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深夜十一点，卞灼结束了在广州的路演。过去十天，这位37岁的青年导演带着他的首部长片《翠湖》，奔走了十二座城市，极力在有限的时间为影片寻找更多的观众。
在当下的电影市场，这部聚焦中国家庭的小成本电影，其口碑和荣誉要远超它的声量。去年，《翠湖》在上海电影节首映斩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卞灼也凭借该片获得香港亚洲电影节新导演奖，这是时隔14年，内地导演再获殊荣。
《翠湖》取材于卞灼的生命体验，电影中的人物均能在他的家庭中找到原型。卞灼出生于昆明，成长于一个大家庭，有三个姨妈，外公去世后，一本遗留下来的日记，成为电影灵感的来源。他将镜头聚焦外公的晚年，勾勒出三代人和四个家庭的生活图景，不避讳呈现中式家庭的矛盾与暗藏的历史创伤，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态度完成了跨越时代的情感叙事。
有人在其中看见《一一》的影子，这是杨德昌在华语电影史上所留下的探讨现代家庭与个人生命状态的巅峰之作。相较于《一一》的复杂和冷峻，《翠湖》的表达则更为轻巧。
这不仅源于一种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来自于卞灼的一点私心，他更想讲述一个爱与宽容的故事，既是为逝去的外公、为家中的亲人弥补未曾言之于口的遗憾，也希望观众能从一种私人的家庭叙事中观照自身找到人生的共鸣。
电影《翠湖》广州路演现场。
南都对话：
故事浮在水面之上，“淤泥”藏于水底
南都：《翠湖》的灵感来源于外公的日记，你怎么发现了这本日记？
卞灼：2019年，我回了一趟家，妈妈拿着外公的日记本一边哭一边走出来。外公在2016年去世，当时我在旧金山，没能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时我才知道，外公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本很薄，是我还是我哥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给的奖励，第一页第一篇写着：“我好想你，元勤。”
元勤是我的外婆。外婆在我高中会考那年去世。她去世之后，外公又独自在世上飘摇了十几年。外公晚年时有过几位女朋友，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小老头，他经常在日记里提到外婆：“元勤，我昨晚睡觉时感觉到了你的手，你又回来看我了吧。”
“元勤，我好想早点过去陪你，你怎么可以留我一人?”
“元勤，你是我唯一的妻子。”
“元勤，今天想跟你说说话，小宇长大了，有主见了，他嫌我老了。”
“元勤，胖胖变得很内向，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帮他。”
“元勤，静静的男朋友没什么才能，但是人很朴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外公在日记本写下对外婆的思念，也陆续写下我们孙辈的一些事，原来，外公一直在默默观察我们的世界。外婆离开后，好像也带走了外公与外界连接的通道，我原以为他的孤僻与他的经历有关，我原以为他的不开心是性格所致，我原以为他的沉默是因为无话可说，但原来，他是无人可诉，无人可听。
外公的日记，让我非常震撼，也成了我不吐不快的遗憾。我想要帮他说一些话，我想要告诉他，元勤总是以某种形式陪在我们身边，倘若时间可以倒流，我希望他不必如此孤寂，不必如此沉默，我希望他能少些遗憾，我希望我们能更用力的去抓住一些东西，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南都：从发现日记到筹备剧本，中间经历了什么？
卞灼：我先做了电子存档，外公的日记大概有五六万字，我觉得这是家族的财富，只想着要保存下来，后来才想到要不要改编成一个电影剧本，来来回回折腾了很久，一直到2023年，我才真正静下心来写剧本。
南都：写剧本花了多久？
卞灼：剧本写得很顺利，三个月写完了第一版，它不像写其他剧本那么难，这个剧本都是脱胎于我过去的人生经验。最开始的几版比较忠于外公的日记，也更忠于真实的家庭生活，但是我越写越不开心，整个剧本都是比较悲观的基调，后来我就想改一个方向，变成现在影片里呈现的样子，替我的外公说出他没有说出的话，也替我的家庭成员做一些表达，它的情绪是向上的。
南都：在北大的首映礼上，你提到写剧本时每隔两天就要看一遍杨德昌的《一一》，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卞灼：写剧本的那段时间其实我做得最多的是打游戏（笑）。我会在上午打游戏，下午写剧本，我没办法晚上工作，晚上一般看一些电影，大部分时候会看《一一》，那个电影的氛围我非常喜欢。写前三版剧本的时候，我想表达的和《一一》表达的内核更接近，它更沉重更复杂也会显得更深邃，现在的成片水上浮出来的更多，水下的淤泥藏得更深。
南都：“水下的淤泥”指的是什么？
卞灼：它大部分和外公的经历有关，那些经历对他现实生活造成的伤害，外婆去世后，他在晚年也感到很孤独，会更晦暗一些。但那样的剧本没办法帮助我当时的状态，疫情后我的很多工作停摆，腿也摔断了，世界好像静止了，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什么地方，整个人跌入低谷，写一个更温暖的故事，也是一种自救和疗愈的过程。
南都：定稿和你的现实中的家庭生活相距多远？
卞灼：家庭结构和影片里差不多，大家能在影片里找到家庭人物的原型，但是人物的性格不太一样，我有三个姨妈，我的姨妈、包括我的母亲都特别热爱生活，家里也不会像影片里有明确的阶级划分，生活里我们都比较融洽。一些观众也看出来，我是影片胖胖的原型，影片里有一段情节，外公打麻将没算筹码被人坑了钱，大姨妈打电话骂外公的牌友，也是我真实的生活经历。
1月24日，电影《翠湖》北京首映现场，主创人员映后交流。
电影呈现生活的“背面”，观众看见爱与宽容
南都：影片的故事围绕外公展开，这是一个“失权”的外公，没有“爹味”，这是一种设计，还是现实如此？
卞灼：大部分老人在家庭里都是被忽视的，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被动的忽视，不是家人主动去忽视这个人，而是觉得你已经老了，老了就不要再操劳了，很多事情交给年轻人去做就好，老人成为家庭的旁观者。但其实这是一种霸道的爱，因为你并没有问过他的意见，没有问过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以爱之名为他做一些事，但那并不是他想要的，特别当人老了以后，这种感觉好像在家庭里会变得更明显，所以这其实不是某种戏剧上的选择，而是一种现实的映射。
南都：外公的三个女儿分别代表了工薪、中产以及精英阶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卞灼：这可能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野心吧。拍摄的时候不是按照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设计，而是把社会阶层套用到家庭里，反映出家庭也是一个小社会。很多时候家庭产生所谓的阶级，恰恰就是因为社会的划分，因为物质分配不均而产生不平等的家庭话语权，它会导致家庭之间出现很多矛盾。
南都：影片里有许多矛盾好像都随着生活滑过去了，并没有解决或者和解？
卞灼：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常态。我并没有想要在这部影片里解决任何问题，我也觉得很多人生的问题其实没有办法被解决。我更希望邀请观众参与其中，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关照自我。电影有一种魅力，是呈现生活中不曾被发现的背面。中式家庭往往缺少沟通，我可以把不沟通的另一面——他做了什么事搬到银幕给大家看。有一些观众对影片产生如此大的共鸣，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平时他看不到的背面，看到这个人在伤害你之后，在背后又做了一些什么事，他能从中看到一些宽容和体谅。
南都：影片中三个小家庭的男性角色是弱化的，三姨夫甚至背影都没有出现，但女性都特别强势。
卞灼：这是影片的一种取舍，如果把男性角色也详细展开，影片可能会非常长，焦点也会模糊，我选择更集中于外公和直系亲属之间的故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家确实就是女性比较强。至于三姨夫，他是我们家里最有话语权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在我的生活中面目是模糊的，我甚至很害怕这样的人，就不让他出现了（笑）。
南都：也有一些观众认为，影片很温情，超越了很多人的现实生活。
卞灼：其实也是剪辑上的取舍，深藏在水面下的“淤泥”我也拍了一些，原本电影中有一段情节，因为外公是右派，二女儿考上大学没能去，好几十年的心结一直没有办法解开，但是借着外孙胖胖，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能面对面把这个事说出来。那场戏很动人，但我会担心能不能过审，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戏可能会把观众带入那段沉重的历史，很难再去感受影片的那份轻盈。原版其实有三个小时，会比现在这个版本更复杂更深刻，也有人看过之后会说现在这个版本处理的有点太轻松了，应该把那些东西拿回来。但我自己倒觉得，水下的淤泥都在，有些东西似乎不用过分强调，生活也是这样，看得见就看见，看不见就糊糊涂涂往前过。
南都：影片的一些台词很有幽默感，也是为了让影片基调更轻松吗？
卞灼：大部分台词是我在生活中听到的，或者说我生活里经历过的。我其实没有特别去写喜剧的桥段。我第一次去上海电影节看片的时候，在电影院里听到大家都笑得很开心，我也挺意外的，我好像不是按喜剧片来拍的，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也许生活中的幽默就是错位产生的，可能原本没想往这条路走，但走着走着可能走偏了，走到了另一条岔路上，就有了一些喜剧的效果。
南都：家庭的故事总是容易拍得琐碎，但是你的表达很流畅也很准确，怎么最终剪成这样的叙事？
卞灼：影片是2023年11月开拍，2024年元旦杀青，2024年一整年我都在忙剪辑，心里一直很焦灼，确实不知道影片最后会变成什么样，我每天都过得极度焦虑，心脏总是跳得很快，后来知道是焦虑症躯体化的一种表现。我是摄影出身，所以写剧本的时候也会考虑画面和剪辑，我是把电影当成三个短片来写，三个短片分别代表三个女儿的家庭，写完之后，我再用老爷子自己的人生和他自己的家庭把这三个家庭重新串起来。这个过程中会做一些取舍，老爷子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在三个家庭里游荡，但最终他要回到自己的家庭来完成自我和解。我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创作，包括剪辑的时候也是按照这样的主线来剪。
游客在昆明市翠湖公园内喂红嘴鸥。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 摄
翠湖代表昆明人的生活，想打破观众的刻板印象
南都：翠湖是影片非常重要的取景地，影片的名字也叫翠湖，为什么？
卞灼：昆明的翠湖公园和其他很多城市公园不太一样，它不是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或者市民需要休闲空间而被造出来的地方。翠湖以前那一片其实是滇池的边缘，因为土地不够围湖造田，造完后中间留下来一个小水洼，小水洼就是今天的翠湖。
昆明人因为生活而开发了翠湖，翠湖也跟着昆明的市民文化一同成长，陆军讲武堂在那边，云南大学也在那边，可以说昆明的文脉也跟着翠湖一同成长。翠湖对昆明人来说，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后花园，我们的很多经历，很多回忆都与翠湖有关，很多情绪都在翠湖被消化掉。翠湖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地方，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都会往翠湖跑，翠湖就是昆明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如果拍一个昆明的故事，特别是家庭故事，那肯定是翠湖，这是毫无疑问的。
南都：这几年涌现了很多影片都采用了当地方言，但你的影片却是云南方言和普通话交织。
卞灼：昆明是一座移民城市，很多市民是外地支边扎根在这里，大部分都说家乡话和普通话，他们结婚生子后第二代融入当地说昆明话，第三代又都说普通话，所以他们在家庭中会使用方言和普通话两种语言，影片是反映实际生活。
南都：你是摄影师出身，怎么通过镜头来体现云南的在地性？
卞灼：其实我会刻意去避免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起云南就是少数民族、大江大河，就是孔雀、鲜花，是雄伟的奇观类景象。我很想拍这个地方生活的人的故事，它更关乎生活方式比如饮食，再比如人的状态，我拍片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我也想告诉大家，云南也是有城市的，昆明也有都市生活，所以我刻意避开了一些特别典型的所谓云南的意象。
自掏腰包制作电影，一些好演员没有机会被看见
南都：讲一讲幕后故事吧，这部电影对外宣传是“全云南”班底打造，为什么有这样的尝试？
卞灼：算是我憋着一口气吧。我看到很多创作者比如万玛才旦，一直拍藏地电影，因为他的坚持，带出了一批西藏的电影人，也让大家看到了藏地文化，更年轻的一辈也出现了“杭州电影新浪潮”，大家都以家乡的文化为养料创作电影，但云南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云南是一个题材很丰富的地方，为什么长期只能作为一个外景地使用呢？我觉得也很巧，回去之后发现云南有很多影视制作人才，只不过他们都在外面拍，平时很少回去。其实影片里三姐的扮演者刘蕾老师不是云南人，她长期生活在北京，是重庆人。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本来饰演三姐的那位云南演员各方面都很贴合角色，但拍了一周之后发现不太合适，所以我请了刘蕾老师救场。
南都：你如何选择演员？
卞灼：选演员不是看演技和履历，我会看他有没有脚踏实地的在生活，是不是一个有烟火气的人，身上有没有生活的质感。比如大姐的扮演者王娟，她是云南知名的主持人，更早之前她也演戏，只不过工作的原因，搁置了演戏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她心里其实也憋着一股劲，她在昆明也一直在演话剧，表演的经验比较丰富，我只需要让她回到生活里最朴实的那个状态，这并不是难事。其实云南有很多好演员，但他们很少有机会被看到。
南都：影片的总制片人是张洁，他曾是《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因为什么机缘加入这部影片？
卞灼：也是巧合。他和我父亲是好朋友，2019年的时候，我受到比较大的打击，原本要开机的一部影片，花了一年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因为资金的问题流产，那个时候我挺消沉的，张老师从媒体辞职后一直在尝试开发小成本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他知道我一直在电影剧组里做摄影，邀请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试一试，我们有一些很棒的选题，我就去了。《翠湖》的剧本写完之后，他是最早看到的那一批人，他看了剧本也很喜欢，我请他来做制片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找投融资，他去找各种人。
南都：找投资的过程顺利吗？
卞灼：最后的结果都不太好，但是好在我2023年的时候拿着剧本入围了金鸡创投，去了之后其实刺激也蛮大的，很多跟我差不多境况的创作者，大家都挺丧的，也都在为钱发愁。最终能不能拍不确定性很大，我一想，还是自己想办法吧。那几年做摄影其实也存了一些钱，我没有买房，也没有投资，就决定用自己的钱来拍。
南都：一共投入了多少？
卞灼：在制作上花了200 多万元吧。我本来准备了将近100万元，后来一算账发现其实还欠了不少，加上后期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家里人都看得出来我压力挺大，他们之前一直说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一定要开口，但是我不好意思开口，那天确实是箭在弦上了，我姨妈送我回去的车上，她主动说，你还差多少钱？我来帮你搞定，就是这样，我的姨妈和表哥成了我最大的投资人。
生活本身很困难，大家要彼此体谅
南都：去年影片在上影节首映后获得了一些荣誉，是预料之中吗？
卞灼：挺意外的，那个时候我还处在比较单纯的状态，觉得获奖就是终点（笑），但其实后来发现获奖才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南都：上影节过后在筹备公映？
卞灼：对，大概花了半年，还是经验不足。我是第一次拍长片，电影上映要走一些流程耽误了时间，宣传和发行也需要一笔钱，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解决这件事。小成本电影没有太多钱留给宣发，现在的排片也不多，因为没有太多发行费。
南都：电影上映后有没有关注观众的评价。
卞灼：大多数评价让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温暖。大家认可这个影片，好评都是来自他们自身经验的总结。现在很多人也在小红书给我留言，他们会发很长的评论，可能看电影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生，让我非常感动，那一刻觉得人间有真情。（笑）
南都：目前的票房刚刚破百万，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卞灼：电影要回本，票房差不多需要八九百万。现在只能说我们的口碑还算不错，希望能尽量带着电影见到更多观众，可能上座率高了，口碑保持好，影院才愿意排片，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做。
南都：家人看过电影后是什么评价？
卞灼：上影节首映的时候，我带着家里十几口人去看，他们是全场最吵闹的一排，又哭又笑的，大姨夫甚至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哭泣。除了外公那一部分大家都很动情以外，我觉得我可能借电影人物，某种程度上也帮他们做了一些表达。我也问过他们什么感觉，他们会觉得熟悉，但是又陌生，总体来说还是在看另一家人的故事。电影放映完，我的家族地位直线上升。（笑）现在只有我姐（电影里倩倩的原型）还没看，她天天要上班，也没敢看，她和我外公的感情很深，怕哭得很惨。
南都：你帮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表达？
卞灼：总结下来一句话，生活本身很困难，大家要彼此体谅。
南都：如果向还没观影的观众介绍《翠湖》，你会怎么形容它？
卞灼：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片，观看门槛不那么高，大部分城市里的朋友都能从中找到一些生活的影子。我对《翠湖》的定位其实就是拍给最广大市民朋友的影片，它可以叫一部市民电影。借用一个网友的话，它就像一杯温暖的蜂蜜水，在这个冬日会给大家带来一丝暖意。
（感谢姚戈为采访提供的帮助，部分内容选自卞灼豆瓣日记、《翠湖》北大映后对谈）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蒋小天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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