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中国|唐宋之变|商品经济|大历史|秦汉

★相比于“宋系列”，本书集中展示了吴钩的大历史观，是吴钩写作的一次理论野心的展示与学术价值的升级。将对宋朝的个案研究，升华到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整体性思考，更具综合性与系统性。

★颠覆性史观，打破认知桎梏：

直击 “中国历史停滞论”“秦制两千年” 等传统刻板印象，提出 “唐宋之变是中国历史第二次近代化转型” 的核心观点，重构从唐至宋的文明演进逻辑，证明近代化动力内生于中国历史脉络。

★以 3000 年长时段视野串联 “周秦之变”“唐宋变革论” 等历史假说，同时聚焦嫁妆制度、税制演变、游民兴起、奴婢消亡等微观场景，用《名公书判清明集》案例、民间婚帖、税单等翔实史料，让宏大的历史有血有肉。

★全面呈现政治（贵族政治瓦解→官僚政治）、经济（人头税→财产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社会（身份制→契约制、固态社会→液态社会）、文化（贵族文化→市井文艺）的全方位变革，勾勒传统中国从“固态”到“液态”的完整轨迹。

★既有内藤湖南、福山等中外学者的理论支撑，又以通俗语言解读复杂历史议题，避免学术晦涩；案例贴近生活（如宋代女性嫁妆继承权、东京游民生存状态），让普通读者轻松理解深层历史变迁。

★直面 “李约瑟之问”“大分流” 等关键议题，从国家能力、社会组织、市场配置的互动关系切入，给出独特的中国本土历史解释，兼具思想深度与现实启示。

以大历史的视界看“唐宋之变”

开宗明义，本书的主旨是想展示一场发生在中国唐宋之际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学界称之为“唐宋变革”。不过我们的眼光不会只停留在唐宋，我们还将拉宽视界，以大历史的视野观察“唐宋之变”的来龙与去脉、前生与后世，从而勾画出传统中国3000年时段的历史演进脉络。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历史叙事却言人人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不同的叙事者受限于自己的视角、立场、见识以及所掌握的史料，看到的历史镜像也是不同的，有如盲人摸象—“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中国历史是时间悠久且影响深远的存在，因而前来“摸象”的，不仅有中国人自己，还有很多东洋人、西洋人。

在一众讲述长时段中国历史的西方“摸象人 ” 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 19 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所谓“ 中国历史停滞论”者，名单上不乏我们熟知的大名家，包括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和哲学家黑格尔、美国文学家爱默生，但没有一个是在汉学研究上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们凭恃着建立在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扩张优势上的优越感，通过第三四手资料俯视遥远的东方世界，断言：中国文明“陷入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甚至悲惨的非洲都可以说我曾经伐木、引水，推动了其他国土的文化。但是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

这些运用哲学家的空想、文学家的词藻组成的论调，在学术上没有任何价值，却在思想界影响颇深，在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都不缺追随者。晚清之时，中国不论在军事、政治，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都面临西洋文明的碾压式的挑战，文人知识分子群体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卑中，“中国历史停滞论”很容易让他们产生共鸣，心有戚戚焉。谭嗣同就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此话虽是有感而发，是胸中一腔热血所化的愤激之词，但就史观而言，显然是与“中国历史停滞论”共享逻辑的。直至今天，仍有历史作家以“秦制两千年”的五字真言概括一部中国历史，而无视两千年中起伏跌宕、迂回曲折的历史变动。

如果说，“秦制两千年 ”与“ 中国历史停滞论 ”只是寥寥数语的粗线条勾勒，1980 年代初中国学者金观涛与刘青峰共同提出的“ 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史观，则以一套煌煌数十万言的理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何以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简单地说，两位论者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由三个子系统组成：以地主经济为经济结构，以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政治结构，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子系统相互耦合而形成“超稳定结构”。毫无疑问，两位论者是认同“中国历史停滞论 ”的：“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特点”，而“超稳定结构 ”则旨在找到一把解释“停滞性”的钥匙。

“超稳定结构论 ”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论魅力，在 1980 年代那样的历史情景下，论文发表后很快就风靡一时。但试图用几个简单因素的耦合来解释长达数千年的大尺度历史走势，显然是冒险的，“超稳定结构论”看似论证繁密，却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两位论者在阐释统一王朝的建立与持续时，将宗族势力解释为“宗法同构体”，视之为大统一的组织基础；但在阐释割据的形成时，又将宗族势力解释为“无组织力量”，当成地方割据的组织基础。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更何况，一套理论如果建立的前提假说便很可疑，那么论证过程再繁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超稳定结构论”的前提假说是“ 中国历史停滞论”，问题是，这个假说是历史事实吗？抑或只是“摸象人” 自己的想象？

相对来说，那些看到了历史变动的学者描绘出来的“历史大象”更加接近史实。这里我们要说的历史变动，当然不是指改朝换代，而是指政治、社会与经济形态的改变。这些改变通常也不是表现为具有明确时间拐点的突变，而是表现为具有长期过程的渐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两次历史大变迁（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历史长河的大拐弯）是众所周知的，学界对此也没什么争议。一次就是发生在战国之时的“周秦之变”，从西周的分封制、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变为秦朝以降的郡县制、中央集权下的官僚政治、地主经济；另一次就是出现在清末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政制、司法、市政、经济、文化等领域莫不发生巨变。按唐德刚先生的讲法，两次大转型都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

而从秦汉至晚清这两千年间，是不是发生过政治、社会与经济形态的变迁，则是一个时有争讼的话题，似乎以“秦制两千年”论调最为多见，但也并非没有挑战成见的理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至少有以下四种：

一是何兹全教授提出的“魏晋封建说”。何先生认为，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混乱并不是改朝换代的通常现象，而是中国历史进入中世纪的表现。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但自东汉后期开始，商品经济出现衰退，自然经济占了优势，自由平民与奴隶向依附民转化，消极的宗教世界观兴盛，这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

二是“唐宋变革论”。这一假说由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首倡，其弟子宫崎市定做进一步阐发，在海内外史学界影响极广，众多学者或参与对“唐宋变革论”的争论，或运用“唐宋变革论”的框架分析中国历史。概括地说，“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层面的转型。它体现在经济上，是城市工商业的兴起，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现在财政上，是国家财税体系与城市商品经济紧密结合，从徭役、直接税、实物税、农业税、人头税转向间接税、货币税、工商税、财产税；体现在社会上，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懈，从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从固态社会转向流动社会；体现在政治上，是门阀政体的解体，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私人化的效忠关系转向公共性的君臣关系；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市民文艺的兴起，从孤芳自赏的贵族文化转向市民喜闻乐见的市井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唐宋变革 ”的概念虽然由日本汉学家率先提出来，但“变革”的部分内涵早已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所观察到，如宋人郑樵说：“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1这说的其实就是唐宋之际门阀政治、门阀社会解体的过程。明代陈邦瞻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陈邦瞻认为，自鸿荒时代至明代，中国历史有过三次大变：第一次大变大约就是指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发生在唐虞—西周之时；第二次大变相当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周秦之变”；第三次大变即“唐宋之变”（只不过古人不会用“唐宋变革”这样的学术概念概括出来）。

【编辑推荐】

当我们谈论唐宋，往往只记得唐诗宋词的风雅，却忽略了这是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文明跃迁。《唐宋之变》以“大历史+微细节”的双重视角，驳斥“中国历史停滞论”、中国历史“超稳定论”——原来宋代早已出现货币经济、证券市场、女性财产权等“现代性”特征，原来从唐到宋的转型，竟是一场走向近代的文明革命。

书中没有枯燥的理论堆砌，而是用“娘子的嫁妆”见证女性地位的提升，用“老百姓的税单”勾勒税制的进步，用“江湖游民”的兴起展现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从门阀贵族的消亡到官僚体系的建立，从人身依附的松弛到商品经济的繁荣，作者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绘就成一幅全景画卷，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感可知。

本书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又有通俗读物的生动，既能让历史爱好者刷新认知，也能为普通读者打开理解中国文明演进的新窗口。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从不是一条停滞的河流，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孕育近代化活力的文明长河——而唐宋之变，正是这条长河中最耀眼的转折。

【内容简介】

本书从大历史视界出发，聚焦嫁妆制度、税制演变、游民兴起、奴婢消亡等微观场景，分析“唐宋之变”的深层意义。

在作者笔下，从唐代门阀森严的身份社会，到宋代契约化的流动社会，这场跨越数百年的转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景：政治上，贵族政治瓦解，科举制构建起“取士不问家世”的官僚体系；经济上，人身依附松弛，从人头税转向财产税，城市商品经济与证券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层面，奴婢贱籍消亡，女性财产权与婚姻自主权显著提升；文化上，贵族文化让位于市井文艺，形成极具现代气息的世俗风貌。

作者以翔实史料勾勒出传统中国从“固态”到“液态”的演进轨迹，揭示“走向近代”是内在于我们历史之中的演进动力，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提供全新视角，让我们看见一个充满活力的近世中国。

吴钩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场历史阅读，更是一次对中国文明的重新发现。

【作者简介】

吴钩，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作品。其中，重点介绍宋朝社会生活的《风雅宋》一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获得2018年度“中国好书”。

【目录】

序以大历史的视界看“唐宋之变”

上辑社会

娘子的嫁妆 003

老百姓的税单与官员的工资单 056

江湖游民 097

躺在历史河流里的奴婢 135

中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