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时间看电视，顺便䁖了眼《纯真年代的爱情》，被工业糖精齁一下没啥，更受不了的是把1975年定义为“纯真年代”。才过去半个世纪，那时谈恋爱的人是我的父辈，这些人还在世，影视作品就用滤镜遮掩了那个时代的底色。我的子侄辈们谈起那个时代，越来越多是满眼的怀恋和向往，这类“年代剧”便是造孽者之一。
男女主都有超越那个时代的“粉红色泡泡”，就像sir电影评价的，年代剧“被偶像剧夺舍了”，“历史里的坎坷和灰暗都被抹去”。女主想上大学，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两年前（1973年）张铁生参加了那十年间唯一一次全国高校招生文化考试，他在理化科目上交了白卷，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成了著名的“白卷英雄”，这样的人成了大学生。那时上大学要靠单位推荐，有初中学历即可，并且严格遵循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也就是说当时不存在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而女主却喜欢看莎士比亚，抱着作家梦要去考大学，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无比正常，半个世纪前近乎大逆不道。
剧中还设计了更加小布尔乔亚的桥段，她在男主病床前读十四行诗，看这类书籍在当时要承担多大的风险，恐怕今人难以想象。剧中虽然也设定了她偷偷读，但完全让读者忽略了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的可怕，那种感觉更像是我们上学时偷偷读琼瑶和金庸，怕老师发现，殊不知莎士比亚的作品在那个纯真年代被曝光，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都是灭顶之灾。
女主是个文艺青年，男主则是个艺术加科技青年，负责无所不能的霸总情节。他在那个时代收藏马奈和梵高作品的明信片，这个“罪过”跟女主读莎士比亚相比一点也不小。那张《草地上的午餐》主角可是个裸女，这几张明信片足可以毁了他。结果这位失忆的“英雄”，不仅偷藏，还在房子里画了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女主还题了一首小诗。现代的年轻人们也许会觉得浪漫，可但凡对那个时代有一丝丝了解，就知道这种风格的绘画涉嫌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可能给他们带来何种影响，否则林风眠先生也不至于把自己的作品撕掉冲进马桶了。
我不否认，那个年代也有极个别的人努力寻求个性与自由，但这种勇气对应的是时代风险。阅读和收藏“毒草”带来的压迫感，被剧中的玛丽苏情节消解掉了。冯琳怀疑男女主假结婚，男主提前潜进屋里，把上下铺的痕迹收拾掉，弄出的动静引起疑心，简单说成有老鼠便搪塞过去。冯琳带着主任与科长，半夜冲进男女主的家，结果男主提前预知，两人故意装作二人正亲热，实现爽剧般的“打脸”，让反派尴尬，也制造了笑点。再结合避孕套号码太小、半夜摇床让邻居科长睡不好觉，都在用此类笑料给恐惧蒙上了一层温情。
反派的恶，更像是一些贪心的个体发起的攻击，而不是一种结构性的集体恐惧。个体的恶可以拿来工具化，让反派随时上线、被反击、遭调侃，最后再来个恶有恶报。这种剧作处理方式，恰恰偏离了人人自危的时代氛围。所有的年代困境，都像是舞台上的装饰，有了纯真的爱情，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恐惧都成了舞美背景，不再被剧中人当真，自然也不会被观众当真。
那个时代的丰富度被工业糖精冲淡了，那个激情与恐惧并存，宏大席卷个体，革命叙事和个人情绪存在巨大张力的时代，不该成为霸总甜宠剧的背景板。
我并不主张把年代剧都拍成伤痕文学，但需要对那个时代氛围有基本的尊重和还原。例如同样描写爱情的年代剧《父母爱情》，把男女主放在远离风暴的岛屿上，郭涛饰演的男主万般宠爱，梅婷饰演的女主也能感受到时代风暴，儿子会用出身叙事来指责母亲，她要抛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些高跟鞋都不能幸免。时代洪流的力量，具备碾碎爱情甚至人性的能力。那种强烈冲击必然会影响个人生活，爱情可以在这种艰难中开出坚韧的花来，但不是有了爱情之花整个世界便为你让路。
这便是《父母爱情》与《纯真年代的爱情》两类年代剧最大的差异，前者回溯了时代土壤，让那朵爱情之花开在那个年代，后者是拿一朵塑料花伪装成那个时代的样子。以致于让年轻人对那个时代产生误读，认为那时无比纯真与美好，那些恶都如儿戏一般轻佻，可以轻而易举化解。
部分老年人怀念那个时代，是因为他们戴着青春滤镜，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部分年轻人怀念那个时代，是因为现实显得沉重，便想象出一个曾经存在的纯真年代。仿佛那个年代没有压迫、内卷，不必为了五斗米折腰，却不知道那个年代匮乏到一切凭票，一句话就能戴帽、摘帽，就此改变人的一生。《纯真年代的爱情》里好容易设置一个给科长送电视机票解决哥哥工作的桥段（这便是匮乏时代的寻租），结果男主画假电视机票、被发现，又造了台真电视，这种机械降神的方式像如今的竖屏爽剧，看着挺甜，但曲解和消费了那个本该严肃面对的“纯真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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