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上午九点，哈佛大学的Dinda女士和我坐在明月村远家二楼房间里。这个房间此刻是同事们花了半天时间搭建出来的临时录影棚。
黄哈哈打板，开机，《远故事》录影开始。
Dinda坐我对面，开始讲她年轻时的记者生涯和如今的学术研究。她语气轻快，慢慢展开，讲到在香港的十年工作生活，大约第五分钟的时候——
录影棚的玻璃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
一个声音非常清亮地对着我们大喊：
“Good morning！”
那一刻，所有人都有一种被从水里拎出来的感觉，又或者在清晰的梦里，被突然惊醒回到现实。
我、Dinda、三位同事，同时转头，看见贝壳笔直站在门口，手里提个巨大的塑料袋，一脸灿烂的笑。
她早晨从城里的家匆匆赶到村里，显然以为录制还没开始，专程从一楼上来跟Dinda打招呼。她后来告诉我，为了表达热情好客，这一句“good morning”，她还在楼下默默演练了好几遍。
结果用在了最不该用的时候。
和有杏书店的张丰老师录制另一期《远故事》时，他问我，现在录节目和当年在电视台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最大的不同，是不会被打断。
在体制里，灯光师、摄像师、导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特别重要，反而主持人和嘉宾，是最可以被随时中断的。那些年，我的嘉宾经常因为“调光”“摆机位”被打断，刚刚进入状态，就被一句“等一下”，或者导演一声大喊“3、2、1，开始”打回原形。
“说都不会话了”，人是会被吓回去的。所以我一直很讨厌录制被打断。
当贝壳推门而入的那一刻，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
但这个愤怒维持了，大概，两秒钟吧。
因为她站在那里，笑容凝固在脸上，整个人像123木头人的游戏，被定住了。显然她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实在很难继续生气，我把奔涌到嘴边的指责硬生生吞回去了。就在我还在心里做情绪管理的时候，Dinda突然大笑起来。
我也就跟着笑了，说，不好意思，我们只能重来了。你能不能把刚才那段再说一遍，我们从头开始。
Dinda马上说没问题。我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录制结束后，贝壳很认真地向Dinda道歉，而我已经完全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了，反而越想越好笑——那句被精心准备的“good morning”，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精准落在了错误的时间点上。
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十几人的长餐桌。贝壳明显进入了另一个状态。
开餐不到十分钟，她就主动提出要唱歌，还把同事们一个个抓起来，统一站在长餐桌尽头，主要是给Dinda唱《一起走很远的路就成了家人》。我也被抓了上去，略有不适。这节奏也太快了，气氛还没到啊，大家都还没打开，酒也没喝到位。
此后，她成了整张餐桌上最活跃的人：不断开玩笑，继续唱歌，主动敬酒，还时不时夹两句英文，像一个临时被激活的“气氛担当”。整个用餐氛围也确实被她三两下煽动得非常活跃，愉快。
我悄悄对身边人说：贝壳平时不是这样的。我猜，她是因为早上犯了错，内疚，想补救。再加上她今晚要提前离开明月村，大概是想用较短的时间把“主人”的责任尽到。
第二天傍晚，和贝壳在小区楼下湖边散步。我把这个推测讲给她听。她想了一下，说，都不是。
她说，主要是，早上丢脸丢得太大了，反而一下子没有任何包袱了。晚上就可以不要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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