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说话方式，与几乎所有前任都不一样。他那套极具辨识度的表达风格，甚至可能构成他吸引政治基本盘的一部分。
自从《走进好莱坞》偷拍视频事件后，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出一些前任总统连想都不敢想的话。在一个曾因1970年代得知理查德·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爆粗口而震惊的国家里，这种反差尤其显眼。学界曾用“失衡式谩骂”来概括特朗普的修辞风格，强调他反复使用贬损性语言、虚假对等以及排斥性的表达。
更引人注目的是，一项近期研究发现，特朗普频繁使用带有暴力色彩的词汇，尤其是与战争和犯罪相关的措辞，这与美国政治传统出现了激烈断裂。
自美国与伊朗开战以来，特朗普的言辞变得更具对抗性，也更出格。这让他与前任总统在类似时刻的用语差异进一步拉大。这种语言会产生什么影响，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位三军统帅的心态？
几天后，他继续贬损伊朗政权领导人，称他们是“发疯的渣滓”，并表示杀死这些人对他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他还辱骂接替父亲成为伊朗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其“不可接受”，还是个“轻量级人物”。此外，他在一次采访中还声称，自己相信穆杰塔巴仍然活着，但已经“受损”。
美国人并不陌生于总统用强硬措辞描述对手。罗纳德·里根曾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乔治·沃克·布什也曾警告“邪恶轴心”。
但这类修辞很少延伸到对某位外国领导人的人身侮辱。领导人在这类讲话中通常会带着一种情绪：他们明白自己的言辞会令许多人感到恐惧，也承认在战争状态下，生命损失不可避免。
比如，乔治·沃克·布什当时只是表示，美军“活捉了萨达姆·侯赛因”。贝拉克·奥巴马向全国宣布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时，也只是把这位美国本土最严重恐袭的策划者称为“奥萨马·本·拉登、基地组织头目、恐怖分子”。
在发出威胁时，特朗普同样几乎不加克制。冲突之初，他在一次采访中声称，美国甚至还没开始对伊朗“下重手”，“大浪”很快就会到来。
这种说法不仅充满恶毒，也与以往美国总统的措辞形成鲜明对照。过去的总统往往强调对武力使用的节制，并表现出缓和军事冲突的意愿。
他们通常会清楚表明美军的实力，但也努力把重点放在外交与谈判上。奥巴马谈到叙利亚时曾说，“美国军队不会做针刺式打击”。但紧接着，他又要求国会推迟就授权动武进行表决，让政府先继续探索外交选项。
越南战争期间，尼克松表示：“我们要赢得的和平，并不是战胜任何其他民族的胜利，而是那种‘治愈之翼’所带来的和平；它对受苦者怀有同情，对反对我们的人抱有理解，并让地球上所有民族都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命运。”
特朗普关于升级的威胁，也引发外界对平民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担忧。他最近表示，自己“没有动能源线路，因为重建会花上好几年”。
这句话显示他对这类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并非毫无意识。即便如此，早期的总统往往会明确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群体。海湾战争期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曾宣布：“我们的争端不在伊拉克人民身上。我们不希望他们受苦。”
2023年，乔治·沃克·布什还曾警告伊拉克军方与平民人员：“不要摧毁油井，那是属于伊拉克人民的财富来源。不要服从任何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任何人的命令，包括攻击伊拉克人民的命令。”目前仍不清楚，特朗普为何会使用如此暴力、并且与几乎所有美国前任总统语言都相距甚远的修辞。
一项2020年的研究发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言辞往往意在营造危机感，从而动员国内基本盘，或转移国内政治困境带来的压力。也有观察者认为，特朗普会利用、甚至制造国家危机，通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扩张行政权力。当前与伊朗的战争是否属于这种情况，仍有待观察。
1945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向国会发表特别讯息，建议将“战争部”和“海军部”合并为一个“国家防务部”。1947年至1949年间，国会与行政部门落实了这一提议。战后时期，许多国家也经历了类似过程：把部门与部委名称中的“战争”字眼替换为更克制的“防务”。
76年后，也就是2025年，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逆转了这一传统，将“国防部”更名为“美国战争部”。同一份行政命令明确写道，新名称意在表明美国随时准备投入战争。其理由不仅是防御，还要“确保属于我们的东西”。
结合当前与伊朗的战争来看，这些措辞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府思路的线索。它们也促使人们反思政府及其支持者释放出的其他表述，包括所谓“美国湾”、把加拿大视为“第51个州”的说法，以及更为牵强的“特朗普2028”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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