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的主流叙事里，司马懿一直是个反派。在与诸葛亮的对决中，他更被普遍认定“落于下风”。
不少人认为他能力不及诸葛亮，畏惧对方而不敢正面交战，不过是凭借更长的寿命“熬死”了诸葛亮，才侥幸赢得最终胜利。
这一方面是因为诸葛亮六出祁山，自带“忠义悲壮”的历史光环。另一方面，大众普遍觉得，闭门坚守、避而不战，本身就是“畏敌怯战”。
可跳出这种固有认知就会发现，司马懿的闭门坚守，从来不是畏敌，反而是克敌制胜的核心关键 —— 不费一兵一卒，就硬生生耗死了诸葛亮的北伐大军。
诸葛亮北伐，最大的软肋从不是兵力，而是后勤——从汉中翻秦岭，祁山古道、褒斜道全是悬崖峭壁，运粮难度极大，堪称后勤噩梦。
《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里写得明明白白，蜀军好几次都是“粮尽退军”，哪怕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也只能解燃眉之急。有史料估算，蜀军每运一石粮到前线，路上就要耗掉几十石，这损耗换谁都扛不住。
再看司马懿，守的是关中平原——这里是曹魏核心产粮区，《三国志·武帝纪》曾记载曹操在此“屯田积谷”，早已建成稳固的后勤基地，粮草管够、运输方便，完全能以逸待劳。
更关键的是两人的目标根本不同。诸葛亮要“速战速决”，蜀军从汉中出发，千里奔袭，士兵疲敝且粮草转运艰难，急于通过决战打开局面，核心原因就是耗不起。
司马懿则精准拿捏这一点，奉行“拖字诀”，不与蜀军正面硬刚，就盯着对方的后勤短板，把蜀军粮草耗光、士气磨没，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赢。时间，本就是司马懿最硬的底气。
五丈原的对峙，就是这场“拖字诀”的终极落地。公元234年，诸葛亮亲率十万大军发动最后一次北伐，还特意联合东吴同时出兵，试图让曹魏两线受敌，逼司马懿不得不战。他率军进驻五丈原后，一边屯田练兵，一边频繁派使者叫阵，一门心思想逼司马懿决战。
为了激他出兵，诸葛亮用尽了办法，先派使者天天在营前叫骂，甚至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和首饰过去，明着羞辱他“躲在营里不敢出战，和女人没两样”。
换个暴脾气的主帅，可能早就被激怒领兵冲出去了，但司马懿偏不接招，反而稳住军心，严令将士不得妄动。
与此同时，他派细作持续盯紧蜀军动向，发现诸葛亮每天仅食数升米，却要亲自处理军中大小事务，从公文批阅到士兵训练无一不亲力亲为。司马懿当即断定：“诸葛亮活不了多久了。”
果然，这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蜀军没了主心骨，只能由杨仪率领仓促撤军，诸葛亮一辈子心心念念的北伐大业，终究成了泡影。
后世总爱歌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忽略了司马懿的战略智慧。没人否认诸葛亮的蜀军能打，早期的“无当飞军”，山地作战堪称精锐。但战争的本质不是“打得热血”，而是“赢的划算”。如果司马懿被情绪冲昏头，领兵出去硬刚，就算打赢了，魏军也得死伤惨重。
往更深一层想，当时曹魏是两线作战，不仅要在西线抵御蜀军，还要在东线防备东吴。如果西线魏军在与蜀军的硬战中折损太多，东线防御必然空虚，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而司马懿的“防守耗敌”，看似被动，实则把主动权攥得死死的。不与蜀军精锐正面交锋，就避开了对方的作战优势，不用流血牺牲，就能静待蜀军因粮尽或士气崩溃而不战自溃。这样既守住了关中要地，又保全了魏军主力，还能兼顾东线防御，一举多得。这不是怯懦，而是看透敌我优劣、兼顾全局后的清醒算计。
《孙子兵法》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思是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敌人露出破绽。司马懿的‘坚守不战’，正是对这一兵法智慧的完美践行 。他之所以被低估，不过是被“尊刘贬曹”的传统叙事带偏了，受固有印象影响，把“坚守”当成了“怯懦”，却忘了战争的终极目标从不是追求热血悲壮，而是以最小代价达成目的。
一场长达数年的对峙，司马懿不仅守住了曹魏的西线疆土，更悄悄积累了自己的军政资本，为后来司马氏的崛起埋下伏笔。这份眼光和隐忍，远比战场上的冲锋陷阵更显高明，也更值得后人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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