眼泪滴在膝盖上，洇深了藏蓝色裤子的布料。
“妈，”慧珍开口，声音沙哑，“我们在吉林这五年，过得……挺好的。”
“那哭什么？”母亲在她们对面坐下，皱纹很深的眼睛盯着她们，“金家两兄弟对你们不好？还是那边的人欺负你们是外来的？”
慧琳摇摇头，抬起脸。她和姐姐长着几乎一样的细长眼睛，薄薄的双眼皮，只是左眉梢多一颗浅痣。此刻那双眼里全是泪。
“妈，中国哪都好，真的。”慧琳说，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就是有一点，我们实在接受不了……”
她说不下去了，肩膀开始颤抖。
母亲急了，伸手去擦小女儿的眼泪：“什么事？你们倒是说啊！”
慧珍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太深，胸口都疼。她打开随身背了五年的旧挎包，从内层抽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放在矮桌上。
文件袋很平整，边角磨得发白。
母亲盯着它看了几秒，才伸出手。手指触到纸面的瞬间，她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
五年前，平壤的春天来得晚。
三月底了，大同江边的柳树才刚冒出一点黄绿芽尖。慧珍和慧琳那时候二十一岁，住在平壤边缘的统军亭区域。父亲早年是机械厂的技工，在一次设备检修时从高处摔下来，伤了脊椎，在床上躺了两年还是走了。那年姐妹俩十岁。
母亲在国营商店做售货员，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不到两百块。两个女儿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慧珍进了纺织厂，慧琳在街角一家小餐馆打杂。
日子紧巴巴的，但还能过。
改变是从表姑的出现开始的。
表姑叫顺玉，比母亲小五岁，早年嫁到了中国延边。丈夫去世后，她开始做中间人，介绍朝鲜姑娘嫁到中国。这在边境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表姑是亲戚，母亲一开始没往那方面想。
“姐，你这俩闺女，放在平壤都是拔尖的。”顺玉第一次上门就说，眼睛在姐妹俩身上扫来扫去，“在纺织厂能有什么出息？一个月挣那点钱，还不够买件像样衣服。”
母亲正在择野菜，头也不抬：“顺玉，你别打她们主意。”
“我怎么是打主意？”顺玉挨着母亲坐下，压低声音，“我是为她们好。中国那边，条件好的男人多的是。只要愿意嫁过去，彩礼能给这个数——”
她伸出三根手指。
母亲手里的野菜掉进盆里：“三百？”
“三千！”顺玉说，“人民币！而且到了那边，吃穿不愁，住楼房，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不比在这儿强？”
“那是卖女儿。”母亲声音硬邦邦的。
“什么卖不卖的，多难听。”顺玉啧了一声，“是正经结婚，领证，过日子的。我介绍的都是老实人，有正经工作，不会欺负人。再说了，嫁过去又不是不能回来，现在边境往来比以前方便多了。”
母亲没接话，把盆端进了厨房。
但那晚，慧珍听见母亲在里屋翻身，翻了一夜。
真正让事情发生转变的，是纺织厂的一次事故。
四月初，厂里一台老式纺纱机故障，飞出的零件打中了慧珍的左手小指。骨头没断，但指甲掀掉了一半，缝了七针。
车间主任给了三天假，说医药费厂里承担，但这个月奖金没了。
慧珍用纱布包着手回家，慧琳看见就哭了。
“姐，疼不疼？”
“不疼。”慧珍说，但脸色是白的。
那天晚上，表姑又来了，带了一袋苹果。看见慧珍的手，她叹气：“看看，这要是留了疤多可惜。姑娘家家的手，得多爱惜。”
母亲不说话，给表姑倒了杯水。
表姑这次没直接提嫁人的事，她讲起了自己在延边的生活：八十平米的楼房，二十四小时热水，超市里什么都有，周末还能开车去长白山玩。
“那边工资也高。”表姑说，“我认识一个姑娘，嫁过去之后在超市收银，一个月两千多，自己花不完，还经常给娘家寄钱。”
慧琳小声问：“寄钱能收到吗？”
“能啊，现在有办法。”表姑眨眨眼，“不多寄，一次三五百，慢慢来。”
母亲还是不说话。
表姑走后，慧珍把母亲叫到里屋。
“妈，我想去。”她说。
母亲猛地抬头：“慧珍，你——”
“您听我说完。”慧珍按住母亲的手，那只没受伤的手很凉，“我在厂里，一个月挣的钱，买不起一件好外套。慧琳在餐馆，手上全是冻疮。我们年轻，还能熬，可您呢？您腰疼多少年了，冬天疼得睡不着，却连盒好点的膏药都舍不得买。”
母亲张了张嘴，没出声。
“表姑说了，可以先去看看。要是那边不好，我们随时回来。”慧珍的声音很稳，稳得不像个二十一岁的姑娘，“我和慧琳一起去，互相照应。要是那边真的好，我们站稳脚跟，就把您接过去。要是假的，我们就回来，最多白跑一趟。”
“可是……”母亲的声音哽咽了，“万一那边是骗人的，把你们卖了怎么办？”
“表姑是亲戚。”慧珍说，“而且我们也不傻，会看人。”
母亲看着大女儿，看了很久。慧珍长得很像她年轻时候，但眼神比她当年狠。那种狠不是凶，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敢去要。
“慧琳呢？”母亲问。
“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慧琳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脸上还有泪痕，但语气坚定。
母亲捂住脸，肩膀开始抖。
慧珍抱住母亲，慧琳也过来，三个人抱成一团。
“妈，”慧珍在母亲耳边说，“信我一次。”
嫁的是吉林延边一个县级市的两兄弟。
哥哥叫金成浩，三十一岁，在汽车配件厂当质检员。弟弟叫金成哲，二十九岁，在同一个厂做仓库管理。两兄弟是堂兄弟，父母都不在了，各自有一套六十多平米的老房子。
第一次见面是在市里的一家朝鲜族饭馆。
慧珍和慧琳穿着从表姑那里借来的好衣服——米色毛衣配深色长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家兄弟都穿着新买的夹克，坐在包厢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表姑做翻译，气氛勉强算融洽。
“成浩，给慧珍夹菜。成哲，你也别愣着。”表姑指挥着。
金成浩笨拙地用公筷夹了一块烤肉，放到慧珍碗里。手有点抖。
“谢谢。”慧珍用生硬的中文说。
“不客气。”金成浩的中文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沉默。
慧琳忍不住笑了，很轻的一声。金成哲也跟着笑，挠了挠后脑勺：“我们不太会说话，你们别介意。”
“没关系。”慧琳说，“我们也不太会说中国话。”
那顿饭吃了快两个小时。开始大家都拘谨，后来慢慢放松了。金成浩告诉慧珍，他除了上班，还喜欢钓鱼。周末有时候会去城边的水库，一坐就是半天。
“钓得到吗？”慧珍问。
“有时候能钓到，有时候空手回来。”金成浩老实说，“但我喜欢那儿，安静。”
慧珍点点头。她也喜欢安静。
另一边，金成哲问慧琳：“你们平壤，有什么好吃的？”
“冷面，打糕，泡菜……”慧琳数着，“还有酱汤，很好喝。”
“你会做吗？”
“会啊，我妈教过我。”
“那我以后有口福了。”金成哲笑得很开心。
临走时，金成浩送慧珍到饭馆门口。初春的延边还很冷，他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取下来，递给慧珍。
“你戴着吧，别感冒了。”他说。
慧珍接过来，围巾还带着体温。
“我会对你好的。”金成浩又说，声音很低，但很认真。
慧珍看着他，点了点头：“我相信。”
一个月后，两对新人去民政局领了证。表姑帮忙办了手续，婚礼很简单，就在金家兄弟的房子里摆了两桌，请了厂里几个关系好的工友。
那天晚上，慧珍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身边男人均匀的呼吸，心想：这就是我的新生活了。
婚后的日子，比慧珍想象的好。
首先是住。金成浩的房子虽然老旧，但收拾得干净。两室一厅，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暖气很足。慧珍第一次用热水器时，站在淋浴下面冲了快半个小时。在平壤，冬天洗澡要去公共澡堂，一周一次，还得排队。
“水费贵吗？”她问金成浩。
“不贵，你别省着用。”金成浩说，“冬天就得洗热水澡，不然容易感冒。”
其次是吃。金成浩工资不高，但吃饭从不凑合。冰箱里总有肉有菜，米面油都是买好的。他下班早的话，会先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菜回来做。
“慧珍，今天想吃啥？”他总这么问。
“随便。”
“没有随便，你说一个。”
“那……鱼？”
“行，我去买条鲤鱼，做红烧鲤鱼。”
金成浩做的红烧鲤鱼确实好吃，鱼肉嫩，汤汁浓，慧珍能吃两碗饭。有一次她吃得急，鱼刺卡了嗓子，金成浩急得团团转，又是倒醋又是拍背，最后骑电动车带她去诊所，让医生用镊子取出来的。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从诊所回来，金成浩说，“以后吃鱼我给你挑刺。”
慧珍鼻子发酸。从小到大，除了母亲，没人给她挑过鱼刺。
慧琳那边情况差不多。金成哲爱做饭，而且喜欢尝试新花样。他从网上学做韩式炸鸡、泡菜饼，甚至尝试做过石锅拌饭，虽然第一次做糊了锅底。
“失败是成功之母。”金成哲一边刷锅一边说，“下次肯定成功。”
慧琳在旁边笑。她喜欢金成哲这种性格，乐观，不较真。
三个月后，慧珍提出想找工作。
“在家呆着太闷了。”她说，“我想出去做点事，也能挣钱。”
金成浩想了想，点头：“行，我问问厂里招不招临时工。”
汽车配件厂不要女工，但厂区门口的小超市在招收银员。老板是朝鲜族人，会朝语，听说慧珍是从朝鲜来的，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试用期一个月，工资一千八，转正两千二。”老板说，“一天八小时，一周休一天。”
慧珍答应了。她在纺织厂一个月挣的钱，折合人民币不到三百。两千二，是她以前不敢想的数字。
上班第一天，金成浩骑车送她。超市离家属区不远，骑车十分钟。
“下午我来接你。”金成浩说。
“不用，我自己能回。”
“天冷了，路滑，我来接。”
慧珍没再坚持。她走进超市，换上统一的工作服——红色马甲，站在收银台后面。老板教她用收银机，扫码，收钱，找零。
第一天很紧张，算错了两笔账，自己贴了十几块钱。晚上回家，金成浩听说后，从钱包里掏出钱给她。
“这不行，是我自己错的。”慧珍不要。
“你第一天上班，出错正常。”金成浩把钱塞进她口袋，“就当交学费了。”
慧琳也在附近一家饺子馆找到了工作，包饺子，一个月一千五。姐妹俩第一次领工资那天，一起去银行开了账户。慧珍往母亲那边寄了五百块，通过表姑的渠道。
“妈收到会高兴的。”慧琳说。
“嗯。”慧珍看着汇款单，心里踏实了一些。
婚后第二年春天，慧珍怀孕了。
金成浩知道后，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在屋里转圈，转了好几圈，才停下来，问：“真的？”
“真的，试纸两道杠。”慧珍说。
金成浩蹲下来，把耳朵贴在她肚子上：“能听见吗？”
“才两个月，听不见。”慧珍笑。
从那天起，金成浩更忙了。早上提前半小时起床，做早饭，准备午饭便当。下班准时回家，买菜做饭，饭后陪慧珍散步。周末去母婴店看婴儿床、推车、衣服。
“太早了，还有七个月呢。”慧珍说。
“不早，得提前准备。”金成浩很认真，“我上网查了，得买纯棉的衣服，对小孩皮肤好。”
预产期在十一月。十月下旬，延边下了第一场雪。金成浩请了陪产假，每天陪慧珍去医院做检查。十一月五号凌晨，慧珍开始阵痛，金成浩用电动车推着她去医院——出租车叫不到，下雪天车少。
到医院时，慧珍已经疼得脸色发白。金成浩握着她的手，手心里全是汗。
“别怕，我在。”他说。
进产房前，慧珍看见金成浩眼睛红了。
生产过程很顺利，三个小时后，女儿出生了，六斤四两，哭声洪亮。护士把孩子抱出来时，金成浩手都在抖。
“是女儿。”护士说。
“好，女儿好。”金成浩接过孩子，小心翼翼，像捧着什么易碎品。他看了很久，然后抬头看慧珍，眼泪掉下来。
“辛苦了。”他说。
慧珍躺在推床上，累得说不出话，但心里是满的。
孩子取名金雪儿，因为出生在下雪天。
第二年，慧琳也生了，是个儿子，取名金志浩。
两个孩子相差一岁，成了玩伴。雪儿文静，志浩调皮，但感情很好。慧珍和慧琳经常带着孩子一起玩，去公园，去超市，去儿童乐园。
“姐，咱们这样，算是在这儿扎根了吧？”有一次，慧琳问。
慧珍看着在沙坑里玩的两个孩子，点点头：“算。”
时间过得快，转眼就是五年。
五年里，慧珍和慧琳的变化很大。她们的中文已经说得很流利，带点东北口音。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微信、淘宝、抖音都会用。慧珍还考了驾照，虽然还没买车，但金成浩答应等明年攒够钱就买。
雪儿五岁，上幼儿园中班。志浩四岁，上小班。两个孩子都是双语环境，朝语和中文都会说。
金成浩升了小组长，工资涨到五千多。金成哲还在仓库，但考了叉车证，工资也有四千。两家的日子谈不上富裕，但安稳，踏实。
慧珍和慧琳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慧珍现在是超市的领班，工资涨到三千。慧琳在饺子馆成了主力，一个月能挣两千五。姐妹俩每个月都会往平壤寄钱，有时五百，有时八百。母亲总说别寄了，她们不听。
“妈，您拿着买点好吃的，买件新衣服。”慧珍在电话里说。
“我什么都不缺。”母亲说，“你们自己留着，养孩子花钱。”
“我们有，您别操心。”
五年间，母亲来过一次中国。那是三年前，表姑帮忙办的探亲手续。母亲在延边住了两个月，看了女儿们的生活，走的时候说：“我放心了。”
但慧珍知道，母亲其实不放心。每次通话，她都会问：“他们对你好吗？真的好吗？没受委屈吧？”
“真的很好，妈。”慧珍每次都这么回答。
是真的好。金成浩脾气好，从不大声说话。工资卡早就交给慧珍管，自己留点零花钱。家务活抢着干，说慧珍上班累，多歇歇。雪儿出生后，夜里喂奶换尿布，只要他在家，都是他起来。
有一次慧珍感冒发烧，金成浩请了两天假在家照顾。端水递药，熬粥喂饭，晚上睡在客厅沙发，隔两小时进来量一次体温。
“你睡吧，我没事。”慧珍说。
“你睡你的，我看着。”金成浩说。
那两天，慧珍看着他忙前忙后的背影，想起父亲。父亲还在的时候，也是这样照顾生病的母亲。她想，自己大概真的嫁对人了。
今年一月，母亲打来电话，说腰疼犯了。
“老毛病，没事。”母亲在电话那头说，“就是……想你们了。”
慧珍握着手机，站在超市的储物间里，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五年了。母亲来过一次，她们一次都没回去过。开始是没钱，后来是有孩子，再后来是各种手续麻烦。一年拖一年，拖到现在。
“妈，我们回去看您。”慧珍说。
“不用不用，你们忙，我就是随口一说。”
“我们回去。”慧珍很坚持，“您等着。”
晚上回家，她和金成浩商量。金成浩正在厨房炒菜，锅铲停了一下。
“行，我请假。”他说。
“请假要扣钱，而且孩子……”
“钱能再挣，妈只有一个。”金成浩关了火，转过身，“孩子带着，一起去。雪儿也该见见姥姥了。”
慧珍走过去，抱住他。金成浩身上有油烟味，但很温暖。
“谢谢。”她说。
“谢什么，你妈就是我妈。”金成浩拍拍她的背。
慧琳那边也很顺利。金成哲听说后，立刻说：“去啊，必须去。咱们全家一起去，热闹。”
手续办了两个月。探亲签证，孩子的旅行证，各种证明。表姑帮忙跑了不少腿，三月底，终于办下来了。
出发前一天晚上，慧珍收拾行李。金成浩在客厅陪雪儿看电视。
“爸爸，姥姥家什么样？”雪儿问。
“姥姥家啊，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金成浩说，“但姥姥人很好，会给你做好吃的。”
“有玩具吗？”
“姥姥会给你买。”
慧珍在卧室听着，眼睛又湿了。她打开衣柜最下面的抽屉，取出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放进背包内层。
那是她准备了两年多的东西。
从延边到平壤，路上花了三天。
先坐火车到丹东，再从丹东过境，换乘朝鲜的火车。雪儿和志浩第一次出远门，兴奋又紧张，一路上问个不停。
“妈妈，那是朝鲜吗？”过鸭绿江时，雪儿指着窗外问。
“是，妈妈的老家。”慧珍说。
火车进入朝鲜境内，窗外的景色变了。楼房变矮了，田野更开阔，偶尔能看见牛车。慧琳靠着车窗，一动不动地看着。
“五年了。”她轻声说。
慧珍握住她的手。
到平壤时是下午。站台上人很多，母亲站在出口处，踮着脚张望。慧珍一眼就看见了她——头发全白了，背有些驼，穿着五年前那件深灰色外套。
“妈！”慧珍喊了一声。
母亲转过头，看见她们，愣了几秒，然后快步走过来。走得急了，差点绊倒。
“慢点！”慧珍赶紧上前扶住。
母亲抓住她的手，抓得很紧，眼睛在她们脸上来回看，又去看两个孩子，眼泪不停地流。
“回来了，回来了……”她念叨着。
“姥姥好。”雪儿怯生生地说。
“好，好。”母亲蹲下来，摸摸雪儿的脸，又摸摸志浩，“都这么大了，上次见还是小不点。”
一家人坐上公交车回家。车上人不多，母亲一直拉着两个女儿的手，不说话，只是看着她们。
家还是那个家，四十平米的老公寓，家具没变，只是更旧了。墙上挂着父亲的照片，擦得很干净。
“家里小，你们将就住。”母亲说。
“不小，挺好的。”慧珍说。
晚上吃的是冷面，母亲亲手做的，汤是牛肉熬的，面很筋道。还有泡菜、煎豆腐、酱土豆，摆了一桌子。
“妈，您别忙了，够了。”慧琳说。
“不够，你们多吃点。”母亲不停地给她们夹菜，“在中国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冷面吧？”
“吃得到，但没您做的好吃。”慧珍说。
母亲笑了，皱纹都舒展开。
吃完饭，两个孩子累了，母亲把里屋让出来，铺了被褥让她们睡。金成浩和金成哲在客厅打地铺，慧珍和慧琳陪母亲说话。
说到很晚。
在平壤的七天，是五年来最踏实的七天。
慧珍和慧琳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陪母亲。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像小时候一样。母亲带她们去商店，给两个孩子买衣服，买玩具，买零食。
“别买了，妈，太贵了。”慧珍拦着。
“不贵，姥姥给外孙买东西，应该的。”母亲坚持。
金成浩和金成哲语言不通，但手脚勤快。修好了漏水的龙头，换了坏掉的灯泡，还把厨房的墙面重新粉刷了一遍。
“这两个孩子，实在。”母亲私下对慧珍说。
“嗯，他们人好。”慧珍说。
七天过得很快。临走前一天晚上，母亲做了更多菜，摆了满满一桌。吃饭时，气氛有些沉闷。
“明天几点的车？”母亲问。
“上午十点。”慧珍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母亲点点头，给雪儿夹了块肉：“雪儿，以后要常来看姥姥。”
“好。”雪儿乖巧地说。
吃完饭，母亲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
“这个你们拿着。”她说。
慧珍打开，里面是钱。一叠人民币，一叠朝鲜币。
“妈，您这是干什么？”慧珍急了，“我们有钱，您自己留着。”
“你们有是你们的，这是妈的心意。”母亲按住她的手，“妈老了，花不了多少钱。你们在外头，手里得有点积蓄，万一……”
“没有万一。”慧珍打断她，“妈，我们过得很好，真的。”
“我知道。”母亲看着她，“但我得给你们留点。当年你们嫁过去，彩礼钱我都存着，一分没动。现在加上这些年你们寄回来的，都在这儿了。”
慧珍看着那包钱，眼泪涌上来。她知道母亲有多省，冬天舍不得烧太多煤，夏天舍不得开风扇，衣服穿到发白还在穿。可这些钱，她一分都没动。
“妈……”慧珍的声音开始抖。
“拿着。”母亲语气坚决。
慧珍没接钱，她转过身，从背包里取出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手在抖，文件袋差点掉地上。
“妈，我们也有东西要给您。”她把文件袋放在桌上，推过去。
母亲看了看文件袋，又看了看她，慢慢打开。
然而，当母亲看清楚那样东西时，她的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的身体瞬间就像如坠冰窟般的颤抖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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