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亟须对新时代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科技创新、传播格局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作出积极回应。身处数智化浪潮，长篇小说的地域书写不再仅是故事展开的背景板，而是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叙事方法与架构，将“地方性知识”淬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故事”，深度参与到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诠释之中。在近期举办的第二届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上，来自全国各高校、鲁迅文学院、文学期刊的专家、学者及文学研究者，围绕地域书写的本质价值、实践形态、现实困境等关键问题展开研讨，为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的深化提供思想资源。
——编者
地域书写更是一个流动的跨界概念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长篇小说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息，具备描绘现实、建构历史、发展叙事的独特能力。长篇小说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学创作实力的重要标志，对文化传承、阅读引领与审美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继续保持旺盛的创造力。“50后”“60后”作家持续推出重要作品，“70后”作家展现出稳定的创作实力，“80后”“90后”作家则不断以崭新的表达方式参与文学现场，网络文学作家也在拓展叙事边界、丰富文学表达。多代作家在同一文学场域中相互映照、彼此激励，形成了活力充沛、格局多元的创作景观。他们的作品既关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也体现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既触及城乡现实，也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对时代、历史、命运、人性进行持续而深刻的思考。
长篇小说记录广阔时代，深入挖掘人性，其漫长的创作过程是对作家功力和毅力的试金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准的核心标尺。作为检验国家文学实力的核心载体，长篇小说近年来呈现多代作家同台发力、题材多元拓展的繁荣态势，但创作短板与研究盲区仍需正视，亟需从四重维度深化推进。
一是要加大对新时代长篇小说特别是“两个计划”长篇小说入选作品的研究，克服对主旋律、主题创作和现实题材创作的误解，切实对长篇小说面临的艺术问题进行研究；二是要加强长篇小说文体及理论思潮研究，对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小说中的表现有专业的辨析；三是对长篇小说的艺术经验进行及时总结，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经典化作贡献；四是对网络文学等新的艺术可能性进行敏锐跟踪。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既需要创作层面的精品意识，更依赖研究层面的学理支撑。唯有聚焦核心问题、深化学术探索，才能推动当代文学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文学力量。
郭艳（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个深刻的变化：地域性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点缀，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核心的叙事方法与意义生成的机制。这一转变超越了早期“寻根文学”的范式。在全球与后全球化的语境中，地域书写已成为中国作家理解、诠释并批判性反思现代性经验的重要路径。近三十年的关键进展在于，地域从被描述、被观看的“对象”，转向了主动参与建构意义的“主体”。这既体现为作家的创作自觉——如在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笔下，故乡不再是简单的回忆对象，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抵御文化同质化、思考民族身份的精神根据地；也体现为书写深度的掘进——地域不再局限于独特的风俗景观，更深入到特定空间所孕育的认知方式、情感结构与世界观。通过对不同地域应对现代性冲击的差异化经验的呈现，中国作家贡献了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
具体而言，东北与江南的叙事，代表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美学体系。东北叙事根植于其厚重的工业历史与转型阵痛，文本结构常呈现出如工业废墟般的断裂感与拼贴性，这本身即是对线性历史进程的隐喻性质疑。相比之下，江南叙事则承袭了千年文人传统与市井商业文明，发展出一种精致、内敛、富于思辨的美学。然而，这两种成熟的叙事模式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与挑战。东北叙事存在“内卷化”的风险，工厂废墟、下岗创伤等高度符号化的主题易陷入悲情主义的自我重复。江南叙事则可能因对细节与韵味的极致追求而陷入“精致的茧房”，在精雕细琢中钝化了把握更粗粝、剧烈社会变革的能力，并有以美学化叙述消解历史内在冲突张力的倾向。此外，地域特色在传播中易被简化为可消费的文化符号，从而削弱其思想的深刻性与批判性，这也是需要警惕的普遍问题。
展望未来，地域书写或许可以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深化：一是挖掘地域的哲学维度，使其不仅作为故事场景，更能成为独特认知框架与价值观念的来源，为反思现代性根本问题提供思想资源；二是强化其内在的批判性，避免沉溺于风情展示或文化乡愁，保持对地域内部复杂矛盾与权力结构的敏锐洞察；三是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建立对话，自觉将中国的地域经验置于全球现代性的视野中考察，使其成为世界文学图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哲贵（《江南》杂志主编）：地域书写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多元样态。第一种如作家叶兆言，是在地书写的典型代表。他长期生活于南京，创作几乎未曾离开这座城市，其作品深度参与了南京文学形象的构建，使其自身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这是一种作者与地域深度绑定、同步生长的创作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包括我在内的离乡书写路径，作家们已离开最初的生长地，定居于新的城市，然而核心的书写对象，却依然锚定在曾经的故乡。这些都清晰地表明：物理空间的迁徙并未割断创作的精神脐带。故乡作为经验源头与情感原乡，在离开后反而可能获得更强烈的审美观照与更集中的艺术提炼。
地域书写还触及第三种更为特殊的模式，不妨称之为精神原乡的书写或情感投射式书写。以河南籍、长期生活于北京的作家柳建伟所创作的《钱塘两岸》为例，这部以80年前抗战时期浙江为背景的小说，从籍贯与常居地看，似乎与作者缺乏直接的地缘关联。然而，深入地了解揭示了其创作的深层动因：长达20年的资料准备与频繁赴杭考察，展现了惊人的功课深度。对于柳建伟而言，浙江并非血缘故乡，却通过长期的情感投入、历史调研与细节体认，升华为一个概念上的、情感认同的故乡。这表明，地域书写的疆域可以超越出生地与现居地的物理限制，指向一个由研究、想象与深情共同构建的精神空间。这三种路径共同丰富了地域书写的内涵，证明其核心并非简单的地理标识，而是关联着身份认同、情感归属、历史思考与艺术创造的复杂实践。
刘永春（扬州大学教授）：在我看来，地域书写的核心并非单纯书写地域本身，而是以地域为视角、以地域身份观照并书写快速发展的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但我的思考过程中始终存在两个核心困惑。
其一，经典地域书写如鲁镇，能够以地域镜像折射整个世界，但在现代尤其是当代多数地域书写中，却难以实现这种超越性——多数作品仅能呈现等同于或小于地域本身的视野，这一判断或需进一步商榷。其二，当前地域书写易自动与乡土书写绑定，但对当下及未来中国文学而言，更亟待解决的命题是“城市作为地域如何表现”。事实上，当作家对自身生活或童年记忆中的地域形成对照镜像时，地域书写才能进入更深层次。而以城市视角反思乡村或以乡村视角反思城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书写的常见模式。
若想让地域书写如鲁镇、马孔多般产生普遍意义，或以地域视角观照更广阔时间维度中的中国，就需明确：地域书写是构建当下中国叙事的重要组成。当下中国的文学呈现，取决于我们对地域书写的认知深度。因此，我更倾向于将地域视为动词、形容词，而非单向的名词。
谢尚发（上海大学副教授）：当前地域书写存在不够深刻的突出问题。多数创作停留在对地方本身的表层强调，却未深入追问地方究竟是什么以及地方如何影响长篇小说创作，地方能否提供真正的思想资源。在大批量长篇小说生产的市场背景下，这种表层强调实则是作家的焦虑外化：通过贴上“新南方写作”等标签凸显自身，实现传播与交流，却鲜少从文学延伸至文化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探究地方如何规定人的深层逻辑。人文地理学中的在地人文主义流派早已深入探讨此类议题，文学创作完全可以汲取这些学科资源，以形象化表达挖掘地方对人的深层规训。正如学者贝尔唐·威斯特法尔在地理批评中所言，文学常走在理论前端，人文地理学需向文学借鉴资源与思想——若能实现这种跨学科融合，长篇小说的地域书写便能抵达更深刻的哲理与思想层面，规避同质化困境。
当前地域书写本质上是从总体到细分的过程。小说的核心使命是表现人性与世间普遍道理，而地域则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具体锚点，由此衍生出“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文学新浙派”“新皖军”“苏军”等细分概念。这些创作虽取材与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但最终都指向总体性命题。正如清代理学家李光地所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论地域多么独特，其承载的思想内核终究离不开普遍人性的共通之处。地方如何塑造个体恰恰是长篇小说地域书写的突破切口，却常被作家忽视。总体而言，地域书写中局部与整体、普遍人性思想与独特地域取材之间并非割裂对立，而是存在内在沟通。
长篇写作生态的挑战与拓展
翟业军（浙江大学教授）：每种文体都是有生命的，有生长也有消亡。长篇小说的兴起，源于人们对异己新奇经验的需求，正如本雅明所言“远行的人必有故事”，我们通过听故事获取经验。但在媒介翻新、信息爆炸的当下，在短视频主导的时代里，长篇小说的创作与阅读都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读者需投入数日沉浸陌生世界，这显得“匪夷所思”。因此，长篇小说虽未消亡，却面临巨大挑战，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存在意义与可能性。
长篇小说创作者是用身体感知世界，而非单纯用眼睛，他们要捕捉不可感知的内核，以隐喻呈现基座性现实，这种绵长的感知积累天然呼唤长篇体裁。长篇小说从不“伤口撒盐”，它描述伤口形状、揭示创伤成因，本质是为时代做精准的精神分析。直面当下时代精神状况，我们依然需要长篇小说这一文体。
张鹏禹（《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当下长篇小说创作面临一个突出问题：鲜有破圈并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作品，如今多数长篇小说正遭遇读者匮乏的危机。回望历史，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曾指出，长度、密度与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与尊严，他认为“长不是影响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好才是长的前提”。时隔近二十年，这一观点依然成立，但时代语境已发生深刻变化。
当下时代语境主要呈现两大特点。其一，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加速社会，碎片化生活切割了人们的时间，导致注意力分散。学者罗伯特·哈桑在《注意力分散时代》中提到，启蒙经典被数字信息遮蔽，慢性注意力分散让稳定思想愈发难得，虽需经典却难再构建经典。其二，人工智能与时代深度融合，外交家基辛格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中警示，人类知识状况正经历“麦哲伦式革命”，人工智能或终结人类理性主导的世界。如今很多人依赖AI筛选、组织信息认识世界，而非通过具身体验，且算法黑箱问题让人类难以理解AI的认知生成过程。
核心问题随之而来：我们能否回应时代语境，催生新的长篇小说样态？回望历史，文学史家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18世纪英国现代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兴起、资本主义发展及中产读者出现密切相关，是呼应现代性的文化工具。当下媒介发展始终与文学样式变革紧密相连，网络文学、短视频的兴起均与技术发展同步，长篇小说创作需主动回应时代。值得关注的是，《烟霞里》《平乐县志》《乡野新风四重奏》等作品已开始尝试文体变革，如借鉴纪传体、模仿传统志书、杂糅书信等文体，这种变革或与碎片化生活语境相呼应，值得深入研究。当下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能否催生类似18世纪英国现代小说的全新文学题材，这考验着作家与批评家的眼光和格局。
张永禄（上海大学教授）：关于长篇小说如何发展，我结合创意写作的实践与观察，提出三个方向性的构想：
其一，倡导“慢写作”，重拾经典的深度与智慧。高质量发展，理应以传统经典为重要参照。经典作家往往以数年甚至数十年心血熔铸一部作品。反观当下，键盘写作极大地提升了书写速度，部分作家乃至网络写作者日更数千字、年出一部长篇已成为常态。然而，写作并非比拼“手速”。许多高速产出的作品质量平平，甚至不及作者早期精心打磨之作。长篇小说不仅是技术活，更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与生命智慧的绽放。遗憾的是，不少作品仅停留在输送庸常识见或情节消费的层面，未能提供独特的精神启示、情感共鸣或批判性思考，其价值甚至难以与深度新闻报道或优质短视频内容竞争。因此，当代作家有必要“写慢一点”，回归对生活的沉潜体验与对人生的深刻洞察，这是向经典致敬的必经之途。
其二，期待“兼职写作”成为高质量作品的新兴源泉。在人工智能辅助写作日益普及的“大众写作时代”，纯靠写作谋生的“专业作家”比例可能减少，而拥有其他职业背景、基于丰富人生经验进行书写的“兼职作家”将越来越多。当千行百业的人们投入小说创作，他们所带来的独特行业经验、人生故事与生命感悟，很可能为文学注入前所未有的新鲜血液与深厚智慧。这些来自更广阔生活领域的书写，或许比局限于单一文学圈层的创作更值得期待。
其三，拓展长篇小说的社会文化功能。长篇小说在保留精神探索价值的同时，应强化其形而下的、与社会实践结合的文化功能。如小说可以更积极地与文化经济、公共文化建设相结合。未来，长篇小说或许应更注重其作为文化产品、作为文明交流与对话载体的功能，这可能是其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
地方性也包含着中国与世界
吴玄（《西湖》杂志主编）：语言与文体存在天然关联，这种对语言的极致追求，决定了浙江作家更适配中等篇幅的创作，而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则面临天然挑战。以浙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鲁迅为例，其创作重心亦集中于中短篇领域，并未涉足长篇小说，这与他对语言精准度的极致把控密不可分。即便未来语言的重要性可能有所弱化，使得长篇创作成为可能，但在我看来，一部鲁迅式的短篇小说，其价值远胜于千万字的冗长文本。对浙江作家而言，坚守语言追求仍是值得肯定的创作立场，但若要兼顾这种追求与长篇小说创作，其间的矛盾亟待解决——这一困境唯有创作者自身能够感知，外人难以提供直接解决方案。
地域书写的核心，并非纠结于对故乡的虚构或写实，而在于厘清写作者与地域之间的关系维度，尤其是二者的距离感。若以古典主义创作视角观之，写作者与地域可能处于“零距离”状态，作品中充盈着优美的乡愁意涵——正如现代文学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湘西对他而言既是故乡，亦是承载理想的乌托邦。而进入现代主义创作语境，写作者与故乡的关系则发生根本转变：对原生故乡的陌生感成为核心体验，这种遥远的距离感催生了独特的创作形态。正如作家加缪所言，当个体对原本熟知的故乡产生突然的陌生感，荒谬感便随之产生，而这正是现代主义写作的重要源头。
海飞（《浙江作家》主编）：作为长期创作长篇小说的写作者，我的思考源于实践经验而非理论推演。我始终在探寻一个核心问题：为何东北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个性格外鲜明，而南方年轻一代作家的个性标识却相对模糊？这是客观存在的创作现象——无论依托何种创作概念或表达路径，南方作家群体始终未形成类似东北作家的鲜明特质，其背后成因值得深究。
与此相关，我也在反思“县城写作”的核心内涵。县城写作绝非简单复刻县城生态，这一概念已引发诸多小说创作与评论探讨。我曾读过一部几十万字的抗战题材作品，书中每个章节标题均为城市名称，城市空间随情节推进不断切换，形成典型的城市书写特征。这让我联想到自身创作：我出身农村，早期多聚焦农村题材，但如今的农村书写存在明显断层——要么农村题材创作式微，要么仍停留在30年前的农村叙事，鲜活的当代农村图景在创作中近乎缺失。
转向城市书写后，我有过谍战小说创作经历，曾书写南京、宁波等多个城市，但事后反思发现，这类城市书写多流于表面，未能真正触及城市的精神内核。我常与同行及年轻作者交流创作心得：无论书写人性还是其他主题，核心应聚焦人与人的关系，构思情节时不必过度堆砌，而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诉求，这种创作思路已被验证有效。比如影视剧《漫长的季节》，其叙事内核贴合县城写作范畴，若用文学语言转化重构，必然是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这引发我进一步思考：文学语言与强大故事内核的结合，是否能让小说更具感染力？南方创作未必只能局限于细腻温婉的风格，强劲的故事张力或许能为小说开辟新路径。
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以我较为熟悉的网络小说领域为例，其长篇创作与地域书写的关系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早期网络文学（如安妮宝贝、慕容雪村的作品）虽常聚焦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具体城市，但其内核并非简单的地方风情展示，而是借助地理坐标抒写一代青年的普遍心理与现实批判。互联网赋予的“数字位置”使其呈现出去中心化、平民化与高度自由的特质。这一格局在2015年前后发生显著变化。随着主流社会对网络文学创作提出“关注现实题材”的引导，许多网络作家开始主动对接地域与重大现实命题。如何常在的《浩荡》等作品，即“正面强攻”式的创作，标志着网络作家从弥散状态向某种“再中心化”的奔赴，其优秀成果也有机会进入传统主流文学视野。
此外，网络文学还催生了地域书写的另一种创新路径。一些作品并未刻意突出地域性，却意外成就了鲜明的地域IP，并带来文化红利。例如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科幻小说《我们生活在南京》，其核心是未来叙事与时空穿越，却成功将“南京”这座城市塑造为极具标识性的故事空间。同理，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也以历史传奇激活了古都的地域魅力。这揭示了科幻、历史等类型小说与地域文化结合的巨大潜能，为地域IP的创造开辟了新场域。
纵观网络长篇二十余年的发展，地域始终是其书写的重要维度，但其内涵与功能持续更迭，呈现出在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自由表达与主流引导、弥散与聚焦之间不断刷新、纠缠的辩证关系。这为所有创作者提供了多元参照：既可以坚持个体化的精神位置书写，亦可主动参与地域现实的主流叙事，关键在于找到属于自己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可能性。
田振华（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作为乡土文学的研究者，我对“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已出版的作品进行了系统阅读。虽然作品质量与可读性存在差异，但通过整体梳理，我认为这批创作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创新面向，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突破的深层问题。
三个显著的创新价值在于：第一，实现了对书写地域的“再主体化”。不同于过去乡村书写中或将乡村视为启蒙客体或进行浪漫化赞美的视角，这批作品尝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确立乡村及其生活者的主体地位。这与赵树理时代的“主体化”既有精神延续，又因语境变迁而产生了内涵上的重要区别。第二，体现出强烈的“地域再造”雄心。作品中的乡村图景，并非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而是融合了实地观察与文学想象的建构。其中蕴含着作家对“山乡巨变”理想图景的展望，展现了以文学参与乡村形塑的能动性。第三，呈现出鲜明的“新大众化”倾向。其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有意识地向大众靠拢，呼应了当前“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潮流。值得注意的是，此创作计划的提出早于“新大众文艺”概念的广泛讨论，其大众化实践具有一定前瞻性。
然而，这批作品也普遍面临两个核心的创作命题：首先，如何处理好地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许多作家投入深厚情感书写特定地域，但有时难以将个人化的强烈体验，转化为具有普遍共鸣的审美形式与世界性意义的表述。这导致了作者自我感动与读者感受脱节的风险。
其次，如何平衡大众化与经典化的可能。大众化不等于扁平化，诸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在其时代亦是大众读物，却因思想与艺术的深度而成为经典。当前创作在追求可读性的同时，亟需思考如何在“大众化”路径中注入深刻的哲学思考与持久的艺术价值，从而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这既需要作家的自觉突破，也呼唤批评界建立起与之匹配的有效阐释话语。
周保欣（海南大学教授）：当下讨论地域书写，需关注其流动性新特征。过去我们多将地方视为静止的，如今的新南方文学、新东北文学等概念，既有新旧时间维度的对比，更有重新认知中国空间的意义。以我自身经历为例，此前从杭州赴海南任教，最初竟有前往偏远地区的刻板印象，实则海南是连接湄公河流域国家与东南亚各国的十字路口，当地先民的“更路簿”（记录出海水文、气候的文献）便印证了其早期的海洋性特质。再如新西部文学创作，如今书写河西走廊、新疆，已摆脱过去中原中心主义的边陲视角，而是将其视为连接中国与欧洲、西亚、中亚、印度的中介枢纽。这意味着，当下的地域书写需要立足“何以中国、何以地方”的立场，重新发现和书写地方。
我们应摒弃刻舟求剑式的地域理解，尤其反对以行政地域划分作家（如江苏作家、浙江作家）。行政区划不具备充分的文化说服力，以自然地理（山系、水系）划分更准确，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很大程度上由地理决定，而地理也可在相当程度上解释文学史与文学现象。比如讨论浙江长篇小说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对比当代与五四时期的作家数量，更应关注浙江的文化气韵与时代文化气象的契合度与碰撞点，这才是理解地域文学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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