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不管年轻时在外走多远,百年后总求入土为安;可是你敢信,在标高八千米的雪山之上,几十个异乡人躺在冰雪中二十多年,任凭路人跨过躯体前行,连父母妻儿都放弃带他们回家的念头?
横亘在西藏边界的珠穆朗玛峰是地球最高点。海拔八千米以上被称为“死亡地带”。在这里,大气压强断崖式跌落,氧气分压维持在海平面百分之三十左右。健康人站立不动,心肺系统也要以平地三倍工作量运转,才能维持大脑指令输出。
气温在零下三十到零下四十度浮动。人体犹如漏水发动机,正常呼吸也在流失热量。停留时间变长,身体生成大量红细胞运输氧气,导致血液粘稠,心脏骤停风险成倍增加。这是高山法则,筛选着试探它的挑战者。
既然生存条件如铁板一块,为何有人把命丢弃于此?我国境内的北侧路线,有三具著名的遗体,过往攀登者起名:绿靴子、睡美人、休息者。探索他们留在山上的原因,是生命本能与物理极限的碰撞。
一九九六年五月,印度攀登者泽旺帕卓将生命留在标高八千五百米的石灰岩凹陷中。他脚上的荧光绿防寒靴在白雪中醒目。此后岁月里,这双靴子成了路线上绕不开的视觉坐标,大家称呼他“绿靴子”。
那天,风暴覆盖东北山脊,能见度降至冰点。帕卓在下撤途中与队伍走散。为躲避高空寒风,他蜷缩进半米深的岩缝里,双臂环抱胸前,身体呈现胎儿姿势。低温带走体温。随后日子里,他身上的衣物连同肌肉骨骼,在风雪反复冻结下,和周围岩石长在一起。
看着亲人躯壳遗留荒野,家属本能用尽手段将其带回故土。帕卓的哥哥在四处筹措资金寻找搬运团队时,得到一致拒绝。是重赏之下没有勇夫,还是这片区域存在无法违抗的铁律?
答案在两年后的悲剧中显现。一九九八年,美国籍攀登者弗兰西丝和丈夫谢尔盖在下撤时遭遇危机。弗兰西丝坚持无氧气瓶攀登,这种做法到达顶峰后耗尽她的体能。在海拔八千六百米的冰坡上,弗兰西丝失去双腿站立能力。
谢尔盖将她安置在原地,独自下山寻找救援物资,半途坠入山谷。路过的英国攀登者伊恩和队友发现倒在雪地中的弗兰西丝。他们停下脚步尝试托起她。失去行动能力的成年人,加上地心引力和厚重防寒服,重量构成庞大阻力。
伊恩和队友耗尽备用氧气,也无法挪动她分毫。为保留生还机会,他们拔营下撤。九年后,伊恩筹资重返此地,拿出国旗盖在这具被称作“睡美人”的遗体上,并在旁边放置一个泰迪熊玩具。
听完描述,外界产生错觉,认为登山者在这个高度丧失共情能力。眼看同类逝去却不施救,道德约束在此地失效了吗?
二零零六年发生的事情把争议推向风口浪尖。英国人戴维夏普采用单人无向导方式攀登。耗尽体能后,他在“绿靴子”待过的岩洞里坐下休息。这一坐,他成了“休息者”。在夏普失去意识前的十几个小时里,有四十多名攀登者从他面前经过。
有人停下来把氧气面罩扣在他脸上;有人拉拽手臂试图让他恢复直立行走能力。处于失温状态的夏普,四肢关节失去弯曲功能,像一块冰冷石头。经过短暂推拉尝试,这四十多人全部放下他,继续前行。事后,舆论爆发指责,认为路过的人自私冷血。
抛开情绪,要看客观物理数据。在海拔八千五百米,救援失去行动能力的人,需要建立复杂的滑轮组和承重绳索系统,还要有六到八名受过训练的向导同时发力。
北侧山脊道路宽度仅容单人通过。只要一人脚底滑倒,整支队伍就会被安全绳牵扯坠入山谷。强行救人本质等同集体坠崖。
等天气转好,出资聘请专业团队或使用直升机运下来呢?这同样缺乏科学常识支撑。直升机升力来自旋翼拨动空气。八千米高空,空气密度无法托起机身重量,强行飞入只会导致发动机失速坠毁。
采用人工搬运,向导需要挥舞金属冰镐把遗体从厚重冰层中凿开。几分钟体力消耗就能让心率达到致死标准。冻结的遗体吸纳冰雪,加上未卸下的装备,重量达一百五十公斤。
在垂直岩壁上,往下放这样不规则且沉重的硬物容易卡在冰川裂缝里。没有向导愿意拿活人的命去交换死者的躯壳。
面对这种现象,我国在北坡路线日常管理体现严密逻辑。攀登活动增加,在山体留下包装废弃物和排泄物。高山环境犹如天然冰柜,废弃物无法降解。
随气候变化,冰川融水会把物质带入地下水系。针对生态风险,有关部门划定管理红线。游客大本营向山下后撤,远离核心冰川区域。
限定攀登总人数。每年春天,出资组织专业藏族向导清理高山垃圾。通过限制人的行动范围,切断商业探险对自然无底线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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