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报道者》刚刚发布了一篇重磅专访，那就是关于昔日好莱坞大佬（如今的阶下囚）哈维·韦恩斯坦的采访。
采访非常长，但也很有料，关于哈维·韦恩斯坦的种种行径，法律已经给出了裁决，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了。如今看到他的狡辩，只会觉得很可笑。
本文转自《好莱坞报道者》，作者为Maer Roshan
以下为他们的原文。
这位影视大亨已经身败名裂，这是他入狱后首次接受重要专访。在访谈中，他愤怒地控诉了自己在里克岛监狱的生活（“我就要死在这里了”），谈及了他毁于一旦的成就，以及他对未来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向你保证。”）
在我准备去见哈维·韦恩斯坦的前一天，一场暴风雪给纽约带来了一英尺厚的积雪，让整座城市陷入停摆。这似乎是一种预兆。第二天早上在酒店醒来时，我心里隐隐希望里克岛监狱也能因此关门。紧接着，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管理人员的简短邮件，上面写着：“一切照常！”
于是，我叫了一辆优步，后备箱塞满了录音设备，带着一名摄像师，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前往里克岛的短暂旅程。这座位于皇后区的岛上监狱可谓臭名昭著，在过去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韦恩斯坦一直被关押在这里。
想进入里克岛监狱，难度仅仅比越狱稍微低一点。优步把我们放在了监狱外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苦苦等待监狱官员来接我们。
随后，我们穿过铁丝网大门，跨过金属探测器，历经层层障碍，终于抵达了那座煤渣砖建筑。建筑摇摇欲坠，韦恩斯坦近两年就栖身于此。
他今年73岁，过去几年里因各种疾病频繁住院：糖尿病、心脏手术、癌症。椎管狭窄导致他大部分时间只能坐在轮椅上。因为体弱多病，他被安置在监狱的医疗区，与普通犯人隔离开来。出于安全考虑，他每天有23个小时都被关在自己的牢房里。
对我来说，这次探监也算是一种重逢。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99年，当时我是《Talk》杂志的编辑总监。那本月刊命运多舛，正是韦恩斯坦与蒂娜·布朗共同创办的，蒂娜也是一代传奇编辑。我们的初次相识并不愉快。我刚到公司，就看到面色灰白的蒂娜瘫坐在办公室的躺椅上，而正在卡普里岛游艇上度假的哈维，正通过免提电话对她破口大骂。
那是许多人记忆中的哈维：粗鲁、满口脏话且报复心极强。但哈维也有截然不同的一面。他可以极具魅力、风趣幽默且慷慨大方，这种奇怪的双重性格，后来也得到了一些受害者在法庭上的证实。他对人才和故事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并且对自己的心腹极其忠诚。
讽刺的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一次争吵是因为格温妮斯·帕特洛，而她后来成为了对他批评最猛烈的人之一。有一次，在帕特洛登上《Talk》杂志封面后，哈维勃然大怒，认为那篇报道对她太苛刻了。“别他妈惹我的朋友，”他咆哮着，愤怒地把杂志砸向了我。
但关于他，我最难以磨灭的记忆发生在几年后。
“9·11”事件发生没几天，马特·希尔齐克陪着我们去了一趟归零地（世贸遗址），他当时是哈维的公关总监。那既是为急救人员送食物的任务，对哈维来说，也是一次病态的炫耀。
当时纽约市中心已全线封锁，除急救人员外严禁入内。但神通广大的哈维不知怎么弄到了一张通行证，让我们的车顺利穿过警方的路障和检查站，一路开到了仍在冒烟的废墟现场。我们端着一大盆汤，拎着一袋三明治，在废墟中艰难前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惨状震惊得说不出话，直到哈维突然发出一声男中音般的咆哮，打破了死寂。
“马特！给我拿个贝果来，”他大喊道。
我们都惊愕地看着他。“哈维，那些贝果是给消防员准备的，”希尔齐克憋了半天才回了一句。
“别忘了抹上奶油芝士，”哈维不耐烦地催促道。
想当年，哈维事业如日中天，即使做出令人发指的举动，大多也能蒙混过关。作为好莱坞的一线制片人，他的手伸向了杂志、戏剧、出版和政治等各个领域。他与各国总理和总统称兄道弟。然而，到了2017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发表了一系列重磅报道，揭露了他长期以来的性骚扰和性虐待行径，让他瞬间跌落神坛。这些年来，随着他的案子占据了各大新闻头条，并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将数十名同样被控性虐待的知名男性拉下马，我忍不住好奇，那个昔日的哈维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接连不断的官司和身败名裂的公众形象，是否挫败了他的傲气？从命运的巨大转折中，他吸取了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自己费尽心血建立却又毁于一旦的成就？在监狱里，他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我记忆中的哈维总是喜欢闪亮登场，身后往往跟着一群助手，鞍前马后地伺候着。但眼前的这个哈维却是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他瘫坐在轮椅上，由一名百无聊赖的狱警推着。与我记忆中相比，他瘦了很多，头发花白，面色苍白。他身上穿的黄色囚服与刷成黄色的房间融为一体，让他的脸色透出一种病态的铁青。
“所以，”他用一种戏剧化的口吻说道，“我们又见面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里克岛监狱严格规定采访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哈维坐在一间四处漏风的会议室里，公关人员和一群监狱官员在角落里盯着他。
他回答了关于狱中日常生活以及导致他入狱的那些性犯罪历史的问题。在这期间，他的情绪如同歌剧般跌宕起伏，时而骄傲，时而愤怒，时而自怜，时而羞愧。然而，六年的牢狱生涯并没有唤起他任何真心的悔过。虽然全世界都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视他为恶魔，但哈维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是好莱坞旧时代罪恶的替罪羊。在被逼问时，他承认自己的行为可能很粗鲁、很可悲，甚至带有虐待性质。但他坚称自己不是强奸犯，只是一个性欲过盛的蠢货，做了一些愚蠢的举动，却意外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
对他来说不幸的是，连续三个陪审团都不认同他的这套说辞。自从第一篇新闻报道曝光以来，已有近100名女性挺身而出，公开指控韦恩斯坦涉嫌性骚扰和性侵，由此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民事和刑事诉讼，这些案件至今仍在纽约和加州的司法系统中走程序。
2020年，他在纽约的首次审判以三级强奸等罪名成立告终，被判处23年监禁。不过，这项定罪在2024年被推翻，原因并非他清白无辜，而是出于程序性裁决。随后在2025年的重审中，陪审团给出了一个喜忧参半的判决：一项罪名成立，一项罪名被判无罪，第三项罪名则因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而流产。
2023年，经过洛杉矶一场漫长的陪审团审判，他因强奸和其他罪名被判处16年监禁。法官裁定，这16年的刑期将与他纽约的刑期连续执行，而不是合并执行。
我们的对话是在一月下旬进行的，正好是纽约另一场重审宣判的前一周。哈维明确表示，他希望这篇访谈能在此之前发表，这也是他被捕以来首次接受深度专访。（该审判已重新安排在4月14日开始。）当一个小时的时间快到时，里克岛的代表命令我们结束采访。哈维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但就在狱警推着他准备离开房间时，这位曾经的影业大亨强打精神，做了最后一次推销。
“你必须尽快把这篇报道发出去，马尔。我可是给了你一个他妈的全球独家！奥普拉苦苦哀求我接受她的采访。蒂娜·布朗也是。NBC还说……”
随着他被推过走廊送回牢房，他的声音渐渐消失了。但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会在各种奇怪的时间从里克岛监狱给我打来几十个电话，补充各种观点。
“哈维在线上，”恩格尔迈耶会用一种非常“好莱坞”的方式宣布，然后把韦恩斯坦的电话接进来。（他后来的这些评论也已经补充到了这篇访谈记录中，为了行文的清晰和篇幅控制，文章做过编辑处理。）
采访结束后，另一名狱警过来带路，引导我们回到了皇后区那个荒凉而寒冷的停车场。在走出去的路上，我问那名狱警，关于韦恩斯坦入狱前的生活，他知道多少。他耸了耸肩答道：“他以前在好莱坞算是个大人物，对吧？”
记者：我想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四季酒店的一场首映式上，大概是25年前的事了。那感觉就像是上辈子的事。你在这里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哈维：我几乎所有时间都在牢房里度过。有时候我会坐着轮椅出去透透气，但那只有半个小时。我每天大部分时间有23个小时都被关在牢房里。除了狱警，我没有任何人际接触。
记者：你不和其他囚犯说话吗？
哈维：我只跟狱警说话。还有护士。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全部社交活动。在我这个监区，根本没有所谓的社交。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哈维：因为这里是里克岛，这里就是地狱。以前在州立监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早上起床，吃早饭，见见朋友，跟人聊聊天。大家还一起看电视。我一直恳求能转回州立监狱，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说，“因为你还有一场审判在即，所以你得留在里克岛。我们想盯着你。”
他们已经盯了我19个月了。我真不知道他们以为我能跑到哪去。
记者：你的名气对你来说是帮了忙还是添了乱？
哈维：在里克岛，名气害了我，因为它逼着我只能被隔离。跟别人待在一起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其他囚犯能去放风的院子。但每次我去那里，都感觉自己被包围了。他们走过来对我说，“韦恩斯坦，给我点钱。”“韦恩斯坦，把你的律师借我用用。”“韦恩斯坦，做这个。”“韦恩斯坦，干那个。”
我不断受到威胁和嘲笑。如果天天去那儿，我根本活不了多久。
记者：你在北部州立监狱的时候没遇到过这种事吗？
哈维：没有。因为我在那里只是一个小群体中的一员，通过那种方式你会慢慢认识大家。监狱里是很孤独的。你只想努力跟人建立联系，尽量不去想他们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我和一个总是看书的家伙关系很好，他看的可不是什么世界名著，而是大卫·巴尔达奇或哈兰·科本的小说。我推荐他看了丹尼尔·席尔瓦的书，他非常感激。我在那儿的时候，还自愿教了一门课，讲书籍如何改编成电影，比如詹姆斯·帕特森和J.K.罗琳的作品之类的。但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如果我还能回去的话，我会再试一次的。
记者：有人对你进行过身体上的伤害吗？
哈维：有一次我在排队等电话，我问前面的人打完了没有。他挂断电话，朝着我的脸狠狠地打了一拳。我倒在地上，流了一地的血。我伤得非常重。狱警问我是谁干的，但我不能说。你不能当告密者。这就是丛林法则。
记者：你经常打电话吗？
哈维：每隔三个小时我能打16到18分钟的电话。这是我的生命线。我每天都会和三个孩子通话：我30岁的大女儿，还有我12岁和15岁的孩子。我的另外两个孩子已经六年没跟我说过话了。我也会给我的律师和几个朋友打电话。这是唯一能让我保持理智的事情。
里克岛单人牢房
记者：你的小一点的孩子知道你的情况吗？你是怎么跟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的？
哈维：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都已经到了会用谷歌搜索的年纪。但我告诉他们我从未性侵过任何人，他们相信我。以前我在贝尔维尤医院的时候，见他们还比较容易。但我绝不允许我的女儿来这里看我。我的女婿有时会带我12岁的孩子来探监。但这对孩子来说也很艰难。这对他的心理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记者：在你的审判中，你经常被拍到腋下夹着书。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书的？
哈维：我在亚马逊上订购，然后他们通过联邦快递寄给我。有时候一天能收到好几本。我一直喜欢看书，而且在这里也没别的事可干。在里克岛你是看不到《纽约时报》的，这里唯一的报纸是《每日新闻》。不过有个朋友每周都会给我寄一份《星期日书评》。
记者：有什么特定类型的书是你特别喜欢的吗？
哈维：在洛杉矶受审的时候，我把高中的课本全重温了一遍。《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了不起的盖茨比》。从17岁起我就没碰过这些书了。当你在73岁了，被困在牢房里重读这些书时，那种感觉完全不同。在里克岛，我就一本接一本地读回忆录：格雷登·卡特的回忆录、巴里·迪勒的、基思·麦克纳利的，那本书简直绝了。我刚读完汤姆·弗雷斯顿（MTV创始人）的书，其实写得还挺好。但是书里有一句话说，“我认识哈维·韦恩斯坦，他是个掠食者。”
就这一句话，却让我伤透了心。
记者：有趣的是，书里的一句话依然能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你难道还不习惯这些吗？
哈维：弗雷斯顿是我认识很多年的老熟人了。他现在居然也这么看我，当曾经的朋友也轻信了这些指控时，那种感觉真的很痛。我至今仍耿耿于怀。
记者：你们允许看电影吗？
哈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播放电影的平板电脑。看一部要花4.95美元。主要都是一些商业大片，不是什么艺术电影。但偶尔也会有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小众电影悄然出现，让人惊艳。我刚看了《瓦利斯岛的歌谣》，由凯瑞·穆里根担任执行制片，那真是一部绝妙的电影。我真希望自己能在外面，那样我就能发行这部片子了。
平板上偶尔也会放我的电影。前几天出现了《心灵捕手》。我已经25年没看过了。我在牢房里重温了一遍，当时我就在想，“这拍得真他妈棒极了。”
记者：这里的人会跟你聊你的电影吗？他们会给你推销剧本吗？
哈维：其实不会。他们只想聊昆汀·塔伦蒂诺。这群人可不是爱看《莎翁情史》的那类人。我确实会收到剧本，但大多是大学生通过邮件寄来的。他们想知道我对他们电影的看法。
记者：你是怎么回复他们的？你会给他们写修改意见吗？
哈维：基本不写意见。老实说，那些剧本通常写得不怎么样，但我还是尽量给他们一点鼓励。我告诉他们还要再加把劲。
记者：你还在关注这个行业吗？你看行业杂志吗？
哈维：哦，当然。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几乎是像信徒一样虔诚地在读这些杂志。我依然和外面的好莱坞人士保持联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是你们《好莱坞报道者》的狂热读者。但杂志寄到这里总是晚两个星期。
记者：我知道你在入狱前雇了一位监狱顾问。他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哈维：不是什么具体的建议。他只是帮我摸清了这里的生存体系。那些需要注意的潜规则和种种禁忌。但他救了我的命。去年我生病的时候，在牢房里快要冻死了。连着好几天，我都动弹不得。这里没有医生。我们可是在里克岛，关了这么多囚犯，连个医生都没有。
最后，我给克雷格·罗斯菲尔德打了个电话，哀求他，“求求你帮帮我。我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通了个电话，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了贝尔维尤医院。第二天我就做了心脏手术。
要是再晚一天，我就没命了。我患有骨髓癌。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地方检察官的打算恐怕就是想让我死在监狱里。但我真的快不行了。
记者：你会担心自己真的死在这里吗？
哈维：这简直要把我吓尿了。想想我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生活，想想我为社会做过的那些事，他们竟然不能对我宽容一点，以更人道的方式来对待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管他们认为我这辈子做了什么坏事，我好歹没有被判死刑。今年三月我就要74岁了。我不想死在这里。
记者：就在我们录制这段访谈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案子。你认识他吗？
哈维：不认识。我也许碰巧见过他一两次。但他和我不在同一个圈子里。我们绝对不是朋友。
记者：上一次像爱泼斯坦这样引起全球轰动的案子，还是你被捕的时候。站在你的立场来看，这两件事有什么不同吗？我知道你一直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并且抱怨媒体在对你进行“猎巫”式的迫害。你觉得他也可能是无辜的吗？
哈维：不。我只知道报纸上写的内容，我没法做出判断。我对媒体没什么信心。对检察官也是。但他被指控的那些罪行确实令人发指。跟我被指控的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
记者：我们来谈谈你的罪行吧。几十名女性讲述的故事虽然版本各异，但核心情节惊人地一致。你尾随她们到了酒店房间，或者把她们困在你的房间里。你强迫她们和你发生关系。当她们拒绝时，你就会暴跳如雷或者进行报复。你声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但如何解释这些如出一辙的指控呢？你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编造谎言来陷害你？
哈维：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牵涉到钱。你知道的，有个女人拿了五十万美元，另一个也拿了五十万，第三个拿了三百万美元。她们只要填张表，声称我性侵了她们，就能拿着支票走人。于是她们就填了表，最终保险公司赔付了数千万美元。还有迪士尼也是，迪士尼不想把事情闹大，就花钱把人打发了。这就产生了一种羊群效应。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造我的谣，而且这些都会被记录在案。但这些故事中，只有极少数真正走上了法庭。
记者：指控你的人中，有些曾是你亲密的朋友，比如格温妮斯·帕特洛。还有些人跟了你好几年。她们可是连一分钱都没拿。你真的觉得她们都是为了钱吗？你的内心就没有一丝一毫承认自己曾经伤害过她们吗？
哈维：我向其中一些女人求欢被拒了吗？我当时是不是有些越界了？是的。我是不是咄咄逼人或者表现得过于轻浮？这些都有。听着，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和那些人纠缠不清。我当时有一位出色的妻子，她对我做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一直在撒谎。我滥用职权，让我的员工帮我打掩护。
但我性侵过女人吗？没有。我绝对没有做过那种事。
记者：自从这件事爆发以来，你支付了多少和解金？
哈维：大部分的和解金都不是我出的。是迪士尼付的。是保险公司付的。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个人大概花了十来万来搞定那些和解。
记者：你逼迫人们签署各种严苛的保密协议，还花了大量的金钱来封口。你甚至雇佣私人侦探来监视那些指控你的人和新闻媒体。这难道不是做贼心虚的表现吗？
哈维：确实是，但我做错的事情不是性侵犯。我背叛了我的妻子，我拼命想要瞒住她。我也不想让迪士尼发现，我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丑闻的波及。
记者：你刚才提到你的员工帮你打掩护。其中一些人明知道等待那些年轻女孩的是什么，还是把她们带到了你的房间。难道他们就不该为此承担点责任吗？
哈维：不该。只有一个人该受谴责，那就是我。这些人能在韦恩斯坦影业或者米拉麦克斯工作简直乐坏了，能够置身于这个行业的中心和巅峰，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我撒谎，也是我逼他们撒谎的。
我的员工非常棒，他们撒起谎来简直是得心应手。但事情是我做的。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不过我得说一句，当一个男人在半夜邀请你去他的酒店房间时，你心里就该有数了。
记者：你的意思是，每一个去见你的人都清楚自己最终会被你在房间里追着动手动脚吗？
哈维：当然不是。有很多人来找过我。但也确实有些女人心知肚明将会发生什么。也许她们事后觉得恶心或者后悔了。也许她们看到了捞一笔的机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们表现出来的那样天真无邪。
看看上一个案子。我在米里亚姆·哈利那儿栽了跟头。但卡娅·索科拉说我强奸了她，这项指控最终被判无罪。我们之所以打赢了那场官司，是因为她在日记里写了四个侵犯过她的男人。但她在日记里提到我的那句话却是，“哈维让我很失望”。哈维让她失望是因为我没能把她捧成明星。很多指控我的女人都是女演员，因为她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资源。
记者：她当时还是个20多岁的模特。而你却是一位举世闻名的行业巨头。你承认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失衡吗？你是个不容许别人说“不”的权势人物。我亲眼见识过那有多吓人。
哈维：是的，确实存在权力失衡。我知道我有时很吓人、很难伺候。但那离性侵犯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调情过度，搞出一些荒唐的局面。这些糟糕又愚蠢的行为，我承认。但我没有强迫过任何人。我没有对任何人动过粗。我没做过那种事，马尔。我甚至通过了测谎仪来证明这一点。
记者：听你这么说，我忍不住想起了那位在纽约的意大利模特安布拉·古铁雷斯，以及纽约警方在你酒店房间外录下的那段诱捕录音。你当时那种死缠烂打、极具攻击性的行为，真的让人终生难忘。如果那都不算性侵犯，那算什么？
哈维：我想那只是一次用力过猛的求爱。不仅让人尴尬，还很可悲。但我从没碰过她。你绝没见过我对她动手动脚。他们甚至都没把她的案子提交到法庭上。
记者：你一向自诩是个狠角色。如果这些女人中有人拒绝了你，你难道不想尽办法去惩罚她们吗？
哈维：绝对没有。我可能是个狠角色，但我还没疯。“哈维”这个名字的威慑力就足够了，甚至可能有些防卫过当。但还不至于到了封杀谁的地步。如果现在开着摄像头，我也只会说，罗姗娜·阿奎特、格温妮斯·帕特洛、安吉丽娜·朱莉，她们完全是在夸大其词。她们只是一心想削尖了脑袋往圈子里钻。结果是她们毁了我。
记者：对于那些从你这里一无所获的女性，你这个断言实在令人惊叹。但指控你的远不止她们。彼得·杰克逊说，你曾警告他不要和艾什莉·贾德以及米拉·索维诺合作。
哈维：彼得·杰克逊最不是东西了。
对他来说，这就是私人恩怨。他还在为当年米拉麦克斯和《指环王》的事情对我耿耿于怀。所以他一看到我落难，就落井下石，说什么我命令他不准和艾什莉·贾德或者米拉·索维诺合作，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他再敢胡说八道，我连他一起告。［杰克逊并未对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真相是，当年为了让艾什莉·贾德出演《心灵捕手》，我简直是拼了老命去争取。我像个疯子一样为她极力游说。但格斯·范桑特和马特·达蒙坚持要用明妮·德里弗，那件事也就只好作罢。
至于米拉·索维诺，当她丈夫需要在一部电视剧里谋个角色时，我直接把另一个演员换掉，让他顶了上去。事实是，如果我想要报复这些女人，我需要那些经纪公司的配合。你大可以去问阿里·伊曼纽尔！去问布莱恩·卢德！我从来没有，绝对没有做过这种事。
记者：你曾说过你想在庭审中出庭作证，但被人劝阻了。你后悔吗？
哈维：是的。因为那样我就能向陪审团解释清楚了。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你绝不可能在遭到性侵犯之后，还给那个人发邮件说“我爱你”、“我想你”、“来看看我吧”。
记者：所有的这些论点在法庭上都提出过了，但并没有打动陪审团。
哈维：那是因为地方检察官请来了一位心理学家，每小时付人家750美元，在法庭上作证说受害者有时会对施虐者产生依恋。我们当时没有反驳这一点。我们本该据理力争的。而且本该由我亲自出马，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些关系背后的真相。如果是我的证词，绝对能力挽狂澜。
记者：为了这场官司，你花了多少钱？
哈维：几百万，几百万，好几百万。
记者：你担心这笔钱会花光吗？
哈维：愁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我虽然有些房产和其他收入，但钱终归是有限的。迪士尼停了我的保险。你知道我为那家公司赚了多少钱吗？想当年在Talk Books出版公司，编辑乔纳森·伯纳姆发掘了《阿特米斯的奇幻历险》，卖了2100万册。我们买下了《波西·杰克逊》的版权，卖出了2亿册。光这一本书我就在出版上赚了10亿美元。你知道迪士尼每年给我多少退休金吗？六万美元。我为迪士尼赚了几百上千亿，他们一年就给我六万块。而且我的前妻伊芙还要拿走一半。
记者：在众多站出来指控你的女性中，格温妮斯·帕特洛似乎让你格外心寒。这是为什么？
哈维：因为她曾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她做出那样的事。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闹得那么大。
我们在一次愉快的会面结束后，我走出去对她说，“要不要按摩一下？”她只是回了一句，“不了，还是算了吧。”我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我从来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她跑去告诉了布拉德·皮特。皮特跑来找我，警告我说，“不许再对我的女人做那种事。”我回答他，“别担心，布拉德，我懂了。”
但后来，格温妮斯却跑去上了霍华德·斯特恩的节目，还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把整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她心里清楚得很，当时什么都没发生。但就是这个所谓的朋友，这个事业全靠我提携的人，就这样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她只是想随波逐流罢了。就冲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原谅她。
记者：远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曝光之前，就已经有记者花了数年时间调查你与女性的这些纠葛。大卫·卡尔曾在《纽约》杂志花六个月时间做了一篇封面报道，但最终未能发表。在那种严密的审查下，换作别人可能早就收手了。但你却依然我行我素。这是出于傲慢吗？还是自我毁灭倾向？难道你真的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被抓住吗？
哈维：傲慢这个词用得好。而且那显然也是在自我毁灭。但这些风流韵事确实能缓解我生活中的一些压力。那是一个始终存在在那里的诱惑，而我总是向诱惑屈服。那是愚蠢且错误的。
记者：在希腊悲剧中，英雄总是因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陨落。你认为你的致命弱点是什么？
哈维：我越界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有时候就像个可怕的恶霸。我滥用了手中的权力，狂妄自大。我咄咄逼人，固执己见，这让我感觉糟透了。我为自己的那些行为感到羞耻，我现在终于看清了以前看不清的东西。讽刺的是，我曾经发行过一部名为《欺凌》的电影，GLAAD还因此给我颁了个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说：“我来发行《欺凌》这部电影，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想必大家都能体会得到。”
记者：这段经历是否让你变得更加懂得反省了？
哈维：在监狱里你根本无法逃避反省，因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自己。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做出怎样不同的选择。
记者：那你会做出什么改变呢？
哈维：我会更加尊重那些女性。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和她们搞在一起。我会对我的婚姻保持忠诚。我会告诉自己，“我有一个家庭。我要保护它。”我当时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我承认。
记者：你有没有向那些指控你的女性道过歉？
哈维：我曾向她们公开道过歉。在跟她们打官司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直接打电话给她们的。但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说：我向那些女性道歉，对不起。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跟她们纠缠不清。是我误导了她们。
记者：老实说，我不觉得这算是什么诚恳的道歉。听起来你最感到后悔的反而是背叛了你的妻子。除了这些，你对自己的其他过错感到抱歉吗？
哈维：是我误导了她们。我背叛了我的两任妻子。那是不道德的。但我绝对没有性侵过她们。这才是整件事里弥天大谎所在。我绝不会为我没做过的事情道歉。我终将被证明是无辜的。我向你保证。
记者：在外人看来，你的生活似乎一直被各种贪得无厌的欲望所支配：对权力的渴望，对金钱的贪婪，以及对食物和性无尽的渴求。你觉得这些欲望的根源在哪里？
哈维：有些要追溯到我的童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记得我叔叔非常富有，而我父亲曾经帮过他大忙，但我叔叔后来却翻脸不认人。我还记得那对我父亲的打击有多大，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好人。但我叔叔有权有势，我渴望成为他那样的人，而不是像我父亲那样到处碰壁。那就是我迷失方向的起点。这件事多多少少塑造了我的价值观。我不想成为生活中的那个被人欺负的冤大头。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驱使了你对女性的那些行为？
哈维：我和伊芙的婚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整整17年。一年半后，我遇到了乔治娜，我们又结了12年的婚。我只是从来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招女人喜欢，但后来到了某个阶段，一切变得太容易了。很多女人主动投怀送抱。
记者：她们来找你，是因为你有能力掌控她们未来的命运。
哈维：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有时候就是两厢情愿的事。马尔，信不信由你，我还是有点个人魅力的。
记者：我知道你有两个女儿已经改名换姓，并且拒绝跟你说话。你试过联系她们吗？
哈维：试过很多次，她们从来不回。她们的母亲也跟我断绝了联系。自从那些指控满天飞开始，她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记者：你觉得你还有可能修复这些关系吗？
哈维：是的，我觉得有可能。我对此充满信心，等我从这里出去，证明了我的清白之后。我赢得了上一次的上诉。这一次我也一样会赢。当我躺在牢房里想起她们的时候，我只想让她们知道我爱她们。我并没有做过那些她们以为我做过的事情。
记者：你的兄弟鲍勃，曾与你并肩作战建立起你们的公司。但在丑闻爆发后，他也跟你断绝了关系。这让你感到意外吗？
哈维：一点也不。完全不意外。他渴望继续工作，而这件事也毁了他的事业。他只是希望通过向我身上泼脏水，能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但可悲的是，他们永远不会再让他回去工作了，他只能跟我一样被困在这个泥潭里。但这并不令人惊讶。在韦恩斯坦影业的最后那几年，我们之间就已经积怨很深了。
记者：他说过是你的鲁莽毁了这家公司。
哈维：我毁了公司？是他毁了公司才对。看看他拍的那些电影吧，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灾难。
是我拯救了公司！《国王的演讲》、《艺术家》、《乌云背后的幸福线》，一部接一部的爆款。而且不仅仅是电影。我还建立起了我们的电视部门。
大家不知道的是，我当年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泰勒·谢里丹拉来拍了《黄石》。谢里丹当时想让罗伯特·雷德福来演，但我说，“你必须找凯文·科斯特纳。”结果这部剧火得一塌糊涂。但后来出了这种事，大家就都把这些功劳抛到脑后了。
记者：你还在和前妻乔治娜联系吗？
哈维：不，我们完全不联系了。她允许我去探望孩子们，对此我很感激。我很抱歉她因为我背上了那么难听的骂名。她对我做的那些事一无所知。我可是个撒谎的高手，去惩罚她的公司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些曾被她装扮得光彩照人的女人们，却在一夜之间抛弃了她。看在上帝的份上，拿点勇气出来吧！
记者：在去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阿德里安·布罗迪深情地表达了他对乔治娜和你的孩子们的爱。这有没有刺痛到你？
哈维：不！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生活中能有个人照应，这是件好事。而且乔治娜因为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我很高兴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记者：还有没有其他不再和你说话的人，他们的沉默让你感到格外痛苦？
哈维：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把我拒之门外了。亲密的朋友、家里的亲戚，那些连饭碗都是我给的人，他们全都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现在甚至都不敢给别人打电话，因为我不想他们因为跟我扯上关系就被“取消”。这是一种极其疯狂的文化，这简直就是麦卡锡主义。我真希望杰弗里·卡岑伯格能接我的电话。还有泰德·萨兰多斯，布莱德利·库珀。我想念这些人不仅仅是因为生意，我们之间有着更深的情谊。但我现在就像感染了“取消病毒”的传染源。剧毒无比。你要是接了我的电话，你也会被封杀。我能理解。我不指望任何人为了我而毁了自己的事业，但还是有几个人愿意冒这个险。当然，我是不会告诉你他们是谁的。
记者：我们现在正处于奥斯卡颁奖季，这曾是你一年中最喜欢的时刻。你曾经把奥斯卡金像奖当成一场残酷的血腥角斗，硬生生把一个沉稳庄重的盛会变成了一场残酷且烧钱的竞争。这是一件好事吗？
哈维：在我踏足那里之前，奥斯卡是由一帮大制片厂把控的。他们只在自己圈子里轮流分蛋糕。是我让那些小众独立电影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他们抱怨我手段肮脏，或者把竞争推向了烧钱的无底洞。去他妈的。我拼尽全力去为那些优秀的电影争取荣誉，仅仅是因为我热爱它们。这难道是一件坏事吗？
记者：你现在还能看这些颁奖典礼吗？
哈维：他们知道我喜欢看，所以以前在北部州立监狱的时候，他们给我弄了台小电视，这样我就能和几个朋友一起看了。
记者：人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在获奖感言里被感谢次数超过你的，只有上帝了。现在在监狱里看这些颁奖典礼，是一种什么感觉？
哈维：我尽量不去想那么多。我只是单纯地为我喜欢的电影加油。尽管今年的这些电影我其实一部都没看过。我们的平板上只有那些过了档期的二轮片。
记者：今年你支持谁？
哈维：这是一场两人的角逐：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和瑞恩·库格勒。我有幸和他们两位都合作过，我和保罗合作了《大师》、我和瑞恩合作了《弗鲁特韦尔车站》。这两位都是业界翘楚。我非常欣赏瑞恩，他绝对是这一行里出类拔萃的。
当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和我制作《大师》时，他来找我商量说，“有没有哪里需要剪掉的？片子太长了。”我看了一遍然后告诉他，“这他妈绝对是一部杰作。我一帧都不会剪。”他是最绅士的人，学院应该宣布他们俩打平手。
记者：你曾经留下一句名言，自封为“这个小镇的治安官”。那么现在，谁是新任的治安官呢？
哈维：首先，我不是那个意思。那只是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当时马丁·斯科塞斯紧跟着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说，“记住一件事，印在纸上的反讽往往会变味。”
记者：有没有哪位高管是你真正钦佩的？
哈维：泰德·萨兰多斯。他热爱电影，热爱纪录片，品味非凡，而且他白手起家建立起了一家公司。
A24的那帮人也很棒，还有Neon公司的汤姆·奎恩，看看他，引进了那些外语片，其中有两部获得了最佳影片的提名。大家一开始看着Neon的片单直摇头，“你就弄了这么些玩意儿？”但他最后赢了，因为他在这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
记者：自你离开后，好莱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裁员和兼并。你如何看待现在的这个行业？
哈维：看到这一切我很痛心。让我痛心的是人们已经不再对电影爱得深沉，不再愿意为了保护它们而奋战到底了。我看到克里斯托弗·诺兰和昆汀·塔伦蒂诺在孤军奋战，我真希望自己能在外面，这样我就能与他们并肩作战了。
这些兼并案真是糟透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电影，而不是越来越少。还有那些短得可怜的院线窗口期，简直是在抹杀这个行业！电影需要时间去发酵和沉淀。
大家总是抱怨我是个恶霸，说我对导演太严苛了。但他们不能否认我对电影的热爱。我深爱着电影，并且我运用我的权力和魄力作为后盾，为电影事业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记者：你的案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运动。抛开你个人的故事不谈，你认为这个行业是否早就该进行一场彻底的清算了？你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运动对社会有好处吗？
哈维：我觉得是的。如果能保护女性免受伤害和剥削，那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记者：那作为引发这场运动的导火索，你作何感想呢？
哈维：这感觉一点也不好。当艾莉莎·米兰诺发起那个话题时，她针对的可不是哈维。她只是开了个头，紧接着所有人就开始针对我了。每一个跟我在一起过的女人，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这简直就是一场向钱看齐的狂欢游行。
记者：我知道你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留下的这笔精神遗产。当你离开人世后，你觉得世人记住的更多会是你的电影还是丑闻？
哈维：我不知道。我希望是因为我的电影。但我真的不知道。可能不会吧。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哈维：不！从来没有！我确实经历过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我绝不会那样对待我的孩子们。
记者：你认为哪些电影会成为你最令人难忘的代表作？
哈维：《低俗小说》和《莎翁情史》，那是我制作过的最具标志性的电影，它们代表了我的两面性。《莎翁情史》代表了所有那些华丽的古装片；而《低俗小说》则代表了那些酷炫的电影。
我最大的遗憾是乔治·克鲁尼导演的《危险思想的自白》。那是一部如此出色的电影，却被我给搞砸了。如果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我一定会买下它的版权，重新发行它。
记者：如果你要把这一切拍成一部电影，你会如何塑造你自己的角色？反派？受害者？还是悲剧英雄？
哈维：三者都有。我确实做过一些有污点和丑陋的事情。但我也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我推动了文化的改变。
我成就了许多人的事业。我对很多人都非常慷慨和友善。我不是受害者，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从自己的种种缺陷中幸存下来的人。
但我现在的处境很艰难，这一点我心知肚明。我必须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因为已经没有其他人会这么做了。
记者：你度过了如同电影般极度戏剧化的一生，拥有过无上的权力、惊人的财富和显赫的名声，随后却迎来了无尽的公开羞辱和身败名裂。坐在这里，我一直在想，这一切对你来说值得吗？如果你能避免这一切并过上平凡人的生活，你愿意放弃那些奥斯卡金像奖和潮水般的赞誉吗？
哈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不过仔细想想，答案是肯定的。在监狱里，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反思自己当初的选择以及你真正在乎的东西。所有的那些奥斯卡小金人和大制作电影，我依然为它们感到无比自豪。
但是现在，它们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能重来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交换。远离聚光灯的喧嚣，抚养我的孩子们，和我的家人呆在一起，那将会是一种美好得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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