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为洪昇带来巨大声誉,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就在这部传奇问世的第二年,因为演出而惹出的一场大祸彻底改变了洪昇的后半生。灾难所及,从作者到看客,竟然株连好几十人。这起演出事件不但成为当时人的谈资,也成为后来研究者争相破解的一桩谜案。
清代戏曲家洪昇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上旬,正是《长生殿》风靡京师之时。在一片赞赏声中,作者劳瘁多年的苦心终于得到回报。京中著名班社内聚班因为首演《长生殿》而声名大噪,收入颇丰。伶人们对洪昇十分敬佩和感激,都想找个机会报答他。恰值洪昇生日刚过不久,他们便以祝寿为名,专为作者演出一场《长生殿》,并希望作者广邀京中名流前来助兴。为了使这次演出活动更热闹,受邀者商定每人拿出一笔贺金。这样一来,看戏就与酒宴合为一体了。演出在太平园(又名生公园)举行。这真是一场盛会,事前已经广为宣传,届时园内又收拾一新,张酒治具,丰盛异常。锣鼓开场,歌喉婉转,行头动人,幻景时现,剧情更是动人,观者无不动容,一时不知是天上还是人间。第二天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京城,没有亲临现场的名流无不为没能身临其境而懊恼。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一场阴谋也在酝酿之中形成了。
朝中有一位给事中,名叫黄六鸿,此人工于心计且巧于仕宦,他因未膺太平园盛会之邀而衔恨在心,观戏诸公的沾沾自喜更令他恼怒。黄六鸿本是外省知县,在他调任京官时,曾经以土产和自己的诗作遍送京中名人。礼物送至赵执信处,执信少年得意,十分高傲,一见诗稿写得不入流,就写了一张回柬:“土物拜登,大稿璧谢。”黄六鸿见诗稿被退回,大为恼怒,对赵执信恨之入骨。听说赵执信也被邀请参加《长生殿》演出盛会,这更勾起他的报复心理。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一箭双雕的报复目的呢?原来机会就在眼前。孝懿皇后在上月病逝,按照朝廷惯例,臣子须戴孝二十七日,其间不得张乐。而太平园盛会正巧在这国忌日之内。于是黄六鸿便以“国恤”张乐为“大不敬”的罪名,上了一本。康熙圣旨下,着刑部逮洪昇入狱,并拘审内聚班伶人。势头来得甚是猛烈,与会者人人自危,惴惴不安。刑部很快就有了处理结果:洪昇由国子监除名;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台湾知府翁世庸、翰林院检讨李澄中,均受革职处分;监生查慎行、陈奕培也除名。编修徐嘉炎因上下打点而得以幸免。此案中,士大夫及诸生被除名者近五十人。有陈某者,已经出都到了良乡,听说太平园盛会,赶紧星夜赶回,等他刚到戏园门口,戏已散场。他趁洪昇出来送客之机,作了一揖,聊表敬意,谁知竟然也被牵连削籍。
演《长生殿》之祸一时轰动京城,各种说法纷至沓来,但舆论和同情始终站在洪昇一边,正如朱彝尊送洪昇诗中所说:“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人们都在为这位大艺术家无辜受害而深感不平。当然对于这一轰动事件的真正起因有很多猜测,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一突发事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却颇为耐人寻味。第一,大狱确因黄六鸿的奏章而起,虽说未被邀请使他心生嫉恨,而当年遭到赵执信的揶揄也可以成为其报复的理由;但黄六鸿是个狡猾的家伙,又深谙官场内幕,他是否敢于完全出于个人恩怨,不考虑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下此毒手?从其为人来看,他这种首鼠两端之人,要么是受了某些人或者某一政治集团的暗示或怂恿,要么是已觉察到《长生殿》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否则他是不敢贸然上本的。而且这两种可能性都可以使他的报复得逞,并且使他在政治上捞到好处。第二,大清律上虽然有国忌日不准张乐的明文规定,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并不严格,不然的话,洪昇及其友人岂敢冒此风险毫无顾忌地演戏?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清廷为什么偏偏以演剧为由处罚那么一大群官员呢?很显然,上述两点都与洪昇及其《长生殿》有直接关系。而当时很多人正是从作家与作品两个方面来推究事件的起因的。
清代线装木刻《长生殿》
先来看剧本方面的原因。洪昇的好友毛奇龄在为《长生殿院本》所写的“序”中说:“有言日下新闻者,谓长安邸第,每以演《长生殿》曲,为见者所恶。”“长安邸第”是指京中达官贵人之家,“为见者所恶”是说它一直被一些官僚讨厌。由此看来,《长生殿》得罪的就不是某个人了,而是一批有势力的人或者集团。洪昇的至交李天馥也用另一种方式点出了这一问题:“无端忽思谱艳异,远过百首唐宫词。斯编那可亵里巷,慎毋浪传君传之。揶揄顿遭白眼斥,狼狈仍走西湖湄。”诗中的意思是《长生殿》本不应该公布于世,所以洪昇是因“浪传”而获罪。李天馥混迹官场多年,经验告诉他这部作品一定会使一些人不高兴。洪昇的另一位至交王泽宏就说得更明白了:“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他直接点出《长生殿》引起了某一政治集团的愤怒,是他们不肯放过这位作者。
那么《长生殿》里哪些东西犯了“朋党”的忌讳呢?剧本卷首有一首杜首言的诗写道:“开元盛事过云烟,一部清商见俨然。绣口锦心新谱出,弹词借手李龟年。”《弹词》是《长生殿》中的一折,写李龟年在安史之乱后,于流落途中抒发兴亡之感。杜首言认为,洪昇是在借李龟年之口,抒发自己胸中的兴亡之恨。张奕光在《书洪昉思先生〈长生殿〉传奇后》中说:“长恨有歌悲国破,返魂无术少仙游。伤心最是铃淋语,读罢常呼大白浮。”回文诗的特点是既能顺读也能倒读,此诗拿来倒读就更有趣了:“浮白大呼常罢读,语淋铃是最伤心。游仙少术无魂返,破国悲歌有恨长。”最后一句最为关键,点破了洪昇在《长生殿》中寄托着国破之悲伤。无独有偶,当时很多谈到《长生殿》之祸的文字,都认为剧中充满了兴亡之感,而这才是致祸的根芽。在洪昇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所谓兴亡之感实际上就是一种故国之思。洪昇是一位民族意识很强烈的文人,只要翻开《长生殿》立刻就能感受到这种情绪。比如《骂贼》一出,乐工雷海青大骂胡人安禄山:“恨仔恨泼腥羶莽将龙座渰。”《弹词》一出中李龟年描述安禄山攻陷长安后的情景:“叹萧条也么哥,染腥臊也么哥,染腥臊,玉砌空堆马粪高。”人们很容易将这些话与清兵入关取代前明政权联系起来,既然汉族人能够看得出来,那么满族统治者岂能嗅不出其中排斥的味道并感到十分不快?不仅如此,洪昇还借雷海青之口将那些投降安禄山的汉官骂了个狗血淋头。如果仅仅是骂古人也就罢了,洪昇的矛头分明是指向那些降清的汉官。在“长安邸第”中,有一大批因为降清而飞黄腾达者存在,他们对于这种令人难堪的骂詈又岂能无动于衷?《长生殿》中不合时宜之处何止这些,洪昇的门人吴作梅在谈到乃师的创作意图时说:“先生有龃龉于时宜者,姑托此以佯狂玩世。”这就点明了洪昇的这部力作是其思想反抗的一种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长生殿》中“龃龉于时宜”的思想才是作者获罪的主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背景也很值得注意。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之一查慎行在后来说:“饮酒得罪,古亦有之。好事生风,旁加指斥,其击而去之者,意虽不在苏子美,而子美亦不免焉。”毛奇龄在《长生殿院本序》中也说出这一层意思:“或曰:‘牛生《周秦行纪》,其自取也。’或曰:‘沧浪无过,恶子美,意不在子美也。’”梅庚也坚持这一说法:“会饮征歌过亦轻,飞章元借舜钦名。”上面三家都用了苏舜钦(字子美)的典故。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宋朝著名诗人苏舜钦,娶宰相杜衍的女儿为妻。杜衍与范仲淹正在朝廷中进行革新。以御史中丞王拱辰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十分不满,伺机反扑。此时苏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二人借进奏院祭神的机会,将院中卖废纸的钱用来延请宾客,席上还有妓女侑酒。这种事情在当时本来算不上什么,但王拱辰等为了打倒杜衍和范仲淹,便借此大做文章,上本劾奏。结果苏舜钦与刘巽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被革职,与会诸名士被逐者十余人。王拱辰得意地说:“吾一举网尽矣。”
人们将《长生殿》事件与苏舜钦事件相提并论,其意无非是想说《长生殿》之祸同样具有党争的背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把它放到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做进一步的考察。康熙二十七年(1688),江南道御史郭琇在左都御史徐乾学的授意下,上书参倒了大学士明珠等人。北党失势,以徐乾学和高士奇为首的南党掌握了朝中大权。北党岂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全力反扑,高士奇和徐乾学先后被赶下台。洪昇与南党的关系较密,在《长生殿》出事前,他与徐、高二人常有唱和。徐、高失意后,他们之间继续往来,其中洪昇与高士奇的感情是很深的。这样看来,《长生殿》事件由南党挑起的可能性不大。既然剧本内容最容易引起满族官僚的反感,那么由北党发难,并借此动摇南党的地位,就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了。再从因为观演《长生殿》而被处罚的官员来看,他们清一色全都是汉族人,其中很多人又与南党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打击他们显然会对南党造成不利的形势。于是他们也就共同扮演了苏舜钦的角色。
本文节选自戏剧史论家、剧作家孟繁树所著的《中国清代戏曲史》,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
《中国清代戏曲史》(上、下卷),孟繁树/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5年11月版
来源:孟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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