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韩国妻子嫁我9年没回过家，我给她42万回家探亲后失联15年。去银行销户时，柜员却说：先生，有人给您留了言，要看吗？
2026年2月16日，农历丙午马年的除夕。
滨海市的晚风带着海腥味，从对岸的仁川港吹过来，刮在脸上像砂纸打磨过一样粗糙。
陈建国把那件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的旧夹克裹紧了些，伸手推开了二舅赵德柱家的防盗门。
一股混合着红烧肉香气、白酒味和嘈杂人声的热浪瞬间扑面而来。这种属于节日的喧嚣与温暖，本该是让人心安的，对他来说，却像是一场持续了十五年的公开处刑。
“建国来了！快进屋，就等你动筷子了！”二舅赵德柱那洪亮的嗓门在客厅里炸开。
陈建国看见，原本围坐在圆桌旁高声谈笑的几个亲戚，在他出现的那一刻，声音像是被掐断了。他们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躲闪，随即又熟练地切换成那种他早已习惯、却依旧感到窒息的同情。
他扯了扯嘴角，算是打过招呼，默默地在桌角预留的空位上坐下。桌上摆满了丰盛的年夜饭，油焖大虾、酱牛肉、清蒸鲈鱼，热气腾腾。他没有动筷，径直拿起桌上的“古井贡”白酒，给自己的杯子斟满，仰头便灌下了一大口。
辛辣的液体像一条火线，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只有这种灼烧感，才能让他暂时忘却心中那片无边无际的空洞。
“建国啊，”大姨刘桂兰终究是按捺不住，她一边剥着开心果，一边将身体朝他的方向倾了倾，“我听你表姐说，你那片的老厂区宿舍开春就要拆迁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你也别再守着那个破地方了，等拆迁款下来，正经再置办一套。你今年都四十八了，再不找个伴儿，往后老了连个端茶递水的人都没有。”
陈建国握着酒杯的手指收紧了些，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没有作声，只是垂下眼帘，夹起一块鱼肉，机械地送进嘴里，味同嚼蜡。
“就是啊，建国！”二舅赵德柱喝得满脸通红，他放下酒杯，手掌在桌上拍得“砰”一声响，“你大姨说话直，但理是这个理。你说那个……那个金秀贤，走了足足十五年了！十五年，一个孩子都能上大学了！她要是心里有你，有这个家，早就该回来了。我们都晓得你这人重情义，当初把身家性命都给了她……”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话语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嗨！说到底还是你太实诚，把人想得太好了。”
“二舅，喝酒。”陈建国抬起头，拿起酒瓶给赵德柱的杯子续上，试图用这个动作打断他的话。
“不喝！我这心里头堵得慌！”赵德柱却把杯子往旁边一推，酒劲上涌，声音也拔高了八度，“当初我就跟你说过，人心隔肚皮，更别说隔着国界了！那个韩国女人是长得跟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一样，可心也野啊！拿着咱们老陈家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一走了之，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喝西北风，这叫什么事？也就是你这个傻小子，还年年跑去出入境管理局打听，托人去韩国问消息，人家背地里不把你当傻子看吗？”
整个屋子的嘈杂声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所有人的目光，或同情，或鄙夷，或好奇，像无数根细密的针，齐刷刷地刺向他的后背。
陈建国不怪二舅。这十五年里，类似的话他听了无数遍，耳朵早已磨出了厚厚的茧。从最初的暴怒和徒劳的辩解，到后来的麻木与死寂般的沉默，他已经习惯了扮演这个“痴情傻子”的角色。
可他心里的那道伤疤，从未真正愈合。
金秀贤不是那样的人。他比谁都清楚。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她第一次跟着自己回滨海市乡下老家时的情景。那时的土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她穿着一双不合脚的解放胶鞋，踩得满腿是泥，却毫不在意。黑色的长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她回过头，那双清澈的眼睛在阳光下像最纯净的湖水，笑着对他说：“建国，我不累，我们回家。”
那样的笑容，那样的眼神，怎么可能是一个骗子装得出来的？
但现实的耳光，一次比一次响亮。
十五年，那个曾经熟悉的电话号码变成了空号，所有寄往首尔的信件都石沉大海。那个人，连同那四十二万现金，彻底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
“我吃好了，你们慢用。”
陈建国再也坐不住了。他放下手中的筷子，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站起身，几乎是逃一般地离开了那个充满人间烟火，却唯独容不下他心事的屋子。
回到那栋即将被夷为平地的筒子楼，推开门，一股尘封已久的霉味和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屋内的陈设依旧是他和金秀贤生活了九年的模样，墙上那个鲜红的“囍”字剪纸，如今已褪色发黄，边缘卷曲。
他颓然地坐在那张他们相拥而眠了无数个夜晚的双人床上，手掌抚过那个已经被岁月压得扁平干硬的枕头，积攒了一晚上的情绪终于崩溃。
滚烫的泪水，无声地滑落。
“秀贤，你到底在哪儿啊……”
第二天清晨，陈建国被一阵粗暴而急促的砸门声从混沌的睡梦中惊醒。
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是周志刚，他当年的创业伙伴，也是这十五年来，唯一一个从不在他面前提“骗子”二字的朋友。
周志刚手里提着一瓶“衡水老白干”和一只刚出炉的熏鸡，香气在清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诱人。
“老陈，听说你这儿要拆了？我过来瞧瞧，有啥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周志刚大步走进屋，将东西往那张积了薄薄一层灰的方桌上一放，环视了一圈这间陈旧的小屋，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地方，总算是要没了。可这里头，有咱们哥俩最风光，也最落魄的日子啊。”
陈建国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从厨房里找出两个落了灰的玻璃杯，用水冲了冲，给两人都倒上水。
“是啊，要拆了。再不拆，我也没力气守了。”
周志刚拉过一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子坐下，眼神有些迷离，显然是陷入了对往昔的追忆。
“还记不记得咱们刚开始在滨海港口倒腾海鲜那会儿？那是九十年代末，咱俩兜比脸都干净，大冬天在码头跟那帮韩国人验货。零下二十多度，冻得跟三孙子似的，哈出来的气都能在眉毛上结霜。”
“怎么不记得。”陈建国点燃一根烟，烟雾升腾，那些艰苦却充满希望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那时候，金秀贤刚嫁给他不久。
她原本是青岛一所大学的交换生，来滨海市写生。陈建国骑着他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送货，为了躲一个小孩，不小心撞翻了她的画架。一段啼笑皆非的跨国情缘，就此展开。
她不顾远在首尔的家人的激烈反对，义无反顾地在滨海市跟他领了结婚证。
周志刚感慨万千：“那时候秀贤可是咱们圈子里的一道传奇啊。人长得漂亮不说，脑子还好使。咱们俩韩语都是半吊子，跟那帮高丽棒子谈生意，十次有八次被坑。后来秀贤来了，往那一站，一口流利标准的韩语，逻辑清晰地帮咱们分析合同，争取利益。要不是她，咱们那个小小的‘中韩水产’，根本不可能从那么多倒爷里杀出来。”
陈建国沉默地点了点头，心脏传来一阵熟悉的抽痛。
是啊，那时候的日子太苦了。
他们租住在最便宜的地下室里，潮湿阴冷。金秀贤从小在首尔的公寓里长大，哪里受过这种罪，却从未抱怨过一句。
他记得有一次，他跟韩国人喝酒谈生意，喝出了急性胃穿孔，半夜被送到医院。当时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金秀贤二话不说，跑回家把她最珍爱的一幅油画——那是她大学毕业时导师送给她的礼物，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画商，才凑够了手术费。
“建国，说句心里话。”周志刚喝了口水，眼神复杂地凝视着他，“秀贤对你的好，我们这些当兄弟的都看在眼里。她那时候天天晚上等你回家，给你准备好热水泡脚，你那些被渔网划破的衣服，都是她一针一线缝补的。她看你的眼神，是有光的，骗不了人。所以这些年，我打心底里不信她是那种卷钱跑路的女人。”
“可是……”周志刚话锋一转，语气沉重起来，“可是人心是会变的，老陈。那时候咱们穷，她跟着你，可以说是为了爱情。后来咱们生意做起来了，手里有钱了，这人心隔着肚皮，谁又能说得准呢？”
陈建国猛地吸了一大口烟，被辛辣的烟雾呛得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
“老周，别说了。”他嗓音沙哑地打断了朋友，“她没变。”
“你怎么就这么拧巴呢？”周志刚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和惋惜，“你好好想想，她可是整整九年没回过家啊！一个姑娘，九年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心里能没有怨气吗？搞不好她早就想走了，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你倒好，最后亲手把刀递到了她手上……”
陈建国彻底沉默了。周志刚的话，精准地戳中了他内心最深、最痛的地方。
九年。
金秀贤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九年青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奉献给了这个位于中国沿海的小城。
她陪着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变成了小有名气的水产商人。日子越过越好，可陈建国知道，她眼里的光，在慢慢黯淡。
无数个深夜，他都能听见她在卫生间里，借着水流声压抑着自己的哭泣。
她想家，想念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首尔，想念她那个据说十分严厉的警官父亲和温柔慈祥的母亲。
但那时候的他太自私了，生意正处在上升期，每一个合同，每一次谈判，都离不开金秀贤的翻译和斡旋。
他总是抱着她，一遍遍地承诺：“秀贤，亲爱的，再等等，等咱们的公司上市，我就陪你风风光光地回去，买最大的房子给你爸妈住。”
这一等，就是九年。
回忆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将陈建国的理智淹没。
送走了周志刚，他开始动手收拾这间即将不复存在的屋子。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沉重的樟木箱子，打开箱盖，一股混合着樟脑丸和旧时光的气息扑面而来。箱子里，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几件款式已经过时的连衣裙，那是金秀贤最喜欢的几件衣服，但她平时极少穿，只有在过节或者接待重要客户时，才舍得拿出来。
在裙子下面，他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本子。拿出来一看，是一本泛黄的账本。
陈建国颤抖着手翻开，上面用两种文字——中文和韩文，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们当年创业时的每一笔开支。
账本的最后一页，日期永远地停留在了十五年前的那个秋天。
2010年的秋天。
那天，金秀贤接到了一个来自首尔的越洋长途。
电话那头具体说了什么，陈建国听不懂，但他清楚地看到，金秀贤挂断电话后，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灵魂，顺着墙壁滑倒在地，脸色惨白如纸。
“建国……我想回家。”她抬起头，望着他，那双美丽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像决堤的湖泊，“我妈妈病了，很严重，医生说……可能时间不多了。”
那一瞬间，陈建国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痛得他无法呼吸。
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不能再等了。
什么公司，什么生意，什么未来，在生命的消逝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那之前的一个月，他们公司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他们最大的合作伙伴，一个青岛的国营冷冻厂，突然宣布破产，欠了他们一大笔货款迟迟无法追回，导致他们的资金链瞬间断裂，还欠着韩国那边供应商一大笔钱。
公司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加起来，也不过六七万块。
这点钱，对于一趟昂贵的国际旅行，对于一笔未知的医疗费用，对于让她在分别九年的家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简直是杯水车薪。
那天晚上，陈建国在阳台上站了一整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透过玻璃窗，看着卧室内辗转难眠、眉头紧锁的金秀贤，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逐渐成型。
第二天，他瞒着金秀贤，独自一人找到了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个一直觊觎他们韩国供货渠道的孙胖子。
“老孙，我的公司，连同所有的渠道和客户，你接不接？”陈建国双眼布满血丝，开门见山地问。
正在泡茶的孙胖子愣住了，手里的紫砂壶都忘了放下：“陈建国，你没发烧吧？你那个‘中韩水产’可是你的命根子！现在虽然困难，但缓过这阵子，还是能赚钱的！”
“一口价，四十二万。”陈建国伸出四根手指，斩钉截铁，“我只要现金，今天就要。”
在2010年，四十二万，足以在滨海市中心买下两套不错的商品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笔巨款。
但陈建国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孙胖子虽然满心疑虑，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没有理由拒绝。
当天下午，转让协议就签好了。
陈建国提着那个装满了现金的沉甸甸的黑色旅行包，走出孙胖子的办公室时，感觉自己的半条命也留在了那里。
回到家，他当着金秀贤的面，拉开旅行包的拉链，将那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全部倒在了床上。
金秀贤彻底惊呆了。
“建国，你……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你是不是去借高利贷了？”她惊慌地抓住他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
“是干净钱，你放心。”陈建国挤出一个笑容，将她紧紧搂在怀里，眼泪却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公司我转让出去了。咱们不干了，这些年太累了。这些钱，你拿着。二十二万给你妈妈治病，剩下的钱，你给自己和家人买些像样的礼物。回去要风风光光的，别让家里人觉得你在中国跟着我受了委屈。”
“那你呢？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金秀贤紧紧地攥着他的手，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肉里。
陈建国摇了摇头。他的护照早就过期了，重新办理需要时间。更何况，公司转让还有一大堆后续的烂摊子需要他处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没说出口。他不想让金秀贤的家人看到自己这副卖掉家当的落魄样子。他想等自己东山再起，再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堂堂正正地去拜见他的岳父岳母。
“你先回去，照顾好妈妈最重要。等我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我就去首尔找你。”他撒了一个连自己都不信的谎。
金秀贤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在他耳边用生涩却无比真诚的中文，一遍遍地重复着：“我爱你，陈建国，我爱你。”
那个下午，秋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显得格外刺眼。
陈建国亲自把金秀贤送到了青岛的流亭国际机场。
她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陈建国为她准备的各种海鲜干货和特产。她的怀里，则死死抱着那个装有四十二万现金的旅行包。
在进入安检口前，她回过头，深深地望着他。
“建国，等我，我处理完家里的事，最多一个月就回来。不管发生什么，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这是她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金秀贤走了。
那间不大的屋子瞬间变得空旷而死寂，连空气似乎都稀薄了几分。
最初的一个星期，是陈建国那十五年里最甜蜜也是最后的回忆。他们每天都会通好几个国际长途。
金秀贤在电话里告诉他，她已经抵达首尔，妈妈的病情比想象中更严重，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她说他给的钱是真正的救命钱，医生说再晚几天，后果不堪设想。
她说她很想他，想念他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想念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每天晚上都要抱着他的枕头才能勉强入睡。
听到这些，陈建国觉得自己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没了公司，没了积蓄，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她和她的家人平安，他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第十天。
那天，陈建国像往常一样，算好时差拨通金秀贤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却不再是熟悉的“喂”，而是冰冷的韩语提示音，他找人翻译过，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安慰自己，或许是她在医院里忙碌，手机没电了。
第二天，他再打，依旧是关机。
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星期过去，那个号码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一种不祥的预感，如同藤蔓般死死缠住了他的心脏，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开始疯狂地拨打那个号码，白天打，晚上也打，不分昼夜。直到有一天，听筒里的提示音变成了他能听懂的中文：“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陈建国彻底慌了。
他找到了以前做外贸生意时认识的朋友，托他们在首尔的关系帮忙打听金秀贤的消息。
可是首尔那么大，他只知道金秀贤家所在的一个大概区域，连具体的街道和门牌号都说不清楚——以前他们通信，地址都是寄到她家附近的一个邮局代收点。
一个月过去了，杳无音信。
两个月过去了，石沉大海。
半年过去了，人间蒸发。
流言蜚语，开始像病毒一样在滨海市这座小城里疯狂蔓延。
“听说了吗？陈建国那个傻子，把公司卖了换钱给那个洋媳妇，结果人家一去不回，把他给甩了！”
“我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家回到自己的国家，天高皇帝远的，谁还记得你这个中国的穷小子？”
“四十二万啊！我的天，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换成是我，我也跑了！”
这些闲言碎语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反复捅在他那颗本就鲜血淋漓的心上。
他不信，他一个字都不信。
他去公安局报案，接待他的民警同情地看着他，告诉他这种跨国失踪，而且涉及到自愿赠与的大笔金钱，几乎没法立案。如果是她自己有意躲藏，或者……在国外遭遇了什么不测，他们也无能为力。
陈建国卖掉了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又跟周志刚借了些钱，买了一张飞往首尔的机票。
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但他还是去了。他只有一个念头，他要找到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那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里，他像一只无头苍蝇，拿着金秀贤的照片，在明洞，在弘大，在每一个地铁站口，逢人就问。
回应他的，只有一张张冷漠或不耐烦的面孔，和一串串他听不懂的韩语。
身上的钱很快花光了，他晚上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被几个醉醺醺的流浪汉抢走了身上唯一厚实的外套。
在异国的街头冻得瑟瑟发抖时，他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当年金秀贤一个人留在中国，需要多大的勇气。
最后，是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地下通道里发现了他，并将他遣送回国。
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陈建国心中最后一丝光亮，也彻底熄灭了。
回来后，他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病愈后，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他不再跟人说笑，也不再想着东山再起，就在附近的小区找了个保安的工作，日复一日地守着那间空荡荡的老房子，守着那个永远打不通的电话号码。
这一守，就是十五年。
纷乱的思绪被拉回到现实。
这间小屋里的东西，已经被他收拾得七七八八。那个承载了太多回忆的樟木箱子，被他搬到了门口，准备明天让收废品的人拉走。
就在他清理书柜最底层那些落满灰尘的旧书时，一本红色的存折，从一本厚厚的《中韩大词典》里滑落出来，掉在了地上。
陈建国弯腰捡起，拍了拍上面的灰尘。
这是一本建设银行的老式存折，封皮已经因为年深日久而微微卷曲。
他盯着这本存折，愣了好几秒。他认得这个存折，这是当年他和金秀贤刚结婚时，一起去银行开的户。
那时候他们有过一个甜蜜的约定，每个月无论生意是赚是赔，都要雷打不动地往这个存折里存一百块钱，作为他们未来的“养老金”。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再加上金秀贤的离开，这个曾经象征着他们对未来美好期盼的存折，就这样被他彻底遗忘了。
他颤抖着手翻开存折，里面的纸张已经泛黄。最后一笔存款记录，停留在十六年前，账户的余额显示是一千九百五十三块八毛。
“还得去一趟银行才行……”陈建国叹了口气。
老房子要拆迁，所有相关的户口、水电、燃气账户都必须注销干净，不然会影响到后续拆迁款的发放。
虽然钱不多，但终归是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又一个证据。取出来，买两条好烟，或者干脆买些纸钱，烧给这死去的十五年青春，也算是有个了结。
当天下午，陈建国揣着存折和已经有些破旧的身份证，走进了离家最近的一家建设银行网点。
大厅里人声鼎沸，取号机吐出的小票显示，他前面还有三十多个人在排队。
他找了个角落的硬塑椅子坐下，麻木地看着叫号屏幕上滚动的数字，听着周围的人讨论着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的涨跌。
这里是现实的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弥漫着金钱和欲望的味道。
而他，像一件被时代淘汰的旧物，与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漫长的等待后，扩音器里终于叫到了他的号码。
陈建国走到三号柜台前，将存折和身份证从窗口下方的凹槽里递了进去。
“同志，你好，麻烦把这个折子销户，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他对柜台里那个年轻的姑娘说。
里面的柜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看样子是刚参加工作不久。
她接过存折，看到那泛黄的封皮时，好看的眉头下意识地蹙了一下，似乎在嫌弃这东西的古老。
“这么老的存折了啊，磁条肯定失效了，我得手动给您录入账号。”女孩一边小声嘟囔着，一边伸出纤细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起来。
陈建国百无聊赖地望着柜台玻璃上贴着的“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海报，心里盘算着晚上是吃一碗泡面，还是去楼下的小饭馆点个炒菜。
突然，清脆的键盘敲击声戛然而止。
这停顿来得十分突兀，并且持续了将近十秒钟。
陈建国感到有些奇怪，他抬起头，望向柜台里面。
只见那个年轻的柜员正直勾勾地盯着电脑显示屏，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微微张开，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她反复核对了几遍屏幕上的信息，又拿起陈建国的身份证和那本旧存折，来来回回比对了好几次。
“怎么了？是不是账户时间太长，被冻结了？”陈建国的心往下一沉，想着难道这点钱都取不出来了吗？
女孩猛地抬起头，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目光直直地射向陈建国。
她的眼神非常古怪，不再是之前那种程序化的冷淡，而是混合着震惊、好奇，甚至还有一丝探究，仿佛在看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
“请问是陈建国先生本人吗？”她确认性地问了一句。
“是我。”
“您……您确定是要办理销户业务吗？”她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对，销户。有什么问题吗？”陈建国被她这副样子搞得有些不耐烦。
女孩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她在键盘上操作了几下，然后拿起手边的内部通话设备，按下一个按钮。
“王经理，麻烦您来一下三号窗口，这里有一个……呃，有一个特殊情况需要您处理。”
很快，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过来。
女孩指着电脑屏幕，在他耳边低声汇报了几句。
那个被称为王经理的男人，脸色瞬间也变了。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如炬，死死地锁定在陈建国身上，将他从头到脚反复打量了好几遍。
这突如其来的阵仗，让陈建国彻底懵了。
他不就是注销一个只有一千多块钱的存折吗？至于搞得像是在审问一个金融要犯？难道这存折还牵扯到什么自己不知道的经济案件？
“陈建国先生，”经理拿过话筒，语气出乎意料的严肃，甚至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敬意，“这个账户，我们暂时不能为您办理销户。”
“为什么？”陈建国一下子急了，声音也提高了八度，“这里面的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凭什么不能销户？”
经理沉默了片刻，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最后，他缓缓地开口说道：
“陈建国先生，您在十五年前……是不是有一位名叫金秀贤的亲属？”
当“金秀贤”这个名字，时隔十五年，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口中清晰地吐出时，陈建国的大脑“嗡”的一声，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炸弹。他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那一瞬间冲上了头顶。
他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双手死死地扒住冰凉的大理石柜台，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捏得发白。
“你……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她是我妻子！她到底怎么了？”
经理看着他激动到近乎失控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将电脑显示屏的角度稍微转过来一点，让他能够看到，然后用一种沉重无比的语气说道：
“陈建国先生，在这个账户的系统备注信息里，有一条被设置为‘最高权限、定期触发’的特殊留言，根据后台的记录显示，这条留言是在十五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11月份，通过我们在首尔分行的加密系统录入的，它被设置的唯一触发条件是：当账户的联合持有人，也就是您本人，持有效证件亲临任何一家我们的网点柜台办理业务时，此条留言必须向您展示。”
陈建国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2010年11月，那正是金秀贤失联后的第二个月！
“她……她到底留了什么？”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积攒了十五年的泪水，在这一刻终于决堤，瞬间模糊了他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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