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5日深夜，基隆港冷风像刀子。萧家福站在甲板上，怀里揣着写给母亲的那封信，信纸被海雾打得卷起边角，他却执拗地念道：“三个月就回。”船只缓缓离岸，他把信抛进海里，心里想着——不过是去台湾帮部队搬运两趟物资，很快就能回忠县。
才二十三岁，个子单薄，却已历过滇缅公路的炮火。抗战结束时，身边不少重庆同乡兴冲冲说要回家，他也想跟上一趟。没成想命令一下，所有人调头去海峡对岸。那会儿，没人敢违抗，只能打包上船。海上三天两夜，他先是盯着远去的大陆，后来只盯着脚下的木板——不敢再看，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看。
台湾的第一夜，他和战友睡在竹棚里，枕边是湿漉漉的被卷。第二天一早，长官下达口令：“所有人准备长期驻防。”这句话像石块砸水，四散的涟漪一直荡到半世纪后的今天。萧家福慢慢明白，那句“三个月”已成空话。为了更快混进新的生活，他钻进军车连，从修卡车开始，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日子并不算苦。退伍后，他靠修车手艺在台北士林摆摊，周末还在公路边帮游人补胎。可夜深人静，一碗卤肉饭也压不住心里的山城味道。邻居见他常对着灯光发呆，笑问：“老萧，你是不是想家？”他闷声一句：“想，能不想？”
1988年，两岸邮路重启，消息像一记惊雷。萧家福翻出那本被汗水浸透的旧兵证，写下第一封信，“母亲，家中可安？”信封寄往忠县，又遥遥无期。一个半月后，邮差递来回信，写信人是堂弟的长子：“伯父、伯母已于二十年前相继离世。”他攥着那封信，在眷村门口坐了一下午，夕阳照在白发上，整条巷子安静得只剩蝉鸣。
时间推到2018年7月。已在航运公司做到董事的长子萧建国回家，轻轻把一张机票放在茶几上：“爸，名额批下来了，我们陪你回重庆。”老人半晌不出声，只抬头问：“真能回去？不骗我？”女儿萧慧蓉拍拍他的肩，笑道：“这回谁也拦不住。”
10月12日清晨，桃园飞重庆的班机准点起飞。航程不到三小时，可对萧家福来说像过了一辈子。飞机降落时，窗外是崭新的江北国际机场，玻璃幕墙闪着金属光。老人一脚踏上廊桥，突然顿住，四周软装灯带与免税店的陈列让他懵了。“别糊弄我，这不是台北新店机场？”他抬杖指着正前方，“重庆哪有这么多英文招牌！”孩子们一时间解释不及，他的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天。工作人员闻声赶来赔笑，递过一瓶矿泉水，好说歹说才算把火气压下去。
车子驶出机场，看见“渝北”“长寿湖”指示牌，他猛地安静。车窗外的高楼退去，稻田与竹林冒头，国道改省道，省道接乡道。到忠县地界时，天正落微雨，远山浮在雾里，他盯得出神。忽然，一棵歪脖柚子树闪进视线，他用手大力拍着车窗：“就那儿——停车！”
司机一脚急刹。老兵不等车稳，推门下去，脚踩泥浆，几步冲到树下。树干比记忆里粗了三四圈，枝头挂着青柚。萧家福伸手摸了摸树皮，低声说：“我小时候就在这撒过野。”众人围上来，他却挥手示意别动，接着缓缓绕到背风一侧。那里，几截残墙深埋草丛，黑瓦碎片还嵌在土里。正是萧家老屋的遗迹。
傍晚，村里敲锣打鼓，老少簇拥着来接亲戚。有人说：“这是萧老兵吧？小时候就听爷爷提起他。”人群把老人请到祠堂，挂上红灯笼，又杀了一头黑猪。酒过三巡，堂弟孙女端来一本泛黄家谱，翻到空白页，小心写下“萧家福”三字。墨迹未干，他先愣住，然后阖眼点头，像是所有牵挂终于落地。
凌晨四点，他执意要去坟山。秋夜的露水打湿裤腿，石阶又陡又滑，子女担心他失足，他却笑了：“这是我走了十几年的山路，只是重走一遍。”月色微白，他跪在父母坟前，额头重重触地。身边只有风声，也只有他一句浅浅的“孩儿回来了”。说完这句话，他长长叹气，仿佛把七十年的乡愁一起呼出。
返程前一天，亲友带他去看新修的忠万高速。混凝土桥墩扎在乌江岸边，公路像钢带缠绕山体，车流呼啸。有人打趣：“您当年走了大半辈子，如今坐高铁五小时就能到台北。”老人眯眼笑，却没回应，只是用干瘦手指在空中比划，把重庆到台北的距离画成一条弧线。
接下来几天，他几乎把村口到江边的路来回走了十多趟。曾经的梯田变成了柑橘基地，村干部介绍这是“产业脱贫”的示范片区。萧家福听了，却更关心稻谷：“稻种还是不是以前的‘大红禾’？”老人把脚上脏兮兮的解放鞋脱了，赤脚踩进泥田，嘴里赞叹：“这土还是原来的味。”村民哄笑，他也跟着乐。
有意思的是，他的孙辈们第一次进山，却一点不嫌艰苦。小外孙跑去抓蚱蜢，边追边喊：“外公，这里好像动画片的场景！”萧家福让人砍下一把稻穗，插进竹筐，郑重递给孩子：“带回台湾，这就是我们的香。”孩子没太听懂，只是点头收下。
短暂探亲转眼到头。返回重庆市区的车上，女儿轻声问：“爸，还会怪我们吗？”他沉吟片刻：“城市变了，也算换了壳的故乡。怪什么？”那根陪伴半生的核桃木拐杖斜靠座边，上面新添几道刮痕，是昨天在坟头磕出的。
抵达江北机场的安检口，他忽然停步，对护照端详半晌，把薄薄的证件放进外套内袋。旁边旅客抬眼望向这位须发俱白的老人，他回以点头示意，随后跟着家人缓缓前行。工作人员请他坐轮椅，被谢绝，他说自己想再多走几步——至少在重庆的土地上。
登机前，他掏出口袋里的车票。那张旧船票的墨迹已淡到难辨，可边角仍能看见“1949”几个模糊数字。他把票纸折好，塞进一只小玻璃瓶，又交给长子：“留给你们，有一天再带回来。”长子沉默接过，紧握不语。
航班起飞，夜色下的山城灯火连成金链，江流蜿蜒，好似在为这趟迟到七十年的归家画上逗号。舷窗另一侧，台北也在同一片星空下，灯光同样灿烂。此时此刻，老人靠在座椅，不再执拗分辨哪边是“这儿”哪边是“那儿”，只轻轻合眼，拇指摩挲着掌心那枚残旧的徽章——它陪他走过滇缅山路，也见证过海峡波涛，至今仍亮得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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