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高铁靠窗的阳光很刺眼，但我没拉遮阳帘。
右手边的扶手上，一只穿着肉色丝袜、脚趾蜷缩的肥厚脚掌，正肆无忌惮地侵占着我的私人空间。
那股混杂着廉价香粉和酸腐气的味道，在恒温的二等座车厢里幽幽散开。
我盯着那只脚看了整整四个小时，没抗议，没挪位，甚至没露出一丝嫌恶。
邻座的人投来同情又费解的目光，觉得我这个中年女人软弱到了骨子里。
直到车速缓缓降下，喇叭里响起终点站的播报，我才缓缓站起身，走到站台值勤的乘警面前，压低声音，语气极其冷静地指着身后那个正骂骂咧咧搬行李的大妈说：
“警察同志，那位大妈包里，好像有违禁品，麻烦你们查一查。”
01
那只脚第一次伸过来时，高铁刚刚驶离南通。
我叫林静，今年四十五岁。
在很多人的叙事里，这个年纪的女性如果不是广场舞的领队，就是家庭里操持一切的定海神针。
但我不是，我是一粒被生活磨损到几乎透明的沙子。
大妈落座的时候动作很大，拎着两个塞得滚圆的红蓝织补袋，重重地砸在过道上，顺便也撞了一下我的肩膀。
她没有道歉，反而像是在宣示主权一般，一边大声打着电话，一边在那张不算宽敞的二等座里扭动身躯。
“喂！我上车了！对，那几个金镯子我揣着呢，放心，藏得死死的……哎呀，这车上人多，吵得要命！”
她扯着嗓子，生怕全车厢不知道她带了贵重物品。
我微微侧过头，看见她约莫六十出头，烫着枯草般的羊毛卷，脖子上缠着一条花花绿绿的真丝围巾，脸上满是那种长期处于市井博弈中练就的、具有攻击性的精明。
没多久，她嫌座位不舒服，身体下滑，两只脚顺理成章地抬了起来。
先是试探性地搭在前方座椅的靠背边缘，接着，或许是看我一直低头看书、默不作声，便变本加厉，一只脚直接越过界限，踩在了我座位的右侧扶手上。
脚尖距离我的胳膊肘，不过五厘米。
我闻到了一股陈旧的气味。
那不仅仅是汗水的味道，更像是一种因为理所当然地剥夺他人舒适感而散发出来的臭气。
前座的小伙子回头看了她一眼，皱着眉嘟囔了一句：“阿姨，您这不合适吧？”
大妈眼睛一横，嗓门瞬间提高了八度：“哪儿不合适了？我腿疼，伸伸腿怎么了？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这座位我花了钱的，我爱怎么坐怎么坐！”
小伙子是个面嫩的学生，被她这一通抢白堵得满脸通红，转过头去戴上耳机，认命了。
大妈发出一声胜利者的嗤笑，那只脚又往我这边挪了三厘米，脚趾甚至示威般地动了动。
我依旧坐得笔直，盯着手里那本早已读不进去的《百年孤独》，心里却像有一面沉重的鼓，正在被生活的重锤缓缓敲击。
换做以前，我会道歉，我会躲避，我会像躲避瘟神一样放弃自己的权利，只为了求一份所谓的“清净”。
但今天，我不想躲了。
这四个小时的屈辱，是我给过去四十五年懦弱生活立下的最后一块墓碑。
02
之所以能忍下这四个小时，是因为我正处于人生的“真空期”。
一周前，我离婚了。
在这场维持了二十二年的婚姻里，我一直扮演着那个“把脚搭在我座位上”的人的受害者。
我的前夫，周志强，是一个在外面温文尔雅，回家后却极其擅长冷暴力和精神打压的男人。
在这二十多年里，周志强的“脚”一直踩在我的底线上。
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让我承担所有的家务和育儿责任，同时嘲讽我那份在图书馆工作的收入是“温水煮青蛙的废纸”。
他可以在公婆面前把我贬低成一个“没主见、没品位”的附庸，却又在需要我向我父母借钱周转生意时，露出一副深情款款的虚伪面孔。
我记得三年前，我母亲生病住院，我需要从家里的存款里拿五万块钱交手术费。
周志强坐在沙发上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冰冷得像看一个陌生人。
他说：“林静，那钱我有用，是要投进新项目里的。你弟弟不是也在工作吗？这种事，不能总指望我们家。”
那一刻，他的脚不仅仅是踩在我的座位上，是踩在我的心尖上。
可我当时说了什么？
我竟然小声地辩解说：“可那钱……也有我公积金存下的那一部分……”
他只是冷哼一声，起身进了书房，反手反锁了门。
最后是我背着他，偷偷办了保单贷款，才把母亲的手术费凑齐。
事后，他得知了这件事，和我冷战了整整半年。
那半年里，我生活在一种近乎窒息的寂静中，每天下班回家的每一步都像踩在玻璃渣上。
我甚至会反思，是不是我真的太冲动了？
是不是我没有顾全大局？
看，这就是长期被欺凌者的心理：我们会自动为欺凌者找借口，然后通过自我阉割尊严来换取暂时的风平浪静。
这次回老家，是因为我那一直被周志强轻视、却被我视为唯一避风港的老宅，要动迁了。
而我那个从小被宠坏的弟弟林刚，正和他的丈母娘——也就是此刻坐在我身边、把脚搭在我扶手上的这位大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3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巧。
在大妈接起第三个电话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林刚。
“刚子，你放心，妈办事你还不放心吗？你姐那个人，我听你媳妇说过，就是个面团，怎么捏都行。等我到了南通，直接去你家。那房产证上的名字，咱们必须得想办法弄过来。她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以后还要靠娘家兄弟撑腰呢，现在分得太清，以后她受了欺负谁管她？”
大妈说得口若悬河，唾沫星子偶尔溅在我的手背上。
我的身体微微僵硬。
原来，她就是我弟媳陈倩的亲妈，我那个素未谋面却久闻大名的亲家母。
陈倩和我弟结婚五年，我只见过陈倩，每次见面她都是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我父母留下的那套老宅。
我父亲去世早，母亲去年也走了，临终前拉着我的手，把老宅的房产证交给了我，叮嘱我那是我的退路。
母亲看得很透，她知道周志强靠不住，也知道林刚被宠坏了。
但这半年来，林刚和陈倩轮番轰炸我，说林刚的孩子要上学，需要老宅那个学区名额，又说陈倩怀孕了，需要换大房子。
他们甚至找到了周志强，试图通过周志强来施压。
周志强当时正忙着跟我闹离婚，为了能让我净身出户，竟然答应林刚，只要我放弃老宅，他就同意在离婚时多分给我几万块。
他们都在算计我。
此刻，陈倩的妈——也就是这个把脚搭在我座位上的王翠花，正作为“先遣部队”，带着一种志在必得的傲慢，踏上了前往我家乡的旅途。
她不知道我是谁。
我换了一身以前从未穿过的深灰色职业套装，戴着一副遮住了半张脸的墨镜，剪掉了那一头曾经为周志强留了十年的温婉长发。
现在的我，看起来像个冷漠的高级白领，而不是那个在林家唯唯诺诺的长姐。
王翠花继续在电话里炫耀：“我这次带了不少好东西。你媳妇不是说你姐最吃这一套吗？说是以前她妈留下的那些首饰，你姐宝贝得跟什么似的。我这次顺便去邻市找人鉴定了一下，嘿，还真值点钱。我想好了，这东西就是饵，先把她钓出来，再让她把协议签了……”
我握着书的手指节发白。
她包里有我母亲的首饰？
我猛然想起，母亲下葬那天，林刚负责清理遗物。
事后他告诉我说，母亲临终前戴着的那副老金手镯和一只水色极好的翠玉镯子，不知怎么找不到了。
我当时沉浸在悲痛中，没往深处想，只以为是母亲生前藏到了哪里。
原来，是陈倩，是这对贪得无厌的夫妻，早就把手伸向了死人的陪葬。
04
王翠花似乎聊累了，挂掉电话，发出了一阵令人牙酸的剔牙声。
她换了个姿势，那只脚几乎要贴到我的衣服上了。
“哎，我说你，大热天的捂这么严实不热啊？”
王翠花许是无聊了，主动找我搭话。
我没理她，目光依旧停留在书页上。
她冷哼一声，小声嘀咕：“装什么清高，一看就是个没男人疼的老处女。”
这种市井女人的恶毒，在此时的我听来，竟然像是一种滑稽的背景音。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时间。
高铁离南通站还有两个半小时。
这两个半小时里，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如果我现在跟她发生冲突，大吵大闹，最多也就是让乘务员过来调节，让她把脚收回去。
她会道歉吗？
不会，她只会像刚才对待那个学生一样，反咬一口，说我欺负老人。
而那些首饰，她完全可以说是我妈送给陈倩的。
没有证据，没有突发性，我就拿不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警察介入、能让她在极度慌张中自乱阵脚的契机。
我闭上眼睛，开始回想周志强曾经做过的那些生意。
周志强虽然人品低劣，但在商业竞争中，他教过我一件事：如果你想击垮一个人，不要在正面战场和他死磕，要找到他的阿喀琉斯之踵。
王翠花的弱点是什么？
贪婪、心虚、以及那种法盲式的自信。
她刚才在电话里提到，“藏得死死的”。
我借着起身去洗手间的功夫，观察了一下她的两个红蓝织补袋。
袋口是用尼龙绳反复缠绕扎紧的，其中一个袋子的侧面微微凸起，形状生硬。
而她随身背着的一个帆布挎包，始终紧紧护在胸前，连睡觉时都用胳膊压着。
那个首饰，一定在挎包里。
在洗手间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眼角有了细细的皱纹，但眼神却前所未有的清亮。
林静，我对自己说，这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翻盘的机会。
回到座位时，王翠花竟然把我的小桌板也占用了，上面放着一盒剥开的咸鸭蛋，蛋黄油滴得到处都是。
“不好意思，让一下。”
我语气平淡。
“啧，事儿真多。”
她极不情愿地收了收腿。
我坐下后，从包里翻出一张名片——那是离婚律师给我的。
我拿起笔，在名片背面飞快地写着什么，然后装作不经意地滑落在地板上，踢进了王翠花的座位底下。
那是一张写着“毒品交易地址”和“接头暗号”的纸条。
当然，那是假的。
那是我在图书馆工作时，从一本法制杂志上读到的犯罪心理案例。
我只需要把这种可能性植入到特定的语境里。
05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我的隐忍让王翠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她开始在座位上脱鞋，那股咸鱼般的味道瞬间弥漫。
周围的乘客开始抗议，有人叫来了乘务员。
乘务员是个年轻小姑娘，柔声细语地说：“阿姨，公共场合请您注意一下，把鞋穿上好吗？”
王翠花开启了撒泼模式：“我脚肿了！我老太婆身体不好，你们高铁不就是服务人民的吗？我伸伸脚怎么了？你们哪条法律规定不能脱鞋了？”
“阿姨，这会影响其他旅客……”
“谁影响了？谁？是不是你？”
王翠花猛地转头盯着我，仿佛找到了发泄口，“我看你从刚才开始就拉着个驴脸，是不是你在背后捣鬼？”
我抬起头，隔着墨镜看着她，嘴角甚至露出一丝极浅的微笑。
“阿姨，您误会了。我刚才还在想，您的包真好看，挺沉的吧？”
王翠花愣了一下，显然没预料到我会这么说。
她心虚地抱紧了胸前的帆布包，眼神闪烁：“关你什么事？里面就是些土特产。”
“是吗？土特产一般都要托运或者放行李架。我看您抱得这么紧，还以为里面是什么易碎的贵重物品呢。”
我声音不大，但确保周围几排的人都能听见，“比如……黄金啊，或者是某种不能见光的东西。”
王翠花的老脸瞬间涨红，接着变得惨白。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女人心眼儿怎么这么坏！”
她开始剧烈地喘息，那是心虚的表现。
她这种人，一辈子在小利益上斤斤计较，一旦面对某种“莫须有”的指控，第一反应永远是虚张声势。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她虽然收回了脚，但整个人变得坐立难安。
她不停地变换姿势，手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帆布包。
而我，就在这时，做了一件让她彻底崩溃的事。
我拿出了手机，打开了摄像头，对着她和她的包，缓慢而仔细地拍了几张照。
“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拍我！”
她尖叫着跳起来，伸手想抢我的手机。
我灵活地躲开了，语气冰冷：“公共场合，我有记录生活的权利。而且，阿姨，您刚才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我好像也录音了。”
其实我没有录音。
但我知道，对于一个怀揣着赃物的人来说，这种暗示是致命的。
王翠花瘫坐在座位上，嘴唇颤抖着。
她现在脑子里一定在疯狂打转：这个女人是谁？
她怎么知道我带了金子？
她是不是早就盯上我了？
她开始害怕了。
害怕到忘记了她原本是来干什么的，害怕到忘记了她那引以为傲的蛮不讲理。
06
高铁进入了最后的减速阶段。
王翠花像是受惊的兔子，车还没停稳，就忙不迭地拎起行李往车厢连接处钻。
她想逃，她想在第一时间消失在人群里。
我依旧不紧不慢。
我从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补了补口红。
这口红是陈倩送给我的，说是“长姐如母，送您的心意”。
现在想来，那是多么讽刺。
我走出车厢时，王翠花正因为行李太重，笨拙地挪动着步子。
我看到站台上站着几名维持秩序的乘警。
我深吸一口气，调整出一种“市民举报”时特有的紧张和正义感。
我快步走到领头的乘警面前。
“警察同志，我有情况反映。”
乘警停下脚步，神色严肃：“请说。”
我指向前方五米处王翠花的背影，声音略带颤抖（演戏谁不会呢，在周志强身边这么多年，我早就是影后了）：
“那位女乘客，刚才在车上行为非常诡异。她一直在小声打电话说什么‘货到了’、‘藏在金子里’。而且，她刚才发现我在看她，非常紧张，还试图抢夺我的手机。我看她包里鼓鼓囊囊的，刚才还掉出一张写着奇怪地址的纸条，我怀疑……她可能携带了什么违禁品，或者是涉及跨区域的非法财物。”
乘警的眼神瞬间凌利起来。
在火车站这种地方，这种举报是必须被受理的。
“那位女士，请留步！”
乘警大步流星走上前。
王翠花听到喊声，身体剧烈一抖，手里的红蓝织补袋直接摔在了地上。
这一摔不要紧，袋口原本扎得紧紧的尼龙绳松了，一堆旧衣服里，滑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红木盒子。
盒子摔开了。
那是母亲生前最爱的红木首饰匣。
一只明晃晃的金镯子，在地板上滚了几圈，最后停在了一名武警的靴子旁。
07
王翠花尖叫一声，扑过去想抢那个镯子。
“别动！接受检查！”
乘警大声喝止。
周围的乘客纷纷驻足，议论纷纷。
王翠花瘫坐在地上，语无伦次地喊着：“这是我的！这是我闺女给我的！你们凭什么查我！”
“这位女士，请出示身份证，并配合我们去值班室核实物品来源。”
我站在不远处，隔着墨镜，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王翠花被带走的时候，刚好回头看见了我。
她的眼神里先是极度的愤怒，接着演变成了深深的恐惧。
她终于意识到，这个在车上沉默了四个小时、任由她把脚搭在座位上的女人，才是真正的猎人。
我也跟着去了值班室。
作为举报人，我有义务配合调查。
在值班室简陋的日光灯下，那个帆布包被打开了。
除了那对金镯子，还有一张泛黄的房产证复印件，以及几份写好了我名字的“放弃房产声明书”。
乘警问王翠花：“这些东西哪来的？”
王翠花撒谎说：“我女婿给的！林刚，你们去问林刚！他姐林静是个疯子，她想吞家产，这些首饰是我女婿孝敬我的！”
乘警看向我：“你是林静？”
我平静地从包里拿出了我的身份证，以及一张我提前打印出来的、母亲戴着这副金镯子的老照片。
“警察同志，我是林静。但我并不认识这位女士。至于这些首饰，是我母亲的遗物，半年前离奇失踪。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位行为举止异常的陌生人手中。”
我看着王翠花，一字一顿地说：“你说这些是林刚给你的？可林刚前几天还跟我哭诉，说母亲的遗物丢了。难道……是他偷了遗物卖给了你？还是说，你们合伙侵占我的合法财产？”
王翠花被我这一通抢白弄得彻底懵了。
她这种段位的泼妇，能欺负的只有那些讲道理的人。
一旦对方比她更冷酷、更懂法、更不留情面，她就只剩下抓瞎的份。
“你胡说！你这个丧门星！你离婚了没家回了，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啊！”
王翠花不顾场合地大骂起来。
这种咒骂，在警察眼里，就是典型的抗拒执法和心理崩溃。
“请注意你的言辞！”
乘警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林刚打来的。
我开了免提。
“姐！你到哪儿了？妈——我是说陈倩她妈，坐哪趟车啊？我去接她，顺便把那份协议签了。周志强那边我也打过招呼了，他说只要你签了字，他那份分房款就不要了，姐，你说你死守着那房子有什么用……”
林刚的声音在安静的值班室里显得人格外刺耳。
王翠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对着手机狂吼：“刚子！救命啊！林静这个贱人报警抓我了！她救命啊——”
电话那头的林刚愣住了，接着传来一阵兵荒马乱的声音。
我挂断了电话，看着警察，露出一个礼貌而凄凉的微笑：
“警察同志，您听到了。这似乎是一场有预谋的家庭财产非法侵占。我现在怀疑，不仅是这些首饰，我名下的房产可能也面临某种违规转让的风险。我要求立案。”
08
由于涉及金额较大，且王翠花无法说清这些贵重金属的合法来源（毕竟她没有发票，而我有老照片和母亲的遗嘱公证书），加上她之前在车上的异常举止和那张我“不小心”掉在她座位下的“可疑纸条”……
虽然纸条最后被证明只是一张普通的背面涂鸦，但在那个当下，那种心理震慑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警察决定对王翠花进行暂时的留置询问，并要求林刚和陈倩立刻过来配合调查。
我走出值班室时，南通的天空已经彻底黑了。
车站出口的晚风带着一股潮湿的咸味。
我并没有离开，而是坐在出站口的台阶上，点燃了一支烟。
我不抽烟，这包烟是离婚那天买的，只抽过一支。
半小时后，我看见林刚骑着电瓶车风风火火地赶来，后面跟着一脸阴沉的陈倩。
他们没看见躲在阴影里的我。
陈倩一边走一边埋怨：“我都说了，让你妈稳着点，别显摆！她非不听！现在好了，林静那娘们儿学精了，竟然会报警！”
林刚喘着气：“我就不信她真敢告！那可是她亲弟弟！”
“亲弟弟？她现在婚也离了，工作也辞了，她还有什么好顾忌的？我告诉你，林刚，要是那镯子拿不回来，咱们没完！”
他们急匆匆地走进了值班室。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没有一丝悲哀，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意。
周志强说我离开了他就活不下去，林刚说我这辈子只能给林家当垫脚石。
可他们都忘了，我林静在图书馆工作的十五年里，不只是在修补破损的书页，我读过的每一本关于法律、心理、甚至是人性博弈的书，都在此时此刻，成了我反击的武器。
我拿出了手机，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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