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春天，29岁的张云鹏终于踏上了山西晋中的街头。
他身高一米七，瘦得只有110斤，穿着一身宽松的运动装，跟在他身边的，是他56岁的亲生父亲张久成。
父子俩有着一样的瘦削脸颊，眼角都绽着金鱼尾巴似的细纹。
可他们几乎不交流——张云鹏不会说中文，张久成也不会说英语，两个人走在街上，亲密得尴尬，熟悉得陌生 。
这个画面有点魔幻。
一个被跨国领养的孩子，花了20多年才找到亲生父母，团圆本该是热泪盈眶的大结局。
可现实是，这个29岁的男人，在养父母家里只待了3个月就被送走了，辗转于社工机构、寄养家庭，在两种文化之间漂泊了大半辈子。
他找到了根，却发现自己早已是个“外国人” 。
就在张云鹏寻亲成功的消息传开时，另一组数据也浮出了水面：从1990年代起，全球有27个国家领养了超过16万中国孩子，绝大多数是女孩。
这些孩子里，有多少人像张云鹏一样，在被“收养”之后又被“弃养”？
跨国领养，这个曾被无数人视作“二次生命”的制度，背后到底藏着多少被忽视的伤疤？
这事儿得从1998年说起。那一年，张云鹏两岁，他的父亲张久成因为跟人发生矛盾、重伤对方，被判了13年刑。
入狱前，张久成做了个决定——跟妻子离婚，不想拖累她。
张云鹏跟着妈妈徐梅过了两年，但妈妈要打工赚钱，爷爷奶奶又早就去世了，他只能被送到姑姑、小叔、大伯家轮流寄养。
4岁那年，大伯带他去监狱看爸爸，虎头虎脑的小云鹏对着铁窗里的男人咧嘴笑，却不知道那是他亲爹。
后来，张久成听大哥说，孩子走丢了 。
听到消息的张久成，感觉身体里有股热浪往上顶，直冲到喉咙，他“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他怀疑大哥把孩子卖了，可他在监狱里，什么都做不了。
出狱后，他试着找过几次，都没有结果。
他总在想，如果儿子被哪个家庭收养了，日子肯定比跟着自己好，可他最怕的是儿子被人拐走取内脏，或者被打断胳膊拉到街上乞讨——他总看到这样的新闻 。
张云鹏对那段日子的记忆，只剩些模糊的碎片。
他记得被送到沈阳福利院那天，进电梯的时候特别不舒服。
福利院是一栋红白色的楼房，像城堡一样，他住的地方有七个孩子，都睡在地上的竹席上。
他的头发长得几乎能盖住脸，内向得几乎不跟人说话 。
转折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张云鹏8岁，被一对加拿大夫妇选中领养。
这对夫妇60岁左右，男的留着厚厚的八字胡，看着挺和善；女的戴着一副大大的太阳镜。
张云鹏记得，自己看她的眼睛时，害怕得发抖 。
你可能想问：为什么8岁的孩子还会被跨国领养？
一个叫凯伦·怀特的加拿大志愿者后来解释了这个事儿。
她从1999年到2012年在蒙特利尔的一家收养机构帮忙，当年就是她帮张云鹏的养父母办的领养手续。
她说，在加拿大本地领养孩子要等很久，还可能面临孩子被原生家庭要回去的风险，但去中国领养就容易多了，尤其是健康的孩子，很多在18个月左右就被接走了。
张云鹏的养父母年纪大了，中国收养中心建议他们收养一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就把8岁的张云鹏推荐给了他们 。
可领养之后，养父母发现挑战太大了——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孩子还带着过去的创伤，他们根本搞不定。
更糟糕的是，才3个月，这对夫妇就把张云鹏送走了。
要说这件事儿的荒诞程度，得从2006年那个秋天讲起。
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张云鹏住在离蒙特利尔市50公里的圣-拉扎尔富人区，那是一栋尖顶的二层老别墅，房子后面就是森林。
养母是大学老师，养父是退休商人，家里还有两个读高中的亲生女儿。
头两个月，养父母对他还挺好，带他打疫苗，还让他跟之前收养的一个福利院小伙伴住在一起，对方已经不会说中文了。
蒙特利尔是法语区，他在小学里学法语，回家养父母说英语，环境的巨变让他恐慌得不行 。
还没来得及适应，更坏的事儿就来了。
那是他被收养的第三个月，养母在家组织大扫除。
姐姐递给他一个珠宝盒，让他转交给养母，他照做了。
第二天，养母突然大声指责他偷东西。
张云鹏后来回忆这段的时候，语气变得特别低沉，他停顿了几秒，做了个深呼吸，才缓缓说——养母把他锁在了房间里，整晚不让他出去。
他实在忍不住想上厕所，只好打破厕所隔间的纱窗爬进去 。
他觉得养母就是不想要他了，才故意演了这一出。
这件事之后，养母把张云鹏和另一个收养的男孩一起送到了蒙特利尔市的“团体之家”——一个专门收留“问题儿童”的社工机构。
后来张云鹏又被转到一个寄宿家庭。
这个寄宿家庭在蒙特利尔的乡下，一对夫妻专门提供照顾孩子的服务，家里有10个孩子，还养了鸡、牛、羊。
张云鹏在这里住了17年 。
可问题来了——寄宿家庭只是临时托管，他的法定亲属还是养父母。
每隔一段时间，他还得回养父母家。养母依然苛待他，每次都让他穿上纸尿裤待在房间里，不给他吃东西。
2013年，寄宿家庭的女主人玛丽发现问题后，帮张云鹏把养父母告上了法庭，这才彻底断了关系 。
小学里的张云鹏是全校唯一的亚洲面孔。
有个男生比他长得高壮，总是抢走他的午饭扔到墙上，还曾掀起他的裤子，拽住他的内裤使劲往他头上拉，把内裤都扯坏了。张云鹏说：“非常疼。”
也是在那段时间，老师发现他读不进去书，学校判断他有“阅读障碍”。
他读了两年六年级，初中、高中上的都是“学习中心”——专门收这种学习困难的孩子。
从13岁开始，他时常莫名觉得抑郁，甚至想过自杀。
每到冬天，临近感恩节、圣诞节这种家庭聚会的日子，他走在街上，常常就想起不知在哪里的中国父母，心里特别难过。
这些心事，他从没跟任何人讲过。
他说，他从小就习惯了在心里建一个笼子 。
就在张云鹏被寄养、转学、抑郁、被霸凌的那十几年里，他远在中国的父亲张久成，一直在找儿子。
2014年，张久成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登记了寻亲启事，之后十几年里，跟他对接的志愿者都换了好几个，他时不时打去电话问进展，但一直没有音讯 。
直到2025年12月，志愿者给他打电话说儿子找到了。
他以为是骗子。
认亲那天是元宵节前一天，张久成和家人在吉林通化的小区门口等着，他哭着抱住儿子。
他看到儿子瘦得不行，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就穿着一条材质很差的单裤。
他赶紧把儿子迎回家，给他换上提前准备好的棉裤，握住儿子的手，看到他虎口上那枚小小的胎记。“当时心都碎了。”
张云鹏的故事，绝不是个例。
如果你翻一翻跨国领养的历史，会发现这是一个被“善意”包装起来的复杂系统。
从1992年开始，民政部下面的中国收养中心专门负责国际跨国收养业务，对收养家庭有严格的筛选机制——收入水平、犯罪记录、家庭结构，都要考察。
每个领养家庭还要给福利院3000美元的捐款 。
看起来挺规范，对吧？可钱霖亮，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的副教授，2011年在浙江一家福利院做过大半年的田野调查。
他翻阅统计数据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地方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英语水平普遍有限，不会对中国收养中心已审核通过的领养父母再做筛选。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主要是父母在选孩子，而福利院这边基本是“照单全收”。
年龄越大的儿童，去海外生活要面对的语言和文化适应难度也越大 。
凯伦·怀特说得很直接：很多中国孩子是在18个月左右的时候被领养的，年纪小更容易适应新环境、学习新语言。
张云鹏的养父母年纪大了，中国收养中心希望他们收养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于是推荐了8岁的张云鹏。
领养成功后，凯伦和养父母断了联系，几个月后才听说张云鹏被送去了社工机构。
“可能他们还是觉得挑战太大，并且羞于求助。”
翻译一下就是：他们搞不定，就把孩子甩了。
这种事在跨国领养里并不少见。
2026年2月，台湾地区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跨国收养纠纷案。
一位化名“阿芬”的养母，2002年收养了化名“阿丽”的女孩，孩子10岁时被生父以旅游名义带回台湾，从此再也没回美国跟养母同住，双方失联近20年。
法院最后判决终止收养关系，理由是“长期分离、互信基础瓦解，收养制度欲建立稳定亲子关系的目的已无法实现” 。
20年啊。一个孩子从10岁到30岁，就这么在两个家庭之间被“踢来踢去”。
张云鹏好歹还找到了亲生父母，而那些被跨国收养后再次被遗弃的孩子呢？他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一个叫欣然的华人，创办了一个叫“母爱桥”的公益组织，专门帮助被领养的孩子寻亲和寻找文化认同。
她做过大量调查，发现在全世界有27个国家领养了16万中国女孩，绝大多数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谁带到这个世界的，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
欣然说，这些孩子被领养时拿到的档案，很多信息不准，有的甚至完全虚构。
出生地的拆迁、人口流动记录的残缺、寻亲系统不完善，让寻亲变得极其困难。
她形容那种状态：“每天都像在黑暗隧道里摸索，前面也许有光，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但你不能停，因为孩子在等答案。”
张云鹏的故事，把这些藏在数据背后的伤痛，变成了一个人能真切感受到的孤独。
他找到了亲生父母，但他几乎不会中文，不管是加拿大还是山西，他都是个陌生人 。
你可能会问：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还要领养？为什么还要寻亲？
对养父母来说，领养一个孩子，有时候是出于善意，有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凯伦·怀特说得很直白：在本地领养孩子要等很久，还可能被原生家庭要回去，但去中国领养就容易多了。
这种“容易”，某种程度上是把孩子当成了“更容易获得的商品”。
张云鹏的养父母，可能最初也以为自己能搞定一个8岁的孩子，可当挑战来临时，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的处理方式——送走 。
对张云鹏这样的被领养者来说，寻亲也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家产，更不是为了报复。
今年1月，一个叫王梦洁的女孩，从荷兰发来寻亲信息。
她2001年3月出生才4天，就被放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长椅上，3岁时被荷兰养父母领养。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生气，也不悲伤，只是想知道根在哪里。”
王梦洁2010年和2016年两次跟着养父母来内蒙古寻亲，张贴海报，去福利院问线索。
她把自己的DNA录入了中国国家数据库，还有MyHeritage、23魔方等多个欧洲数据库，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她说，找到亲生父母最想做的事，是告诉他们：“我现在过得很好，我不怪他们，反而很感激能有机会认识他们。”
张云鹏也一样。他找到父亲后，总是把“你好”“谢谢”“我爱你，爸爸”挂在嘴边。
张久成说，忙碌一天后，张云鹏总是倒头就睡，连衣服都不换。
母亲徐梅注意到儿子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问他多久刷一次牙，他说两三天刷一次。
这些细节里藏着一个漂泊者的生存痕迹——他习惯了不给自己添麻烦，也习惯了不去期待什么 。
说到底，跨国领养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初衷，而是后续。
孩子被领走之后，谁来跟踪？谁来负责？出了问题谁来兜底？
张云鹏被送进社工机构之后，加拿大的社工系统接住了他，但接住的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
他住进寄宿家庭17年，有饭吃，有学上，但没有人真正关心他心里的那个笼子 。
2026年3月，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启动了一项调查，要审查数百起跨国收养案。
韩国在几十年间向欧美送走了20多万儿童，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医院、产房、收养机构串通一气，强迫单身母亲放弃孩子，有些母亲不愿跟孩子分开，就被记录为“有问题和精神病”，然后孩子被强行送走 。
这些“被迫放弃”的孩子，和被拐卖的孩子、被遗弃的孩子，其实命运是相通的——他们都成了制度运转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一个“人”。
张云鹏的故事，最后定格在山西晋中。
29岁的他和56岁的父亲，穿着同款运动装，走在同一条街上，却像两个世界的人。
父亲不会用翻译软件，儿子不会说中文，团圆的热闹过后，留下的是一屋子沉默 。
他那个随身背着的挎包里，装着护照和其他证件，从不让人碰。
张久成说，这是漂泊的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 。
曾经的“跨国领养”，被无数人描绘成“二次生命”“命运转折”。
可对张云鹏来说，这20多年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漂流——从沈阳福利院漂到加拿大富人区，从养父母家漂到社工机构，从寄宿家庭漂回山西老家。
他找到了亲生父母，却发现血缘不能自动填补20多年的空白；他会说“我爱你，爸爸”，却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聊一句家常 。
“母爱桥”的创始人欣然说过一句话：对很多被领养的孩子来说，“我从哪里来”的答案，并不一定是父母的名字。
它也可能是一堂中文课、一幅画作，或者一段回乡之旅。
她说：“我们的目标不是给出所有答案，而是告诉孩子们，他们并没有被世界遗忘。”
张云鹏的下一步选择，将考验这个制度还能不能修补那些被撕裂的伤口。
对跨国领养来说，真正的善意不只是“带走”，更是“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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