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择偶是一场阶层的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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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傲慢与偏见》）

在重映的电影《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与其说是一场浪漫的胜利，不如说是一种打破阶层壁垒的侥幸。

奥斯汀用文学的温情，为19世纪英国森严的阶层流动，留下了一道理想化的缝隙。那时候人们尚可相信，真挚的情感足以跨越财富与身份的鸿沟。

但在今天，这样的文学叙事已然失去了现实的土壤。当阶层固化成为无需多言的共识，「资产再分配」被很多年轻人视为摆脱困境的唯一路径，「向上择偶」也因此被包装成了一条可靠的捷径。仿佛只要找到出身更好的伴侣，就能共享对方的家庭财富和资源，从而实现阶级跃迁，缓解自身的生存焦虑。

在这样的时代情绪下，社交平台上，「嫁A8中登」「娶富家女」等话题常年自带流量，各类「引导付出」的情感教程层出不穷。这些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了一代人面对现实压力的无奈妥协，以及对走捷径的迫切渴望。

但现实往往冰冷且残酷：阶层流动越缓慢，通过婚恋实现阶级跃迁的路径就越狭窄。

无论是法律对婚内财产边界的明确界定，还是中产家庭对子女潜移默化的阶层教育，抑或根植于文化中的等级意识，都在从制度、认知、情感等层面，让「靠婚姻改变命运」的幻想，日益失去实现的可能。

|01 子女隐形的阶层教育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 「众生平等」「职业无贵贱」，但这样的价值理念，常常会在父母的隐性教育中慢慢瓦解。

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叮嘱，「多和成绩好的同学玩」「别跟家境太差的孩子走太近」，实际上是阶层认同最早期的塑造。按照学业、家境这样的标准，父母不经意间就为孩子划定了社交的边界。

这种隐性的阶层教育，也会在学校和社会的各种场景中被不断强化。比如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的资源落差、兴趣班以及海外夏令营的门槛，都形成了事实上的教育分层。这种分层虽然不是制度性的「双轨制」，却是在实践中强化了阶层的区隔。

而且，这种传递往往是以「为孩子好」之名进行，家长未必真的认为自己是在阶层歧视，孩子却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圈层有别」的认知，甚至本能地排斥来自更低阶层的人群。假期旅游去欧美的瞧不上去东南亚的，去东南亚的瞧不上在国内打转的。久而久之，个体的喜好、社交圈、价值观，都难以摆脱成长环境的驯化。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区隔》

（Distinction）

（habitus）

所以现在基本上很难在00后身上看到「小黄毛+中产女」的组合，因为不同阶层的两个人即使因为偶然吸引而相爱，也大概率会因为习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长期冲突最后分开。

阶层的差异远不止于财富，更是深入到认知模式、行为习惯与文化品位之中，而这些，很多是在童年的时候就开始植入到思想中的。

|02 儒家等级观念从未消失

当下婚恋市场的阶层意识，本质上是儒家等级观念的现代变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从未消失，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维系着阶层的边界。

儒家伦理表面上倡导的是「仁爱」，本质上是希望「各安其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如今演化为精英、中产、底层的社会分层，而「门当户对」是主流婚恋的共识。

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伦理强调的秩序性，如今已经沦为了阶层利益的「保护工具」：对于精英阶层而言，门当户对是维持社会资本的手段；对中产家庭来说，它是防止阶层滑落的一种防御；而对底层群体，这种观念也可能内化成对自身命运的消极接受、丧失向上的勇气。

现实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代婚姻呈现出了「同质匹配」

（homogamy）

尤其是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配偶来自相似社会经济背景的比例还要更高。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的婚姻，并没有突破固有的阶层边界。

对于城市中产及以上的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门当户对不仅仅是观念的问题，而且为了降低子女选错伴侣带来家庭资产流失、阶层地位下滑的风险，这些年催生出了很多更务实的手段。

比如，从小教育孩子如何识别「合适的交往对象」，选择家境、教育背景、认知水平差不多的，排斥那些经济、文化资本相比起来更薄弱的群体。

在子女成年后，父母会将房子、车等大额资产都登记在自己名下，孩子实际上只享有使用权，并不持有法律上的产权。

甚至还有在子女婚前，就通过签借款合同

（甚至有高利息）

这些手段，表面上看理性应对婚姻风险，实际上是传统等级观念和现代资本逻辑的深度融合，对人际关系的深度异化。而试图通过婚恋来实现阶级跃迁，越来越难以发生。

|03 法律的边界破除旧有想象

2021年《民法典》的实施，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边界，彻底打破了「结婚就能分财产」的旧有想象。这也间接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婚姻家庭法研究所所长夏吟兰在接受《新京报》的专访时指出，《民法典》的核心导向是「回归婚姻本质，厘清财产边界」，婚姻应该是基于情感而非经济上的投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个体化》中曾预言：在「第二现代性」社会，个体逐渐从传统家庭结构中「脱嵌」，婚姻不再是生存的必需品，而成为一种「理性化的互利选择」。

当婚姻被高度理性化，原生家庭更好的一方也会更本能地防范财产风险，向上择偶者「分资产」的想法也变得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阶层固化是客观的现实。根据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等机构的估算，近些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6以上高位

（国际警戒线为0.4），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更公平的资产再分配，是不能够寄托于个体婚恋选择上的，而是需要依靠制度性的改革和社会政策的调整。

我想，《傲慢与偏见》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或许就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人人尚信「爱情可胜万难」的时代。而今天，当婚姻被置于法律、资本与文化的多重审视之下，浪漫叙事不得不让位于现实。

当然，这不是否定爱情的存在，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平等，不应该寄托于找到一个「更高阶层」的伴侣，而应该建立在一个更开放、更流动、更公平的社会结构之上。

否则，无论多少「情感教程」或「择偶策略」，都不过是在加固那道本应被打破的阶层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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