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夏天,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留着利落短发的云南姑娘,站在了《快乐女声》的最高领奖台上。

她叫段林希。

没人能想到,这个来自保山小镇的女孩,会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击败夺冠热门洪辰、刘忻,成为那一届的全国总冠军。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份荣耀背后,是长达六年的底层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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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段林希出生于云南保山。

她4岁时父母离异,之后便跟着父亲生活。

初中辍学那年,她才16岁,揣着一把吉他和一个音乐梦,只身来到昆明。

舅舅的酒吧成了她的栖身之所——月薪600块,住在城中村,吃的是路边摊,唱的是别人的歌。

但正是这些打磨,让她的嗓音里沉淀出一种独特的质感:干净、质朴,带着底层生活的粗粝感。

选秀舞台上,当其他选手还在琢磨如何炫技时,段林希只是安静地抱着吉他,唱那些关于漂泊与坚持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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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套路"的真实,恰恰击中了观众的心。

成名后,代言合同雪花般飞来,商演排期满满当当,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

最夸张的时候,她一年就能赚到200万——那是她在酒吧驻唱300年才能攒下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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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首先是心态的失衡。

从月薪600到月入十几万,这种落差足以让任何人头晕目眩。

段林希后来回忆:"那时候觉得钱太好赚了,随便唱两首歌,就够以前一年的工资。人很容易飘,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

其次是能力的停滞。

选秀结束后,公司给她安排了密集的商演,却几乎没有系统的音乐培训。

她的日程表被各种走穴填满,练歌的时间被压缩到极限。

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候不是在唱歌,是在'卖脸'。唱来唱去就那几首歌,唱功反而退步了。"

最致命的是消费观的扭曲。

有钱后,她掉入名牌包、奢侈品、豪车的"陷阱,曾经省吃俭用的姑娘,开始追求与自己收入不匹配的生活方式,总觉得要配得上'明星'这个身份。

当潮水退去,她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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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后,选秀热度消退,新人辈出,段林希的资源开始肉眼可见地下滑。

商演报价从十几万跌到几万,再到几千;代言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曾经围着她转的"朋友",也渐渐失去了联系。

更糟的是,她发现自己除了"超女冠军"这个头衔,几乎一无所有。

唱功?几年没有系统训练,早已生疏。

创作?忙于商演,根本没有时间沉淀。

人脉?大多是酒肉朋友,关键时刻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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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她彻底"失业"了。

没有收入来源,但消费习惯已经养成,存款迅速见底,信用卡开始透支。

为了维持生计,她尝试过各种方式:开网店、做微商、甚至去朋友的婚礼上当司仪。

最窘迫的时候,她连房租都交不起,只能搬回云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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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段林希,生活在成都,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普通职员,月薪8000元,

和无数"蓉漂"一样,她也会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

工作之余,她重新开始写歌、练吉他,音乐反而回归到最纯粹的状态。

偶尔,她会在小酒吧做驻唱,不为赚钱,只为"过把瘾"。

选秀,为她制造了一个"一夜暴富"的幻觉,却没有教会她如何驾驭这份幸运。

值得欣慰的是,段林希并没有被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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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她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选拔,虽然未能走远,但重新站上舞台的经历,让她找回了对音乐的初心。

评论区里,有人嘲讽她是"过气明星",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

从年入200万到月薪8000,这个落差足以让任何人崩溃。

但当明星的光环褪去,她反而找到了更真实的自己。

这或许是那200万学费,带给她最宝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