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喜欢听讽刺相声的朋友来说，杨振华这个名字，那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肯定是《假大空》。
没错，那个在改革开放初期，把形式主义讽刺得体无完肤、让全国观众笑出眼泪又陷入沉思的经典作品，就是出自他手。
杨老这一走，相声界又少了一根顶梁柱。
在那个思想激荡的80年代，杨振华先生身上发生过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事，一件关于艺术，一件关于生存。
1981年，那时候的中国相声界，正是百废待兴、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
天津，作为曲艺之乡，举办了一场北方片曲艺调演。
杨振华带着他的新作品《欢歌笑语》来了。
这个作品一亮相，底下的观众炸了，但台上的评委懵了。
为啥？因为杨振华没穿大褂，也没拿折扇，而是挎着一把吉他，边弹边唱边说。
这种形式在今天看来简直太稀松平常了，现在的相声演员在台上唱流行歌、跳街舞都不新鲜。
但在1981年，这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演出效果那是相当火爆，年轻观众手掌都拍红了，最后这个作品还拿了个创作表演二等奖。
但是，争议随之而来。
在随后天津科学会堂二楼举行的研讨会上，气氛那是相当紧张。
当时的相声界总顾问，是一代宗师侯宝林先生。
侯老在相声界的地位，那是泰山北斗，他说的话，基本就是定论。
侯宝林先生对杨振华的这个“吉他相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侯老的观点很明确，也很传统：相声是语言的艺术，核心在于“说”。
你弄个吉他在那儿叮叮咣咣地弹，太闹腾，喧宾夺主了。
在侯老看来，这种形式跟传统相声的概念格格不入，甚至暗示这根本就不能叫相声。
苏先生的理由逻辑非常硬。
他说，咱们传统相声里，演员可以用“玉子”打板儿，那也是乐器。
既然能用玉子，为什么不能用吉他？
不能因为咱们自己不会弹吉他，就禁止别人用啊。
苏先生甚至半开玩笑地建议，侯老您也可以学学吉他嘛。
这番话一出，全场都安静了。
这可是公然反驳权威啊。
但结局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剑拔弩张。
侯宝林先生听完，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
大师就是大师，胸怀是宽广的。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
杨振华先生在1981年就敢背着吉他上台，这说明他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分的创新基因。
他不是那种守着老段子吃一辈子的人。
他从1953年当交警，到1957年拜师杨海荃，再到后来创作出《假大空》《下象棋》《动物世界》这些经典，他一直都在琢磨怎么让相声跟上时代。
2019年，83岁高龄的杨振华再次登台，表演《我爱体育》，里面竟然还融入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内容。
老爷子一辈子都在践行他的理念：相声要关注新闻，要深厚学识，要极快应变。
这场1981年的争论，其实没有输家。
如果说“吉他相声”只是艺术观念之争，那么杨振华在80年代初的另一次尝试，则是直接撞上了体制的南墙，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事儿发生在1979年到1984年之间。
杨振华是个急性子，也是个实干家。
他觉得大锅饭养懒汉，想搞点新花样。
他向领导申请，想牵头承包一个演出队，自负盈亏，按比例给团里上缴收入。
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最基本的商业逻辑，但在当年，这叫“走资本主义道路”。
领导给他的答复非常绝情：想承包？可以。但你得把公职退了，变成“个体户”。
而且，你不能带走你的老搭档金炳昶，也不能带走团里任何一个演员，必须“净身出户”。
这简直就是逼人上梁山。
但杨振华是谁？那是写出《假大空》的人，一身傲骨。
他含泪辞职，真的就这么干了。
他成了相声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81年，杨振华跑到河北张家口，成立了“张家口杨振华相声艺术团”。
这一年，他带着临时组建的班子，跑了23个城市，演了300多场。
结果怎么样？大获全胜！
那一年，他光是给国家上缴的利润就高达3万多元。
各位，那可是1981年的3万多块钱啊！那时候普通工人的工资才几十块钱。
杨振华的成功，似乎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
这一纸禁令，直接把杨振华逼入了绝境。
试想一下，一个刚刚证明了自己市场价值的艺术家，突然被切断了所有生路。
1982年9月，艺术团被迫解散，杨振华气得大病一场。
后来他又辗转大连、北京，试图东山再起，但那张无形的网始终笼罩着他。
在大连演了两个多月被迫退出，在北京曲艺团签了5年合同，结果才7个月又被迫离开。
最后，这位才华横溢的相声名家，只能无奈地隐居沈阳，甚至一度要靠子女支援生活。
咱们现在回头看，杨振华先生不仅艺术上是一流的，他的市场眼光也是一流的。
他早就看透了相声必须走向市场、必须服务观众的本质。
如果当年没有那次封杀，如果能让他顺顺当当地搞下去，中国的相声市场化进程说不定能提前二十年，杨振华这个名字，在相声史上的地位可能会更加显赫。
但他没有怨天尤人。
晚年的杨振华，依然致力于相声的传承。
他在沈阳的小剧场里培养新人，收了崔福祥、新纪元当徒弟。
他常说，只要身体允许、观众喜欢，就要一直演到演不动为止。
杨振华先生的一生，就像他那段著名的相声《下象棋》一样，步步为营，却又充满了变数。
正是这些丰富得近乎坎坷的经历，才成就了他作品中那种辛辣、入木三分的讽刺力度。
他的相声，不是为了胳肢人笑，而是为了让人在笑声中看到社会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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