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是说服法官的论文而非自我陶醉的爽文|法官|法庭|法院|被告人曾小孩死刑|辩护人|辩护律师|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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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法商CHANNEL）

遇见社会不公，我们要有人敢喊出来：完全寄希望于权力的自我觉醒与纠错基本不可能；面对社会不公，我们还有有话好好说：正义之实现需要激发体制内外各种善意形成合力。——努力争一个“讲理的法庭”，然后“五理通透、六度得体”地增强辩护意见的“悦读感”，进而不断有效拓展“辩点”有效提升辩护词的“杀伤力”，

——题记

导语：辩护词是一个系统性的表达，其核心在于辩点的“杀伤力”

律师的表达，旨在说服裁判者造福当事人，需要打动客户认同律师价值、帮助客户及其家属理性认识案件，乃至期待流传于世、流芳千古。正所谓“自由在高处，功夫在诗外”——无论辩护还是代理意见，都是律师说服法官的论文而非自我陶醉的爽文！辩护词讲究行文结构与遣词造句提升“悦读感”，更要创造性地把握“辩点”切实增强辩护意见的“杀伤力”。

进京重新做律师二十余年来，笔者早期处理的刑事案件均为国企高管或民营企业家涉嫌经济类犯罪案件，基本属于解决投资争端的延伸服务，大多也都有效“消化”在法庭审理之前。而近年来某委的“日益强势”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范围认罪认罚等“时代特色”，与侦查（调查）、公诉、审判机关的交流变得更加重要与不易。在笔者看来，“辩护词”绝非仅仅限于在法庭上发表并经事后整理的书面文件，而是每一次与公检法等办案机关交流的程序性、实体性法律意见的阶段性、综合阐述，是律师整体办案思路的集中展现——广义的辩护词显然理当包括与侦查（调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就撤销案件、不起诉或从轻、减轻乃至免除刑事处罚或根本不构成犯罪的系统表达。有效的辩护，不应该是律师一个人在战斗，专家、媒体的意见都可能构成辩护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仅仅精通刑事法律甚至仅仅精通法律都是远远不够的。

与公检法监等办案机关法律文书相比，辩护词可以更具律师个人风格。诸如行文结构、遣词造句之类书面表达能力，需要随律师长年积累而不断提升，没有捷径可走。

一、解决问题的全新思路与解决方案，是辩护意见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经，笔者的客户牛某某（化名）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虚假注册罪和抽逃出资罪抓捕。经了解，客户系当地唯一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面临被摘牌退市的风险或将影响当地官员政绩乃至地方稳定发生矛盾。该公司原系国企，改制后引进笔者的客户为战略投资人，后迅速成功上市。但其后数年，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笔者的客户因种种原因导致出现刑事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征得客户同意之后，建议地方政府对该上市公司启动司法破产程序，在依法宣告企业破产的同时对企业进行了有效保护，而且通过对债权债务及人员的处理，成功实现了上市公司的“净壳”与各方利益的平衡。在此过程中，我们协调了监管机关，联系了合适的新战略投资人，最终成功实现了企业的破产重整与借壳上市，也消除了客户的刑事风险。

而在处理江南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原董事长鲍某某（化名）受贿一案中，辩护律师通过促成国内某著名企业集团收购该上市公司控股权，通过重组使该困境中的上市公司重获生机，股价迅速有了明显提升，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最终当事人因公司财务问题的缓解获得轻判。

一言以蔽之：

行胜于言！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显然是有效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证据的解读和观点的提出能够影响到合议庭、公诉人

例如，我们在为中部某省属重点国有企业原总裁朴某某（正厅级，化名）受贿、国有公司人员失职被骗一案辩护的时候，发现不仅行贿人、受贿人对于近二十年前行贿、受贿的细节描绘惊人一致，而且受贿人的驾驶员对近二十年前平凡日子里随领导出行时帮领导搬取行李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且与前二人描述完全一致。据此，笔者提出反腐败斗争既要依法，也要符合常理。同时，提交证人对此问题的说明，要求允许证人出庭作证。一审认定笔者的客户构成所谓失职的重要理由与逻辑起点，便是当事人违反“三重一大”事项的规定，未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即对投资人作出利润承诺，由此导致后续1亿元借款无法收回。我们对所谓利润承诺函本身进行认真研究，发现该承诺函只是一个原则性声明，既未承诺具体利润指标，更没有对未达到承诺事项需要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进行约定。对照国务院及省级政府要求，参照《公司法》等相应规定，并不属于需要提交党政联席会议事先研究决定的事项。辩护词旨在严谨立论说服法庭，同时也需要将公诉意见、一审判决的错误之处指出。

在为东南某省属重点外贸企业、某国有控制上市公司董事长张某（化名，正厅级）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一案二审辩护过程中，我们先从法理上论证所谓挪用是无法成立的。当事人的行为更似强令下属公司与其指定的企业进行合作或许涉嫌滥用职权，而我们对二十笔所谓挪用款项进行审计整理后发现不仅没有造成损失反倒略有盈余，因而也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那种无视当事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单单论证被告人不构成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犯罪常常是不够的，完全有必要同时说明不构成法院可能考虑的其他罪名。简单以所谓“辩护人不能充当第二公诉人”的口号式理由拒绝进行更深入的阐述，恐怕未必妥当。

三、专家权威意见成为辩护意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助攻辩护

曾经，我们在江南某地承办了李某某非法倒卖国有土地案。李某某系江南某地产公司持股15%的股东，根据当时形势向当地民企老总项某某借款1亿余元收购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事后提前并连本带息归还了项某某的借款，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和自己开发的困难，将公司股权加价转让给当地有实力的企业家。项某某以诈骗、合同诈骗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未果，遂以侵占为由向法院提起自诉（其基本逻辑在于委托李某某收购股权，但李某某未按约定将股权交由项某某处置而是私自高价转让获利）并被立案。

后笔者向上级法院指出此案法院刑事立案的荒谬和不良后果，当地基层法院于是撤案。但随后，检察机关又以“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倒卖土地”为由提起公诉。针对此种现象，《法制日报》邀请法理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土地法学、房地产行业协会人士、央企总法律顾问等专家就国企以股权转让方式退出地产项目、地产公司股权转让的合法性、刑事措施的谦抑性等问题以本案及其他典型案件为例进行专题研究，相关意见占据了《法制日报》大半个版面。这些意见经律师引用，构成辩护意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该案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结案。

此外，在广东陈某某涉黑案中，著名刑法学专家的意见不仅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也给了法官极大的触动。善用专家学者作为辩护律师的“外脑”开阔视野，作为辩护律师的“外嘴”以提升表达的影响力，也是有效提升辩护词表达份量的重要思路。

四、辩护意见要善于运用民商法及其他专业知识

2021年年底，我们承办的广东某企业家虚假诉讼案被检察机关依法决定不起诉。该案的背景是两位亲戚之间因股权争议十几年来打了十几场官司，从基层法院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一方当事人突然以对方证据系伪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居然立案并经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笔者的客户。该案检察机关最终决定不起诉固然有着诸多原因，如相关当事人民事争议真实存在而非杜撰，如上级检察机关高度关注，但相当重要的一点，便是辩护人与专业鉴定机构合作，指出现有技术根本不足以得出本案中鉴定机构对关键证据作出的鉴定结论，使案件的关键证据无法成立。我们在江西的一起扫黑除恶案件中，虽然同样运用民商法专业知识使二审法院取消了虚假诉讼这一罪名的认定。

我们也曾承办了江南某市“最规范的国企改制案”所引发的刑事犯罪。当事人原系当地副处级官员，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通过MB0方式成为当地一家商业贸易公司的股东，而该商贸公司拥有某家上市公司近3%的股份。当时确定的国企改制基准日为2004年12月31日，2005年5月上市公司决定分红，480万元红利于次月付至改制后的商贸公司账上。后来，地方政府指出该笔款项系2004年分红款理应属于国有，一审认定当事人构成贪污并判处有期徒刑11年。一审辩护人的思路是该笔款项当事人已经向上级领导报告，同时上市公司分红款也是不可能被隐瞒的公共信息，但相关领导矢口否认被告人曾经向其报告。我们在二审中，提出该笔款项虽然名为所谓2004年年度分红款，但相关权责却是发生在2005年5月，理当计入2005年收入由改制后的公司合法拥有，所以不应当构成贪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聘请了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业意见，申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同时，我们也提出了通俗的比喻:即使当事人在2005年5月公司决定分红的前一天收购上市公司股票，也有权取得相应的分红款而无须在意2004年何人持有该部分股票。最终，该案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当事人不构成贪污。——所以，辩护律师仅精通刑事法律甚至仅仅精通法律都是远远不够的!

五、善于援引类似案件权威判决与上级法院尤其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处理意见

最能打动法官的，是类似案件中上级法院尤其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和与裁判逻辑。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不久，我们为某央企原董事长（副部级）提供辩护。当事人受贿超过300万元，但有自首和退赃情节。那么，能不能减轻处罚?我们在辩护意见中专门提供了多份同等级别、涉案金额类似、有坦白或自首情节的案件，这些案件都减轻处罚在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最终，当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在当时，这样的量刑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此类案件的量刑有着“全国一盘棋”式的综合考量，但合议庭与审判法院的意见依然是基础性的。

六、程序性辩护意见格外重要，尤其需要勇气与智慧

笔者的客户杨某某因涉嫌串通投标案被河北警方从深圳抓捕归案。但笔者询问执行抓捕的公安机关，却被告知根本没有这起案件。后笔者得及当事人系某市人大代表，遂前往该市人大常委会了解情况。经过交涉，确定当事人确由前述公安机关执行抓捕配合监察委员会办案后再次前往公安机关交涉，终于得知当事人被监视居住在监察委员会的办案点配合调查。我们与监察委员会联系，被告知监察委员会办理的案件律师无权介人。我们当即提出，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案由是串通投标而非重大贪腐，依法应当允许会见。——经过不断交涉，当事人最终在被关押54天后终于获得自由。

结语：辩护词需要“五理”通透、“六度”得体

最高法院胡云腾大法官曾经提出裁判文书要做到“五理”（事理、法理、学理、情理、文理）通透，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也是对辩护词的理想要求。好的辩词要符合法律文书行文要求，结合案件事实，同时具备律师个人风格，把握好精度（一针见血，准确直击案件核心）、广度（拓展视野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视角）、深度（剖析案件深入、到位）、力度（言简意赅、直指核心）、适度（尽量避免无谓的情绪宣泄）与温度（应有的人文关怀）。具体则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提纲挈领、统领全文

尽可能给辩护词加上个千锤百炼、一针见血的标题，或是努力总结提炼出金句——典型者如斯伟江律师那一句“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让那篇原本平淡的辩护词变得“光芒万丈”——当然，此类“妙手偶得”式的事情要顺势而为，“为赋新辞强说愁”反倒东施效颦了。

二是开门见山、突出重点

尤其那些“穿衣戴帽”式的格式套话没有必要过于冗长地复述。核心问题尽可能放在前面重点论述，把理说透。尽可能不要遗漏辩点，但不宜本着“油多不坏菜”的原则面面俱到，平均分配论述内容。

三是言简意赅，表达适度

律师绝非讲得越多越好，辩护意见也并非越长越好，但务必要根据法官素质与法庭情况尽可能充分表达到位。笔者往往整理出四、五万字的辩护内容，最终归纳出五千字以内的文字。其他内容确有必要，可以质证意见、专家意见、情况说明之类附属文件予以补充。表达适度，最重要的还有“分寸”把握的问题，需要给彼此的交流和案件的妥善处理留下甚至创造必要空间——有些中国式的“可意会难以言传”，也是辩护律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智慧担当。

四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

曾经邓学平律师在张扣扣一案中文彩飞扬的辩护词引发关注与争论，后来才知道他是“第二辩护人”而不能重复前一位辩护人已经面面俱到的法律辩护意见。而不久前笔者作为第一辩护人在西南某起重要企业、知名企业家被控涉黑涉恶犯罪的第一轮法庭辩论中，可以高屋建瓴地就本案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上升到一定高度进行原则性地辩护，而由北大刑法学博士出身的第二辩护人就具体证据、事实进行深入剖析，共同组成完整的辩护意见，就取得相当不错的法庭效果。不同辩护人之间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彼此补台，相当重要——中国律师当相互辉映而非彼此拆台，刑事辩护尤其如此，特别是办案机关“过于强势”甚至明显违法之时，辩护律师理当共同努力去争一个“讲理的法庭”。

五是理性平实，平静从容

辩护词撰写当清思路、循章法、去掉修饰词；围绕证据，论证严谨，表达清晰，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慎言，有据，有度；不强辩，不狡辩，不诡辩；庄重，平静，尊严。

六是把握好辩护的温度

这不仅体现在法庭上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应有的安抚，对当事人从言语、眼神、肢体语言等方面应有的支持，更体现为辩护词不是单纯驳斥更不是意气之争，我习惯于在辩词中尤其结尾处通过坦诚、入情入理的语言文字与法官、检察官形成某种共鸣，唤醒办案人员内心人性的善良与法治的坚守。律师的面子不是在法庭上战胜乃至羞辱对手，而是相互尊重让大家都觉得曾经共同出席法庭是件值得记忆乃至夸耀的事情。——毕竟，取得好的辩护效果尤其避免冤案发生，需要凝聚体制内外各种善意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