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年初六，我去看了吴京、陈丽君主演的春节档电影《镖人：风起大漠》。越剧美女小生陈丽君打出硬核的真功夫，真不简单！把越剧的身段全都揉进了武打里，一招一式，又美又飒。
而更令我感慨的，则是吴京饰演角色的转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虽然有吴京，但还是很值得一看的电影。这部电影一反吴京此前主演的那些电影中宣扬爱国主义宏大叙事的主题，而是反映隋末乱世中体制外小人物、“蝼蚁”们的遭遇和命运。
细细品味一下《镖人》这部电影中的几句经典台词：
“这胡杨林壮丽，和这沙土下的蝼蚁有什么关系？”
“大隋如此强盛，何必跟一个孩子过意不去？”
“这天下该还给天下人了。”
“大局之下，天下谁人不是棋子？”
如果不说这是吴京主演的电影中的台词，你还真以为这些话是出自某位公共知识分子之口。
从以前的《战狼2》爱国叙事的宏大主题，到现在的《镖人》关注乱世中普通人的命运，从热衷于宏大叙事转向关心具体的人，我不知道这样的转变是不是吴京有意为之。不管是不是，我都希望《镖人》成为吴京的转型之作。吴京的电影终于不再局限于宏大叙事的爱国表达，而开始关注个体命运的温度。换句话说，《战狼2》关注的是“大国崛起”，《镖人》关注的是“小民尊严”。
2017年的《战狼2》，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其实，当时无论业内业外都有不少人表达过对电影界“战狼现象”的担忧。2018年1月13日，我在成都博物馆听了著名电影艺术评论家、清华大学尹鸿教授所作的《当代电影艺术趋势》的演讲。尹鸿教授说：“《战狼2》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因为国家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但《战狼2》在国外票房很低，是因为过度夸大了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尹鸿教授还透露，他曾经当面向吴京导演提出过这个问题。
尹鸿教授感慨道：“去年这么好的一部英国电影《至暗时刻》，可惜在中国票房才3000万，而《前任3》票房已达16亿，《战狼2》票房已达57亿。”最后，尹鸿教授得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可见，要有好的中国电影，首先要有好的中国观众。”
而这次，在《镖人》中，吴京不当“战狼”，褪去了“爱国硬汉”的人设，而是当了一个朝廷的“反贼”。就连片中李连杰和谢霆锋饰演的两个吃官饭的角色，都想把吴京饰演的刀马拉回到体制内，但都遭到刀马的断然拒绝。
早在《镖人》上映之前的宣发阶段，就有不少观众因为对吴京的过往印象而呼吁要抵制《镖人》，声称“只要有吴京的电影一律不看”。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就算你要抵制这部电影，也要先看了才知道这部电影好不好啊。如果因为不少人不喜欢吴京，我就昧着良心说这部电影不好看，我觉得我不能做这种“二极管”的事。我们以前不喜欢吴京，是因为他在电影中进行“爱国营销”，但如果因为不喜欢这个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他出演的一切电影，而不管这部电影本身是否优秀，那就与我们自身所主张的自由、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了。就事论事、有一说一、一码归一码地看问题，才是一种真正文明、理性的观念。
这也让我想起在前不久的米兰冬奥会上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一金二银的谷爱凌。谷爱凌遭到了中国的左派人士和美国MAGA党的左右夹击，里外不是人，两面不讨好，受“夹板气”。极左和极右在攻击谷爱凌这件事上达成了高度共识。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美国的MAGA，都抨击谷爱凌的国籍问题，认为她两头通吃，精致利己。中国的左派认为她是个“两面人”，骗中国人的感情，“被资本捧上神坛”；而美国MAGA党则认为她是美国的叛徒，甚至连美国副总统万斯都出来抨击她。这左右两边的人，欣赏的都不是体育比赛本身带来的美，而关注的是体育之外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谷爱凌是全球化时代“无根精英”的典范。谷爱凌作为一名各有一半中美血统的混血运动员，无论她想当中国人，还是想当美国人；无论她想在中国发展事业，还是想在美国发展事业；无论她爱中国还是爱美国，或者两者都爱，或者爱中国更多一些，或者爱美国更多一些，都是她个人的自由。无论左右两边都有人说，谷爱凌不过是为了利益才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可是，哪个归化运动员是单纯为了热爱中国的感情而参赛的呢？正如陈季冰老师在《谷爱凌惹谁了，那么多知识分子不喜欢她》一文中所写的：“一个好的社会、好的世界，不但不应该反对，反而应该给每一个人创造更多像这样能够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只要他（她）没有损害到他人利益。”这不正是自由主义理念本来就倡导的基本原则吗？对一个人，要么全盘赞美，要么全盘否定，要么捧到天上一万丈，要么贬到地下九千丈，非黑即白，二元对立，非极左即极右，就是都学不会一码归一码、就事论事地看问题，无论是“夹粉”“俄粉”“川粉”，这样的认知水平，怎么能成为有文明理念的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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